库尔干梯木和克孜勒德拜的佛塔

第一节　库尔干梯木和克孜勒德拜的佛塔

前面回顾的关于喀什噶尔的早期记载里都没有明确提示过其都城的位置，不过我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文献记载表明，公元16世纪早期的喀什噶尔城位置和今天的一样。因为文献作者米尔瓒·海达尔对这一地区极为熟悉。

米尔扎·海达尔在《拉施德史》中说，喀什噶尔在提曼河（今吐曼河）边，从地图上看，吐曼河绕着城东北与西北边流淌。他把喀拉塔孜滚（在喀什噶尔方言里，塔孜滚是河的意思）放在南面，位于喀什噶尔和英吉沙的半途上。这些都与喀什噶尔现在的情况完全一致，有疑问的那条河流（也叫喀拉苏）仍然被认为位于两城之间的半路上。

米尔扎·海达尔他还告诉我们，提曼河在米尔瓒·阿巴·巴克尔摧毁的喀什噶尔古城堡和他在河边建的新城之间。米尔扎·海达尔曾于公元1514年参与推翻米尔瓒·阿巴·巴克尔统治的行动，他在其他地方提到这座新城的时候告诉我们，新城是米尔瓒·阿巴·巴克尔被推翻之前不久建好的，可以容纳1000名骑兵和步兵。考虑到这座堡垒是在7天之内建成的，后来它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既没留下遗址，也没留下历史资料，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可以假定，它以前应该位于现在喀什噶尔城的西北，在河的左岸与现在的西北城墙隔河相望。此外，“库尔干”（意为要塞——译者）这个名称，仍被用来指河左岸的城郊。正是因为位于这片郊区的附近，后面要讲到的佛塔遗址才被命名为“库尔干梯木”。

米尔扎·海达尔非常了解喀什噶尔，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喀什噶尔度过，那时他效忠于萨依德·汗苏丹，萨依德是继阿巴·巴克尔之后的统治者（公元1514—1530年在位）。他对喀什噶尔和邻近地区的综合介绍，虽然是在他离开喀什噶尔很久，成为克什米尔统治者之后写的，但仍然充满着浓厚的个人回忆色彩，当然对细节的描述都应该是可信的。如果他没有赞美过喀什噶尔水果的甜美和丰盛，他也不会成为一个莫卧儿统治者。但我们可以看出，在他描绘喀什噶尔的生活特点的时候，字里行间包含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凡是在喀什噶尔生活过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很难不被感动的。

城市里的人们到了喀什噶尔会认为这是一座野蛮的城市，而来自草原的人们认为她是一座优雅的城市。她是一个介于城市天堂与沙漠地狱之间的炼狱……概括地说，她没有人间的不和，没有铁蹄的践踏，她是满足的人和富人们的世外桃源。伟大的幸福在虔诚的人们心中不断滋长，这是由两位以前在这里生活过的神圣的人带来的。我见过很多这样虔诚的人，其中两位说道，从喀什噶尔移居到别的城市的人们再也找不到内心的安宁，他们会懊悔地回忆起喀什噶尔。这是最高的赞誉。

由此可见，上述信息应是极为可信的。看来没有什么与此相反的证据或传说，这已足能支持这种假定。不过更幸运的是，无疑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代遗迹的存在直接地证明了这个地点的久远历史。

此类古代遗迹包括位于吐曼河左岸附近、与城市的西北面相对的大的毁损砖土堆库尔干梯木和位于克孜勒河左岸、距城的南部约2英里、较库尔干梯木为小而更加破败、被称为克孜勒德拜的砖土堆。这些砖土堆的真正性质是古代佛塔的遗存。

这第一个遗迹名称中含有一个和所有其他这一类土堆一样的普遍使用的突厥字“Tim”（即土堆），不过是由于它接近库尔干近郊，所以被特别地称为库尔干梯木。它的高度和位置使它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物体。砖土堆隆起于吐曼河河床北面陡直的黄土岸旁较短距离处。由于河床的宽度和南岸较低的水平位置，在相当远的距离外就能看到它。它的位置在城的西北墙之外，距离城墙约1英里。砖土堆顶端距周围地平面70英尺。但是检查一下砖土堆南面脚下的侵蚀地面就会发现，从现在能够发现的最底层结构算起，砖土堆通高85英尺。

从远处看去，这个建筑显得像一个大略的半球形。如作近距离观察，它的现状则是一个相当破败、没有什么形状的砖土堆。它的表面大部饱受风雨侵蚀，残缺不全。图15中的底层平面图试图区分出砖土堆中土坯建筑垒砌仍能被找到的部分，和其他那些由于外部残缺而在表面上显得与自然黄土河岸几乎没有区别的部分。砖土堆北面如同图16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整个上部几乎是一个垂直切面，看来像是人工破坏造成的，或者是地震造成的。因此暴露出来的表面使我们很容易确认整个砖土堆最初是用大块土坯，以薄灰泥作为黏和材料而有规律地砌成的。它的南面显然衰败得较为缓慢，所以表面上没有露出那么多原初的建筑痕迹。

整个结构毁损程度很大，所以我们不可能确定砖土堆的原初尺寸和建筑特征。毫无疑问，这个遗迹原是一座佛塔，它引人注目之处也许是半球形的大穹顶。但是穹顶之下必然存在的底座形状和尺寸如何，穹顶中心何在，对这座砖土堆的勘测已经无法提供明确的数据。根据我后来在新疆察看的所有其他佛塔遗迹来判断，基座很有可能是正方形的，有三层。不过，平面图却显示出，现在能够找到的地面之上砖石结构的遗存部分已有相当程度的偏移，东西测量最大距离是160英尺，而与之相比较，南北距离仅为130英尺。想要找到佛塔底座的最初形状和尺寸，主要困难在于整个结构的外表面完全毁损，而且在软质土坯砖的碎堆里，无法区分哪些是留在原初位置的砖石，哪些是因穹顶内的断裂而掉落到目前所在的较低位置的砖石。此外，砖土堆周围地表的上升无疑也增加了确定原始基座的困难。

仔细检查周围地面可以发现，在砖土堆的西面和南面能够找到最底层的结构遗存，位于周围地表之下15英尺。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经被开垦为耕地，与砖土堆其他部分的底部相连。在几个不同侧面上暴露出来的遗存最低处的水平高度并不相同，这显然地是由于侵蚀作用造成的。这种侵蚀在西面和南面造成宽25～40英尺的小的深沟，这些深沟在土堆的陡岸上排成一排。通过检查这些小深沟的形成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侵蚀本身主要是由于水的作用。土堆上的降水绝大部分流向西面和南面，从它的斜坡中汇集的雨水能够产生足够的力量冲走那些砖石结构下面不易溶解的松土，或阻止土壤的逐渐累积。风力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成了这种侵蚀。不过，在塔里木盆地的垦区，风力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普遍，不像在绿洲镶边的大片沙漠地区里一样能够鲜明地改变地貌。所以在这里，风蚀的作用不太容易估算。

佛塔北面和东面的平地上积累的土壤要高出原有地面至少15英尺。关于这一点形成的原因，我们已经有较大的把握。我在塔里木盆地发现开垦地的地平面普遍显著升高，这是第一个例子。我后来在和田地区的观察，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种长高是存在的。在约特干遗址，古代和田都城的文化地层埋在冲积层以下9～20英尺的深度。我在那里进行的考察，以及罗兹教授对那里的土壤样品进行的微观分析，都表明了那些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开垦中的土地表面之所以升高，是因为灌溉用水中携带的淤泥所致。此外，还应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灌溉地区的土壤积累是由于亚空气沉积所致（即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塔克拉玛干的空气中充满的大量灰尘的沉积）。

关于土壤在初始地面上沉积的问题，库尔干梯木与和田绿洲古代遗址所处的当地环境条件在所有基本方面上都很类似。吐曼河左岸肥沃的冲积地全部处于高强度耕作之中。需要的水能够由城上方某一距离处引出的灌溉渠提供。通过细致规划的渠道网，水就在春夏之际频繁地被引来浇灌高高的河岸上向北延伸相当距离、被精心开垦成梯田式的田地。河流在急速通过山岭的风化外层时会冲下大量的细碎泥沙，所以无论何时，我见到的河的颜色都是浓稠的红褐色或巧克力色。这些淤泥的大部分在通过灌溉系统的“乌斯唐”和“阿里克”时仍漂浮在水中；直到水流到田野中被土壤吸收后，淤泥才最终沉积下来。这种沉积发生得频繁而有规律，淤泥本身又是细密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在库尔干梯木及和田绿洲其他地方的开垦田野中所见到的因侵蚀而暴露出来的土质河岸完全缺乏分层。我们应该看到，对于覆盖着古代和田都城碎石层的很厚的肥沃土壤层，上述论述同样适用；而且它确证了这些土壤的来源。

其实，在其他地区的同样状况使我能够解释库尔干梯木附近地表升高的原因很久之前，其他一些证据已经使我意识到了土壤沉积的事实。我第一次访察那个砖土堆时，马继业先生曾写给我一封信，说自从他1890年到达喀什噶尔之后，就可以在废墟附近当前地面之下几码处的土壤中发现一些古代陶器的碎片和一些土制大瓶罐。看来这些发现的地点是在砖土堆南面被蚀土壤中的某处。不管它们的年代怎样，这些物品在特征和保存方式上都与约特干文化地层中获得的陶器碎片、赤土陶器等相同。

因为不同地区必然有不同的环境因素，古代遗迹周围或之上地平面的升高程度本身并不能标示出准确的相对年代。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不管怎样，15英尺的地面升高也与下述结论不相冲突，即库尔干梯木佛塔被废弃和附近紧邻地区开垦为农田发生在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之时。因为在约特干，冲积土壤的覆盖层厚度为9～20英尺，那里发现的钱币也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宋代（公元960—1126年）。在砖土堆周围进行发掘也许可以发现直接证据，看出佛塔晚至什么年代还在作为崇拜的对象。但一系列实际的考虑阻止了我实施这种发掘[1]。

尽管不能亲自发掘，很幸运的是，遗迹暴露出来的部分本身就表明了这个结构在被废弃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它的东北面，穹顶的断裂几乎是垂直的，因此很容易辨认出坚固的砌造结构的内核与外部覆盖层之间相距35英尺。图17中复制的从砖土堆西北面拍摄的照片明确地显示出内部的半球穹顶和外部覆盖层的接合线，在底层平面图中用A表示出来；在照片中用一个10英尺的杆标示。毫无疑问，砖石结构的外层覆盖是后来某个时期修缮的结果。这样，最初的土坯穹顶就被更新的结构包裹起来并因此增大了。旁遮普西北著名的马尼亚拉佛塔的建筑和其他一些例子证明，佛塔经常用这种方式修缮和扩建。

这座佛塔由于外层覆盖层所提供的保护，原初穹顶的轮廓才能清楚地找到。根据照片提供的图像判断，最初的穹顶接近半圆形。图16中用字母C标示的近表面的点向砖土堆内部延伸成一条水平线，其上的某点应为穹顶的中心。从照片上进行测量，最初的半圆穹顶半径可以假定为约37英尺，加上外部覆盖层的厚度（在东北面看至少有13英尺），我们可近似地估计，扩大后的穹顶半径约50英尺。假定它也是半球形的，和最初的穹顶一样，那么它的高度就应不少于50英尺。

这个扩大后的穹顶的最上部无疑已因坍塌而消失。即使不考虑由此损失的高度，现存残迹的底座上支撑的穹顶高度也有50英尺。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那么这座佛塔的穹顶与底座的比例就与我在塔里木盆地考察过程中考察的所有其他佛塔构成了强烈对比——那些佛塔的穹顶部分通常只占整个结构高度的三分之一。不巧的是，毁损佛塔中保存得完好而可以精确测量的部分太少了，而且它们分布得太广，所以从上述结构比例方面的差别并不足以得出可靠的考古年代顺序方面的结论。这样，仅仅留下了最初穹顶为半圆形这一点能够作为年代相当久远的一个证据。

上面确定的近似尺寸表明，库尔干梯木佛塔即使在原初形式下也一定在尺寸上超过了我在西起喀什噶尔东至安迪尔的地区里能找到其遗迹的所有佛塔。如同那些佛塔一样，库尔干梯木佛塔也是由土坯有规律地水平垒起的。最初的穹顶所用的土坯，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只要我们能以近似的准确性在其原始位置上进行测量，都是底面平均18英寸见方，厚5英寸；而外层覆盖部分的土坯在尺寸上就没那么均匀，整体上说来较小些。所用的材料同样都是塔里木盆地绝大部分地区随处可见的黄土。不论是晒成土坯还是直接砌成坚固的泥墙，这种黄土至今仍是新疆各地使用的建筑材料。制作土坯的方法是在要建造的房屋附近挖泥坑，在泥坑中混合一定比例的干草和谷糠。许多个世纪以来，这种制作土坯的方法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不过现在所用土坯的尺寸较前伊斯兰时期建筑中的要小多了。

喀什噶尔紧邻地区的第二个古代遗址在城的南面，就在克孜勒河旧的左岸上，它的名称克孜勒德拜（意为红色的砖土堆——译者）很可能就源于此[2]。它距城墙东南面最近的点约2英里，而克孜勒河和吐曼河交汇处大约就在下面1英里多的地方。遗迹包括两个位置很近的砖土堆，如图18所示。较大的砖土堆在材料与建筑方面与库尔干梯木遗迹非常相似，但远没有那么高大。现存的砖石堆仅高出周围田地平面27英尺。

这座砖土堆无疑也代表着一座古代佛塔的残迹。因其上部完全颓败，我们无法估计穹顶的尺寸和形状。不过在这里却相对比较容易发现底座的轮廓。看一下平面图就可以明白，这个底座最初是一个大略朝东的长方形。以实际暴露于周围田地水平面之上的遗存结构的最底层计算，东西长约130英尺，南北宽约108英尺。但必须注意的是，南面的耕地向河岸边陡峭地倾斜，河岸距砖土堆脚下仅25英尺，却比耕地的高度低20英尺。因此，这个建筑结构最初极有可能在这一面上延伸得更远，只是它远离中心、暴露于侵蚀作用之下的部分已经滑下了那条陡坡，没有因周围土壤的抬高而被保持在原处。考虑到此地的这一特殊形态，这座佛塔的底座很可能最初是正方形的。

被耕地包围的那块三角地地平面实际增高了多少，不经大范围发掘无法作出正确的估计。不过增高的原因与上面库尔干梯木情形中的原因相同，即由于淤泥积累以及可能的空中灰尘沉降所致。认为紧邻砖土堆下面的河岸实际边缘就是原始地面高度这种看法也不太可靠，因为河岸这一部分较低（比田地低20英尺），很可能部分是由于主要从那个方向流下砖土堆的雨水侵蚀的结果。

据附近小村的居民称，这个砖土堆在当地发生的最后一次叛乱（1863年）期间被用作叛军的观察哨。砖土堆所处的“老城”与英吉沙即“新城”之间的位置使它很适于作此用途。废墟顶部和四面可见的广泛发掘痕迹是发生在那时，还是距今更近的时期，我不能确定。这种破损将砖石结构暴露出来，表明此结构是土坯筑成。鲜艳的红砖碎片此一处彼一处从碎片层和覆盖着表面却已分解的黏土层中露出。

在上面描述的砖土堆西面仅50英尺处隆起另一个更小的土堆，当地人称之为克其克堆拜（即小土堆）。小土堆呈圆形，在目前地面水平处直径约125英尺，高12英尺，土堆表面找不到任何砖砌痕迹。整个小土堆被松土覆盖，其中有许多座坟墓。在我去考察的几年前，马继业先生曾下令进行发掘，从那里翻出了一些人的骨架。村民们的叙述无疑表明这些坟墓是伊斯兰时期留下的。很有可能一座古代碎片堆在这里被用作了穆斯林的墓地。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喀什噶尔周围许多片荒地上，那些荒地一度被建筑物所占据，现在由于其较高位置而不能开垦。至于这座土堆的最初用途，没有可能给出任何明确的看法。也许，它标志着附属于佛塔的某种佛祠或僧院建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