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叶城至和田之路：古代地形和遗迹

第一节　沿着沙漠到和田

1900年10月2—12日，我沿叶城直接到和田的道路行进，那条路差不多是塔克拉玛干边缘的一条向东南方向去的直线。道路的绝大部分穿过极端荒凉的地带、砾石的达希特或裸露的黄土地，北边被沙漠的流沙所围绕。不过路上不时也有绿洲出现，为旅人们提供方便的休息地点；要不是它们，利用这条路进行贸易就更困难了。我们发现，沿路绿洲一片接着一片，墨玉河河谷以北，昆仑山的冰川融化形成的河流通过从山脚下的坡状石砾荒地，一直流到沙漠边缘，这些地方都是绿洲。为了从历史地理角度了解这些小绿洲的重要性和绿洲中的古遗迹的意义，需要先简单谈谈它们最显著的自然特征。

克里阳、桑株、杜瓦山谷的河流在春季和夏初从山中携下汛期洪水，洪水流经倾斜的达希特（当地称为萨依）的路段时分成许多条水道，在下部几乎完全被皮山、墨吉、藏桂和皮亚勒玛等繁荣的小定居点的灌溉所吸收。这种由于融雪的颜色而被形象地称为阿克苏（白水）的汛期河水只有一小部分能最终到达更远的沙漠地区，在那里，浅浅的水流不久就完全消失在流沙的沙丘中。更有限但更能够经常性供应的水被称为喀拉苏（黑水），是上述那些河谷和萨依的地下水渗溢到地面形成的泉水和洼地中的水，人们为了垦殖需要而将它们小心地保护起来。

荒秃的达希特和沙丘之间定居点，一直受到达希特和沙丘的覆盖和包围的威胁，这一形势与新疆的绝大多数绿洲一样。但有一个与其他绿洲不同的重要自然特征特别值得指出，因为我的探险表明它与古代遗迹颇有关系。至此为止我们所讨论或提到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大绿洲如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叶城，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如和田、于田、阿克苏等，它们的水源就是流经这些灌溉区，并将流向更远的地方去的大河，正是这些大河保证了这些绿洲的存在。但叶城与和田之间道路上的绿洲，以及我沿塔克拉玛干边缘访问的更东面的其他绿洲，实际上却标志着那些给它们带来耕作可能性的河流的终点。

我在和田以东对古代遗址进行的探索证明，这些终端绿洲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远大于它们在地理学方面的重要性。由于一些部分是自然、部分是历史的决定性的原因，这些终端绿洲的位置和规模很可能在不同的时期里经历过的相当大的变迁。历史上，这种变迁相对来说很频繁，而且这些地方近旁就是能封存物品的沙漠，所以在这些绿洲的周围地区，无论是结构完整的，还是勉强可以看见一些痕迹的古代遗址，都比在其他种类的绿洲上更容易寻找。在其他种类的绿洲上，绿洲与沙漠的分界线的变化相对整个绿洲居住区面积而言一般是很小的，居住区内的古代遗址就总是很有可能或被经常重建的建筑毁去，或因被长期开垦造成的淤泥堆积而深深地掩埋起来。

在叶城至和田路上的几乎每片小绿洲附近我都找到了古代遗迹，而只有在了解了前述的普遍性观察之后，我们才能从这些古代遗迹中充分认出它们对于此路的古代地理所能提供的有趣证据。这些遗迹本身没有惊人的考古学价值，但在我看来，它们却雄辩地证明：尽管上面提到的每一条河流的灌溉区都在横向即向东或向西的方向上，经历过相当的变化，终端绿洲的连线以及商路所循的“线”却在此前一千年或也许更长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变化。我将依照我向和田行进过程中遇到的先后顺序记下那些古遗迹，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提一下有关此路的历史文献，并指出看来是导致沿此路的绿洲连线具有稳定性的那些自然条件。

我后来的探险笔记显示，有历史记载以来，位于和田以东塔克拉玛干边缘的绿洲位置曾有巨大变化，依赖于这些绿洲位置的、一度重要的向东路线的位置也因此而有了巨大变化。我在丹丹乌里克、尼雅遗址、安迪尔和乌尊塔提的考察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公元的头8个世纪里，那里的一系列明显是终端型的绿洲曾比现属于田地区的小开垦地区连线向北更远地深入大沙漠。同样，我们也有相当理由相信，一度常有人走的、连接和田与车尔臣、罗布泊和中国西端的路线尽管也许并不全程沿循终端绿洲的连线，但也远比目前的位置偏北。与此相比较，上面段落谈到的绿洲线的稳定性就迫使我们作出一个解释。

如果考虑到自然条件的不同，我想和田以西路线的稳定性和以东路线的巨大变动之间的鲜明差异可以充分地得到解释。显然，夹在小绿洲线与山脚之间的不毛的萨依地带在和田以东比以西要宽得多。这种由山上冲下的砾石和风化碎石的斜坡的宽度与形成它的山岭的大小有直接关系。叶城—和田一线南部的山岭仅是昆仑山系外围山岭的支脉，而和田以东达希特地带后面升起的却是北部主要山岭构成的高大屏障。

这种山脉地理学状况的区别显著地影响到位于萨依与沙漠大沙丘之间、只有靠供水才能开垦的狭长的肥沃黄土地带的水供应。和田以东的主要山岭由于丰富的、部分由冰川供水的水流系统而发源了几条相对来说较大的河流如策勒河、克里雅河、亚通古孜河和安迪尔河。但大部分河水在流经宽阔的萨依时就消失了。萨依的平坦表面在夏季汛期有助于新的分流水道的不断形成。被吸收的水在萨依的较低部的边缘以大量的泉眼和湿地的形式重新出现，构成玉龙喀什河和克里雅河之间所有现存绿洲的灌溉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策勒到克里雅之间的绿洲上收集的情况表明，这种泉水能够提供的灌溉水平起伏很大，经常变化。在上几代里被废弃或新形成的定居区也提供了证据，肯定了当地的这种说法。显然，类似的状况一定在整个历史时期内都主导着这一地区。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到那些河流中流下的大量的水在更加繁荣、人口更为密集的时期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系统灌溉工程——这些工程在后来的衰落时期里便被废弃了——那么这一地区内绿洲线的巨大变化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和田以西路上一串小绿洲的自然状况则截然不同。一方面，克里阳、桑株和杜瓦这些河流提供的水量要有限得多；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萨依地带的狭窄，相对而言泉眼较少，这部分水就不构成影响灌溉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河流的水在历史时期内从不曾将水携带到离萨依的北缘——也就差不多是绿洲线——很远的地方，而且为什么和田以东经常发生的开垦区会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发生小的移动的现象，不会在这里出现。

事实上，从皮山到皮亚勒玛的绿洲主要依赖春季融雪和山中偶发性暴雨所形成的洪水来灌溉。在早期人口更加密集、劳力更多的时期，有可能用一些方法将洪水分流到更大范围的黄土高地上。在现存的绿洲之间有无数这样的黄土高地，而现在已经没有引水渠或自然水道到达这里了。我们在皮山和墨吉之间经过的布满碎片的地区，被称为塔提，是支持这种假定的一个证据。然而在现有绿洲线以北无论什么距离处的古代遗址，我再仔细探寻也找不到类似的地区。这一面上相当宽的沙漠带有灌木丛生长，又定期地被“寻宝人”探访，所以这种负面证据也许具有某种价值。

这些地形学上的一般考虑加上所注意到的考古学遗迹使我相信，叶城与和田之间目前的道路与整个历史时期里一直是和田与西部地区直接而且人最多的交通线是重合的。我们拥有的最早提到此路的历史记载见于《汉书》。《汉书·西域传》说莎车距和田770里，方向是由和田先向西380里到皮山，然后向北190里到莎车。这里提到的距离与目前莎车到和田之间旅行约需8天、地图距离约192英里的事实相符，方位也同样吻合。和田到皮山绿洲（这显然对应着皮山）的方向大体是西北或西北偏西，而莎车则几乎在皮山的正西北方向。

可以假定法显与宋云都曾沿此路西行，不过他们的行纪并没有记载任何细节。法显和他的同伴据说花了25天时间到达子合国，即今叶城邻近地区——时间真是太长了，去猜测其大致原因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唐代，这条从和田向西的道路，一定曾目睹过许多像悟空那样的旅行者，汉文记载中保存了一些他们穿过和田之旅的文字。但是，我能找到的仅有的对此路本身的记载相当简短，可以在《唐书》的一段行纪中以及玄奘的叙述里找到。

沙畹先生摘出的《唐书》条目使我们可以知道，于阗（和田）与喀什噶尔之间的一些地方，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但是，其中任何一个当地名称现在在其他资料中看来都找不到了，所以它们所指不明。我们仅来看一下纪行中与我们眼前讨论的道路相应的那一段。可以看到，从和田西行50里首先到达苇关，接着先向西再向西北行620里，通过勃野和系馆河，就到达郅支满城（又称为碛南州）。

沙畹先生由上述距离判断出郅支满对应着玄奘记述中的斫句迦，所以应到现在的叶城附近地区去寻找。后面给出的郅支满城与喀什噶尔之间总距离560里的数据，以及提到的郅支满西北有“苦井”和“黄渠”一事也都证实他的判断。“苦井”可能指的是叶城到波斯尕木路上、靠近提孜纳普河左岸的大片泉水形成的湿地；而“黄渠”可能指的是某条将叶尔羌河河水输到波斯尕木和莎车绿洲的大引水渠。勃野和系馆河指代什么不得而知，因为行纪中没有提到它们与和田之间的距离。至于苇关，我们的线索反而多一些。从它位于古代和田都城以西50里的位置和“关”字的含义（守卫所、边防口隘），这显然指的是和田绿洲边缘附近向西去的主要道路上的一处关口。我们也许可以把扎瓦库尔干堡垒看作它的现代样板。此堡垒位于从叶城来的路进入绿洲的地点附近，是反叛的哈比布拉短暂统治期间为了类似的防卫目的而建成的。

回过来看玄奘的叙述。我们从《大唐西域记》和玄奘的传记中得知，从斫句迦到瞿萨旦那（即和田），玄奘要向东行800里即用8天时间。《大唐西域记》并且说到“逾岭越谷”。我们已经看到，玄奘所述的斫句迦国对应目前的叶城地区（州），而它的都城应在叶城镇附近地区去寻找。玄奘所述的8天行程与他沿现在的大路所循路线行进的假定相符，地图上标出叶城与和田之间距离约155英里，我从实际经验得知，如果是带着负重的骆驼，那就不太可能轻易地用少于8天的时间走完那条路。据我们所知，玄奘的旅队载着大量写本和宗教用品，肯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段旅行。

玄奘曾提到某个地点，在那里，所有的旅人都去礼拜圣鼠，那无疑对应的是现在的库木·拉巴德·帕迪夏寺院所在地，在目前的叶城至和田路上古代和田都城以西150～160英里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估计他的行进速度。根据我的地图上的路线，这个地点到旧都城所在地约特干24英里，而由于道路易行，除了库木·拉巴德·帕迪夏东边四五英里之内有流沙，这一段的实际步行长度不会超过30英里。玄奘提到的路上的另一地点是勃伽夷城，在古代和田都城以西300里处，他在越过王国西部边界之后到达那里，这也许对应着距约特干约56英里的皮亚勒玛绿洲。

如果《大唐西域记》中“逾岭越谷”一语翻译准确（指贝尔的英译——译者），那么它对道路性质的描述很容易得到解释。在空气足够清新的时候，克里阳、桑株和杜瓦以南的山脉以及上墨玉河积雪的主山岭部分都可从路上清楚地看到。像皮山、朱达、皮亚勒玛附近等处，山中溪流与道路交叉的地方显出宽而清晰的汛期河床，在某些地方深深地切入黄土台地。进一步向着山脚的方向，就可以看到这些溪流由之而出的山谷和它们切过砾岩层的深沟，这样看来，玄奘所说的河谷也得到了印证。

第二节　皮山绿洲

我离开叶城后第一天行程结束的时候，才遇到一个有考古学意义的遗址痕迹。当我接近阿古柏统治期间建于极端贫瘠的草地中间的庞大阔什兰干时，我的注意力被远方平直的地平线上呈现的一座土丘吸引住了。我的喀什噶尔向导用普通的“梯木”一词来称呼它。从阔什兰干向北东北行进约1.5英里就可以到达那里。它是土坯建造的坚固的一堆，底部周长75英尺，高30英尺。遗迹的外形表明上部最初是锥形，与“土堆是佛塔遗迹”的假定相吻合，但它过于衰败，无法作出确定的结论。土坯的尺寸似乎不十分规则，但一般而言比库尔干梯木和莫尔梯木遗迹处的要小。常见到这个孤零零的建筑的人们倾向于把它当作一座有久远历史的观察塔，相当于中国人在现代的喀什噶尔到和田的大路上大部分地方所建的隔10里（约2英里）一座的炮台。我在遗迹四周找不到任何陶器碎片或其他残迹，说明这里没有人住过。但这个遗迹与目前的交通路线和休息地很近，又表明交通路线在许多个世纪里都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又经过两天在沉闷光秃的达希特上的行进，我于10月4日到达皮山。皮山绿洲是叶城到和田途中最大的绿洲。它拥有大片的黄土梯地。在这里，黄土梯地覆盖着山上冲下的贫瘠碎石斜坡。梯地的最宽处约4英里，南北方向不间断的开垦地至少8英里长。只有一条狭窄的约2英里宽的砾石萨依狭长地带将此梯地在东南面与另一片同样广大的黄土地区分开来。那片地区上有行政上与皮山一体的摩桂拉区的村庄。

克里阳河的流水使皮山和摩桂拉绿洲的土壤变得肥沃。这条河从山脚流出到达达希特斜坡，分成了一些沟渠。这些沟渠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人工开凿的。这种沟渠分散开去，形成一片三角地带。三角形的底边从西北边的却拉克兰干延伸到东南边的喀克夏勒塔提，直线距离约32英里。但这些水道的分布与重要性却很不一样。在皮山以西只有几条沟渠，它们在一年中很短的时期里所携带的有限汛期河水不足以维持达希特与沙漠的移动沙丘之间的黄土地带上规律性的垦殖需要。皮山本身从一些乌斯唐（即引水渠）中得到充足的水供应。这种供水，加上夏季从绿洲东西两面宽阔的洪水河床偶尔流下来的水，在近年里促使了绿洲东北部沙漠灌木丛地区里几个独立的居民点的形成。

摩桂拉地区不是那么易于灌溉。克里阳河分出的最东部水道中的水只够供给洪水河床以东的一小部分黄土地区。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像阿拉麦勒、却特拉和喀克夏勒等村庄的可耕地之间还有一片片土地，这些自然的可耕黄土地因裸露而遭受侵蚀，或被细流“沙”的矮丘渐渐覆盖。我们下面会看到，这种流“沙”只要经灌溉便极为肥沃，其本身就是大部分由分解的黄土构成的。

这里概述的自然特征可使读者对我在皮山进行的古迹观察所处的环境有一个了解。乍一看，那些印象似乎是不利的，但是后来的经验表明，这些并不会影响它们的重要性。在“个人报告”中，我曾解释了10月5日在皮山逗留进行古迹探查的原因。在马继业先生和郭德福瑞上尉为印度政府购买的中亚古物中，1895年以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全部以“不知道的字母”写成的写本和“木版印刷”品，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东西，还有欧洲收集者在喀什噶尔得到，在圣彼得堡、伦敦、巴黎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古物，应该都是在和田附近的沙埋遗址中发现的。

许多这样奇特的文本都是从和田“寻宝人”伊斯拉木·阿洪手中得到的。霍恩雷博士在《不列颠中亚古物收藏》的报告中转录了马继业先生在喀什噶尔记录下的陈述。其中，伊斯拉木·阿洪指出了他的一系列古物据以获得的发现地点。他说那是皮山与和田之间商队路线以北沙漠中的一些旧址，并详细讲述了他向那些地点“远征”所走的不同道路。已经有人怀疑这些作为“远征”结果的发现品而卖出的东西的真实性，我在喀什噶尔听到的关于伊斯拉木·阿洪的消息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怀疑。不过到了皮山以后，我才第一次有可能通过直接的实地考察检验“寻宝人”的故事。

到达皮山后的那天早晨，我很容易就从召集来的伯克和于孜巴什（村庄头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在摩桂拉到东边的相邻绿洲墨吉之间道路近旁有大片被人们称为阔纳协尔的碎片覆盖地带。这个消息是准确的，然而没有人听说过在这里或其他地址发现过“老书”。伊斯拉木·阿洪在描述一次皮山以东沙漠旅行的详细行程时所给出的几个地点（从他的陈述看是几个重要发现的地点），村里人只知道其中的两个——喀拉库勒麻扎和喀拉塔格艾格孜，但这两个地方并不像那个说谎的旅行者所说是处于远远的大片沙地中间，而是据说就近在眼前，在皮山绿洲的外围。所以我准备立即检查“寻宝人”所声称的这一部分路线。

在“个人报告”中，有我前往上述地点的过程的完整描述。在这里只需说明一下，喀拉库勒麻扎（黑湖麻扎）被证明是一位不知名姓的圣者的长眠之地，其标志仅仅是通常的牦牛尾、经幡和类似的立柱。这座幽静的寺院所在的沙山呈半圆环状，位于皮山巴扎东北3英里的地方。它的名称源自近处的一个小咸水湖，其湖水来自东部塔孜贡的汛期河水。伊斯拉木·阿洪宣称的发现了一个重要写本的大片废弃墓地，踪影全无。同样，我发现伊斯拉木·阿洪叙述中出现的喀拉塔格艾格孜是皮山的一个兴旺的新居民点，仅在向西北再行3英里的地方。我沿着塔孜贡的宽阔河床来到这里。那条河现在除在皮山附近星星点点的少数泉眼出水外，几乎全部干涸。经我仔细询问，喀拉塔格艾格孜的人对伊斯拉木·阿洪宣称的在东边沙漠中访问过的遗址毫不知情，更不知道在那里有什么发现。

据说，只是从我去那里之前约15年的样子喀拉塔格艾格孜及其他一些沿汛期河床的绿洲才开始得到开垦。灌溉除了使用汛期河水，还依靠“塔孜贡”深陷的、宽阔的河床上几处泉水。土壤里现在长着茁壮的庄稼，部分地方被繁茂的白杨、桑树和其他树木组成的树林覆盖着，土壤性质似乎与小绿洲之外急流的河床边堆起的各种高度的裸露沙丘和小丘中的细“沙”并无不同。这是一个惊人的例证，表明灌溉能够容易地将荒地转化成富产的农田。

在前往喀拉库勒麻扎的路上，有人带我看了皮山巴扎东南仅约1.5英里处的阿萨小村。那里20～30英尺高的沙丘正从北面侵来，渐渐地盖过村民的土地。我很后悔当时甚至没想到要留下这些“沙”的样品以做显微检查。不过所有的地形学推断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毁灭性的沙丘中的沙子与环绕延展于绿洲北缘、被证明只要得到有效灌溉就非常肥沃的“沙子”是同一种。我那天在皮山周围进行的观察得到了后来其他绿洲处观察的证实。它们表明，开垦地在一面的延伸可能同时伴随着沙丘在另一面向着可耕地的进逼。在这种绿洲与沙漠间经常不断的斗争中，居住者迁移是否方便——不仅取决于人类活动，也同样取决于自然水平和可使用水源——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喀拉塔格艾格孜新开垦地带的景象和沿汛期水渠向北延伸相当距离的灌木林带的存在自然使人忍不住要问，是否有可能在那个方向上寻找到旧居民点的遗迹。但我从开垦者和当地头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否定的。我倾向于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它与迪亚斯上尉在一次奇怪的探险中获得的经验相吻合，有关他的全部故事我是后来才听到的。

当伊斯拉木·阿洪在1898年早些时候向马继业先生讲述我上面提到的旅行路线并出示一些重要发现的时候，看来迪亚斯上尉也在旁边。他颇受诱惑，向那位“寻宝人”建议去探访一个叙述中的皮山以远的古代遗址。尽管伊斯拉木·阿洪并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但如果他拒绝当向导，就会使人怀疑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并因此在欧洲搜求者中毁掉他的发现品的市场。所以这个骗子就不得不于1898年4月违心地由皮山向沙漠进发了。他还吸收了另外两名对古迹和他懂得一样少的当地“向导”。他领着这一行人向喀拉塔格艾格孜北面的沙漠中疲倦地走了两天。在沙地丛林地带和更远的沙丘之间当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当随身携带的水所剩无几时，伊斯拉木·阿洪觉得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趁夜逃回和田。

在上面的探索询问的基础上，可以假定，皮山附近地区除摩桂拉以远的那些地区之外，不存在其他现在还能见到的古遗迹。这个否定性的结论与皮山绿洲自很早时期起就已被开垦的看法非常吻合。后面讨论和田绿洲时将要仔细记录下的观察可以证明，在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之间大部分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之下，一片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处于灌溉中的土地，一定会被持续增加的淤泥和黄土尘埃的堆积所覆盖。上面覆盖的沉积物的迅速增加会有效地掩盖所有的古代遗迹，以至于除非是土壤中出现深沟或风蚀的力量长期持续地剥离，否则没有什么能够使它们显露出来。约特干的文化地层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在的皮山垦区，将其北面周围地带全部围住的流“沙”[1]正在日益积累，上面提到的可能将古迹暴露出来的两种因素都不存在，所以我认为，在绿洲之内或之外边缘地带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并不表明此地古代不曾住人。

皮山和摩桂拉及墨吉一道应该被假定为《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皮山王国的一部分。《汉书》中说皮山位于和田到莎车的半路上，与二者各距380里。人口估计为3500人，表明此地区不大。《汉书·西域传》中说印度在南边与之毗连，明显指的是喀拉库鲁木路——此路可由皮山向正南经克里阳或桑株而到达。《唐书》中说皮山是被和田王国并吞的一个小国。

别人替我向皮山人所做的古物调查看来没有结果，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声明对任何可以接受的物件都将慷慨出资购买，当地政府也对此表示明显关切。我在叶城买到的据称发现于皮山附近的中国样式的八边形小铜印，日期和出处都不确定，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作可靠证据，因为它是从巴扎的渠道上来的。

第三节　喀克夏勒的塔提

10月6日早晨，我开始下一段大路起程赴墨吉。因我的皮山消息人曾说在路上就能看到阔纳协尔遗存，我为此兴致勃勃。我们从皮山绿洲南部的林荫小道出来，穿过约3英里宽的石头的达希特之后，在现已完全干涸、前一天我曾一直循之下到喀拉塔格孜艾格孜的宽阔河床的右岸，见到了第一个阔纳协尔。在与路交叉的地方，右岸在汛期河道的沙地底部之上高出约20英尺，地面上相当长的距离内厚厚地散布着粗糙的红色陶器小碎片。虽然没有发现带装饰的碎片，但这些极为坚硬、偶有精细条纹的陶器碎片，看起来属于一个久远的时期。能够找到这些散落碎片的地带并不宽，在河岸到无疑是分解黄土构成的软沙土开垦地带之间延伸。在道路的南面，散落着陶器碎片的地面很快就消失在低矮的细沙堆之下。而在北面，地表面并无沙堆，碎片区沿河岸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据我的当地消息人报告说有两三英里。同样很明显的是，西面的原有地面一定曾被河床中的汛期河水冲走了许多。河水现在正在东边发生作用，持续地切陷进右岸，因此碎陶片覆盖地区的范围标志着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定居区的位置。

我想在那个地方发现其他一些遗迹，但结果是徒劳无获，只找到一片一片的散落的陶器碎片。不管在哪个地方检查这些碎片，我总是能发现它们在光秃秃的黄土上，黄土之下没有墙垣或任何其他实质性遗迹的痕迹。通常在东一处西一处，高于周围地面、相对较硬的小土岸顶上碎片堆积最厚。而这种小的土岸也是由黄土构成，只是表面分化得尤其厉害。这些黄土的侧面，就像被侵蚀的河岸陡坡，在许多地方非常陡直因而容易检查。但是任何暴露出来的地层部分都找不到陶器或其他遗迹，这就使得土岸表面的大量陶器碎片显得更加令人好奇，我从一开始就感到很迷惑。直到后来我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相似的情况之后才找到了答案。因此这方面的讨论我将放在下面讲到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遗址的时候进行。

在上面描述的碎片区紧靠东南面、却特拉小村附近，道路就遇到了构成摩桂拉绿洲的狭长开垦带。此地带在这里宽仅约1英里，但是所有情况都表明，只要有更多的水来满足灌溉的需要，耕地就能在向东的方向上大大延展。过了耕地之后，道路在有矮树的草原上又延伸2英里。这一地区有松软的黄土，车一碾就变成细小的尘土。这样的天然良田最近一片片地用于耕作了，尤其是那片孤立的、被形象地称为英阿里克（新渠）的可耕地的周围地区。就是在这个地点，我第一次在东北方向1.5英里处看见了被我的皮山向导称为托帕梯木的古代砖土堆。“梯木”一名立刻使人联想到一座佛塔，所以我急忙向那里赶去。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根据向导的建议，我要在英阿里克之上的某处穿过苏尕孜亚尔的深深切陷的汛期河床，然后沿之向北。可是这条河床不久就变成了如峡谷一般的深沟，当我们终于与那座土丘遥遥相对的时候，那条深沟却把我们和对面岸上的土丘完全分开了。

一旦我在路的附近穿过那条深沟，沿着左岸经过英阿里克的田野接近土丘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托帕梯木（土墩）保持着古代佛塔的所有特征。显然，由于空气的原因，佛塔表面坚固的土坯结构已经遭到严重毁损，只在西北面能够清楚地找到底座的几层轮廓。在这面及遗迹更加残破的部分进行的仔细测量使我复原出了它的平面图（图26）。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建筑的一般安排和尺寸在许多方面都与莫尔梯木佛塔相似。底座是依次错后的三层，不过最下面的一层现在仅仅成了一堆分化的碎片堆，在目前的周围地表水平面上高出5英尺。这一部分的尺寸和形状只能猜测性地还原。在它之上是第二层，正方形，边长41英尺，高5英尺。其上是同样高度的圆形或鼓状的一层，直径35英尺。在这之上是一个穹顶，现存高度14.5英尺。由于穹顶的直径是29英尺，如果它的高度最初也是如此，那穹顶的形状就是一个精确的半球形，不过因为上部毁坏得很厉害，这个结论很值得怀疑。

现存结构在目前的地面水平上的整个高度是29.5英尺，与其正方形底座的最大尺度即47英尺相比，垂直与水平尺寸的比例就比在莫尔梯木佛塔测量到的要小得多。然而，应该注意到，因为我没有时间和民工来对佛塔周围进行试验性的发掘，所以并不能确定周围地面的原始高度是否比目前的高度低很多。如果淤泥的积累覆盖了周围地面，如库尔干梯木佛塔处所发生的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有另一层正方形底座被掩藏于地表面之下。

尽管没有发掘，但整体上说来我不倾向于这种假定。佛塔周围200～300码距离内以及向东直到与上面提到的深沟相距约70码处，地面上都散布着看来很旧的陶器碎片和石头碎片。把这些碎片认为是古代不那么坚固的居住建筑是很自然的。这些建筑在佛塔仍被崇拜的时期建在它的周围。从我们讨论库尔干梯木时所做的观察判断，只有长期持续的灌溉能够导致淤泥的大量积累并因此抬高地面。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预期这些碎片在很久以前即已被耕作土壤层埋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确定佛塔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10世纪末伊斯兰进入此地区前夕，要假定从那时起土壤地平面就保持不变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附近毗连的喀克夏勒塔提遗址提供了惊人的证据，证明这一地区受到风蚀的巨大影响，那么佛塔周围的土地既然没有因耕种而得到保护，又怎能在9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发生相当程度的降低？要理解这一点似乎也很困难。后面讨论安迪尔遗址时我们会看到，自从那个地点于公元8世纪早期被废弃以后，风的侵蚀作用曾如此有效地降低了当地佛塔周围未受保护的地面，因而致使它比现存遗迹底座所标志的原始水平面低了约10英尺。当然，安迪尔与这里在沙漠中距离如此遥远，影响沙漠中风的频率、方向和强度的两处气候条件现在已极为不同，在过去的时期也许更加如此。但是有必要提一下，要说土坯结构外表面受侵蚀而毁坏的效果，安迪尔处的佛塔并不比托帕梯木的这一个更严重。

看来需要对所有当地状况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而我匆匆的行程并不允许。也许还要再加上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时期的气象观测，才能有把握地回答这个半地质半考古的问题。同时我想提出一种假定：托帕梯木周围的土壤也许曾经受到沙丘的保护从而免受侵蚀——这些沙丘在数个世纪里覆盖着那片土壤，不过后来向北退去了。应该留意这种可能性。这个假定至少能够解释佛塔的西北面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这样一个事实。众所周知，塔克拉玛干西部的半月形沙丘与占优势的风向相应，大多数都呈现出从东北向西南的移动线。很明显，这些沙丘如果遇上了建筑形式的障碍物，沙就会积累起来，在建筑的西北面积累最高，从而使那一面比其他部分得到更好的保护。

像所有其他佛塔一样，托帕梯木一定曾在某时吸引过“寻宝人”的注意力，但在土丘顶部进行的挖掘并没有超过7英尺。在其他佛塔遗迹中我曾检查过的位于穹顶中心线的方形空洞和小室，在这里却全然找不到踪迹，不过这有可能是因为穹顶衰败的缘故，以及上面提到的挖掘。由于佛塔表面受到气候的影响，所以无法找到一度也许覆盖着这个结构的灰泥层。此外，我也无法确定结构中所使用的土坯的尺寸，因为这要对建筑结构进行切凿，而那只会引起别的寻找更实际的东西的人对这个结构进行更进一步的破坏性挖掘。

我第一次去尝试接近托帕梯木的时候注意到，在苏尕孜亚尔的右岸上有一片比摩桂拉西边看见的范围更大的碎片散落区。它一直延伸到大路的北边，看来覆盖了3平方英里或更大的地方。在道路的南边和深沟的东面约2英里处，碎片就消失在沙漠入侵而形成的低矮的流沙沙丘之下了。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间太晚了，所以不能确定这块碎片区在北面的界限。我的向导称这里为喀克夏勒的塔提。“喀克夏勒”是摩桂拉绿洲上离此地最近的村庄的名称。

古代居住的遗迹是如此之多，即使是最漫不经心地走过此处的旅行者都能认出。这些遗迹散落在不同大小和厚度的地片中。除了包含各类的陶器碎片，它们还包括小片的石头、烧过的砖头、熔渣、断裂的骨头、腐蚀得很厉害的金属碎渣和同样坚硬的废弃物。陶器碎片无一例外都非常坚硬，但一般来说纹理粗糙，绝大部分呈红色，堆积较厚时就使整个地面闪着红色，但黑色陶器的碎片也不少。显示出装饰痕迹或显出它们原来所属的器物形状的碎片极少。所有的碎片表面都特别粗糙，看来似乎已经被磨过了——正是此地的侵蚀作用的明显痕迹。骨头的碎片在许多地方出现，明显是动物的，正如在现在新疆村庄的许多垃圾堆中能够发现的一样。我的人辨认出被磨蚀得很厉害的一块是羊的髀石，像今天一样，它也许曾用作骰子的替代品。

熔渣只出现在特别的几个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普通地面上高出约15英尺的一片黄土垣，离深沟不远。在那里，相当数量的熔渣散布在表面上，在熔解的矿石、半烧过的砖头和明显包含着铁矿石的碎渣之间。在这些废弃物中，还能够找到木炭碎片。这显然标志着一度存在的熔炉的位置。

比这些稀少的遗迹更有趣而在一开始确实更令人迷惑的是这些遗迹周围的状况，不过我后来曾有机会在相似的古遗址上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过同样的情况。那些古遗址是我后来在和田地区目前开垦地带边缘以外的无数地点找到的。它们也都被当地人通称为塔提。因为重新观察到了同样的特征，而对保护得远为完好的遗址进行的探索又提供了经验，我渐渐形成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像在所有其他塔提处观察到的一样，喀克夏勒塔提最突出的特征是，这些碎片是在自然的黄土而非任何其他东西之上。黄土或是坚硬的，或多多少少分解为灰尘状，或是极细的“沙子”。一直都很容易确定，在土下既不存在墙也没有其他任何种类的建筑遗迹；因为在塔提的普通地平面之上此一处彼一处升起的、其上常常有最厚的碎片层的那些小的孤立黄土台地或河岸，总是在它们裸露的侧面不变地显出完全自然的泥土形态，而没有任何古代存放物或明显的地层的痕迹。在喀克夏勒塔提，这种顶部平坦的台地最高的在周围满是尘土的低陷处之上耸起约15英尺，不过大多数的平均高度在8～12英尺。

至于这些台地的形成，如同这些遗址的所有其他特征一样，都不可能看不出是春夏季极为频繁、扫过沙漠及其边缘地带的强风和沙暴的强大侵蚀作用的证明。所有到过新疆的旅行者都谈到过这种沙漠风暴的强大力量。尽管我并没有在这一沙漠地区待到三四月份之后，但如同我的“个人报告”中写到的，我的确有很多机会实际地体会了沙暴的猛烈。只有上面描述的那些材料才会因它们的硬度和重量存留下来，当下面的土壤被侵蚀得越来越厉害，它们便越来越沉积下来；而新疆房屋建筑中的泥墙、木料等形状的东西都在很久以前衰败并被风刮走了。即使是陶器碎片和其他耐毁蚀的碎片，也带着明显的暴露于一次次卷土重来的进攻之下的痕迹：它们尺寸很小，表面粗糙。

很明显，这些建于易分化的黄土上的旧居民点上自从被废弃以后，许多个世纪的侵蚀过程一定会导致地面的相当程度的降低。但是在一整片地区，侵蚀从来不会均匀地进行，我们上面提到的黄土台地就是一个证据。这些黄土台地升起在塔提的分解较多的部分之上，如同一块块高地或一座座小岛。它们相对来说较受保护也许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特征，例如，覆盖着它们的碎片通常密度较大，或它们一度被现已完全消失的建筑所占据——那些建筑的坍塌废迹的重量曾有效地遮蔽过下面的土壤。在后面还要看到，我们发现，尼雅河遗址的木材和灰泥建筑的遗迹几乎总是占据着这样的台地，而它们周围的低陷部分则是由侵蚀作用而形成的。不管我们把塔提中保持的黄土台地归结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或原因组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标示着原始的地平面，因此对古迹学家和地质学家同样有意义。看来可以用常见的地质术语“见证者”一词来合适地称呼它们。

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些黄土台地之上，或者旁边，能找到任何可近似观测的考古遗迹，它们就拥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这种遗迹显然标记着造成现在看到的旁边低陷部分的侵蚀作用所开始的时间上限。在真正的塔提上这种可观测的遗迹必定很罕见，因为它们通常在一直有人居住的地区所容易到达的地方，因而便一直更多地暴露于人力的毁坏之下。

我在达玛沟附近一个现代的被弃村落所做的观察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表明村落在被废弃后，会多么快就失去任何有价值的或能够作为建筑材料及燃料的东西。在新疆的房屋建筑中，木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房屋被弃后木材早早就被抽走，因而所有普通的住宅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坍塌的泥堆。“寻宝人”的职业在和田附近似乎一直兴旺。这些人的定期造访不仅毁坏了所有可以毁坏的材料，而且还渐渐搬走任何一点有价值的小东西，如钱币、金属装饰和切削过的石头等。这些东西曾被有意或无意地埋在地下，因其材质坚硬而免于分解或被腐蚀。

其他古代物品如文书、简牍、灰泥雕塑、木刻等也许曾经属于那被弃居住地的东西，以前到塔提来“寻宝”的人当然不会留意的，现在对我们变成了确定这些地点考古年代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里的自然条件绝对排除了这种遗迹存留下来的可能性。古代陶器的碎片的确大量地散落在所有塔提的地上，但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还做不到对这些陶器碎片进行适当分类，以确定特别的类型、材料等之间的年代关系。即便是对流沙或淤泥堆积所保护的较完好遗址中的古代陶器的仔细检查取得进展之后，对于塔提的陶器碎片进行适当分类仍有特殊困难，因为碎片太小，而且本来就极罕见的带装饰的碎片表面又经过了上面所说的磨损。

所以，能够提供线索以确定塔提遗迹年代的仅有古物就是钱币、切削的石头和小件的金属物。不幸的是，我在摩桂拉两边的塔提都没有获得这样的物品。也许因为它们位于一个大路上并且靠近人口较多的村庄，这就加速了地面上也许一度存在过的少量遗迹的消失。由于缺乏可靠证据，例如古钱币，我对这里一度存在的居住区被遗弃的年代不能表达任何确定的意见，然而从喀克夏勒塔提地表面侵蚀程度达15英尺深——如“见证者”所示——来看，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至少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此外，我见到的唯一一个有证据表明侵蚀得同样深的是尼雅河遗址，公元3世纪后半叶被弃。但是如同我们已经说明过的，在距离如此远的遗址之间，造成侵蚀的气候条件也许相差很大，而我们又没有办法追寻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这些气候条件的变化。在苏尕孜亚尔的另一边，托帕梯木佛塔的周围地区也表示出喀克夏勒塔提遗存应是伊斯兰时期以前的。

我们没有确定的线索来确定喀克夏勒塔提从一个被开垦的、人口密集的居住地变成荒地的年代，所以想要形成关于其被弃原因的任何确定性意见都没什么用处。料想这种变化当是由于失去灌溉所需的供水。但是失去供水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减少了人口，或者干扰了引水渠的系统维护，也可能是影响水源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某些变化。不过从苏尕孜亚尔每年携来大量汛期河水判断，再加上它引人注目的深陷河床和村民的陈述所给出的证明来判断，要相信历史时期内有什么自然原因阻止了克里阳河水来到喀克夏勒塔提看来很难。不管这种推测怎么样，重要的是应该指出，这个废弃地区是沿着实际的大路延伸的，因此它的久远性就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此路所循路线已有很长的历史。

第四节　墨吉的古代遗存

在喀克夏勒塔提，我们就离开了克里阳河三角洲的最东端。然后，道路就进入了沙漠地带，先是经过一些矮的沙丘，之后是在锥形小沙山之间穿行，沙山上覆盖着柽柳（即红柳——译者）。大约走过5英里之后到却达村，从此进入桑株河灌溉的一串绿洲的边缘。这些绿洲中最大的叫墨吉，其上从北向南散落着一些小村庄，村与村之间隔着大片因没有灌溉而荒秃的黄土地带。从赫定博士的叙述中我就已知道，在墨吉的巴扎所在的那个中央村落以北有一个古遗址，所以我就安排于10月7日在那里停留。到达后的那天早晨，当地的伯克和村里的头人们就给我拿来了整袋整袋伊斯兰时期的旧铜币，还有一些金属封印、青铜装饰物等，据说就是在被他们叫作托古加依的上述古遗址处找到的。

那个地方位于皮山巴扎以北约0.75英里处。我在前往那里的过程中，发现一片约有0.25平方英里的裸露黄土地，上面布满一道道汛期河床的宽阔河道。在因此而形成的岸上，覆盖着陶器碎片。在土壤没有被洪水的作用冲开的地方，只有很少一些陶器碎片露在地表；而水流冲过的黄土岸上，坡上就厚厚地布满了各种陶器碎片、小玻璃片、小石片和类似的碎片。我检查了好几个侧面或多或少垂直暴露出来的黄土岸，在其中发现了陶器碎片和动物骨头以及层层的灰烬和木炭。它们埋在目前的地表之下3～5英尺处。从同样深度的地层中还能够冲出许多钱币，前面我看到的那些钱币就是从这里来的。它们通常是在春季和夏初的洪水流过之后，在主要洪水渠道宽阔的岩石河床（一般称为萨依）中捡到的。成排的小洞表明，上一个洪水季节所冲出的碎物已经被“寻宝人”搜索和冲洗过了。也是在那里，我收集到五六枚与前面带给我看的同样类型的薄铜币，是我雇来寻找带装饰的陶器片等物品的村民找到的。

这些钱币和我在此处购买的大量钱币都属于至今不能确认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他在钱币的背面自称苏莱曼可汗。我们对这位国王所处的时代或谱系并无所知，所以确定这些钱币的种类和标准能为我们的考古调查提供什么线索这件事就得留给钱币学家去做了。图27显示的钱币样品代表着我在墨吉获得的分成两类的90枚钱币。这些钱币在托古加依如此丰富当然很引人注目，尤其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很罕见。在和田出售的、大部分来自约特干的许多各类钱币组合中，我也没见到过6枚以上的苏莱曼可汗钱币，而就是那几枚也一定是得自墨吉。除了这些钱币，我在墨吉购买的收藏品还包括唐肃宗皇帝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发行的23枚铜币和少量不能明确认定的伊斯兰时期的铜币。这些铜币很有可能也是来自托古加依。

这些钱币发现所提供的证据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托古加依遗迹所属的定居区在进入伊斯兰时期依然繁荣。冲出陶器碎片和其他碎片的地层与约特干的文化地层特征极为相似。与约特干的文化地层一样，托古加依的地层无疑是因垃圾的积累而渐渐形成的。但是托古加依地层较浅，没有更早时期的钱币发现，表明这个地方被占据的时期，或至少是遗迹向我们所表明的时期，不会早于伊斯兰时期之前几个世纪。另一方面，从覆盖着这一层的土壤堆积中，我们能够得到此地有人居住的年代的下限。我后来在约特干的观察表明，文化地层上的土壤沉积，应归因于地面停止作为居住地之后土壤被长期灌溉的结果。在村民们的记忆中，这片地区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荒野。似乎有证据表明，在这个较晚的时期里，它的表面事实上曾被侵蚀。把此地的目前状况和碎片层上覆盖的淤泥堆积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得到结论：即使是碎片区中最晚的部分，也已经在土壤中间存留了相当长的时期，也许不少于5个世纪。

如果能确定此地层的哪怕只是近似的时间上限与下限，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可以帮助我们对极为多样，而令人好奇的此地出土陶器样品进行分类。和陶器一起还有其他小片的玻璃和金属出土。上釉的陶器碎片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因为它们有较好的工艺和艺术性的色彩。我以前发掘的更早时期的遗址都没有这种上釉的器物，因此也许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伊斯兰时期开始以前，塔里木盆地的人知道上釉工艺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运用吗？另一方面，有一些不上釉的陶器片，其装饰显出是公元3世纪的尼雅河遗址处所能看到的木刻的主题的延续，因此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佛教艺术。

和在约特干一样，我对那里地面之下完全没有任何建筑遗存的痕迹感到吃惊。但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灌溉及伴随而生的渗透对土坯、灰泥和木料这些塔里木盆地仅有的建筑材料所起的腐蚀作用，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一现象。约特干遗迹的状况与托古加依的还存在另一个联系。古代和田都城遗址的发现是由偶然形成的深沟将深埋的文化地层暴露出来而导致的，托古加依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由于汛期河水所冲出的河道，那么这里的古老而更令人感兴趣的碎片很有可能还在被掩藏着。

我从托古加依穿过一片部分被轻流沙即黄土尘埃覆盖的荒地，来到墨吉巴扎东北约1.5英里处、被称为阿萨的古代墓地。赫定博士曾特别留意这个遗址。他注意到，这些坟墓是穆斯林的。我检查了一个低矮、有人骨架从其侧面伸出来的大土丘，发现其中有紧凑地排成行的坟墓。这些坟墓内面衬着泥砖，上面盖着木板。打开其中一座坟墓后，我在里面发现了缠在粗糙棉材料中的一具小孩的遗骸。这种材料被称为哈慕，在整个新疆地区都很常见。小孩的头转向西面，与穆斯林习俗相符。他的脚被一根带子捆缚起来。我的突厥仆人肯定地表示，这种方式至今还在沿用。这个墓地无疑是用来埋葬正统穆斯林的。实际上，当地传说认为它是在与异教徒战斗中死去的夏赫（国王——译者）的圣陵，但我却找不到任何确定性的传说，而在我要掘开一座坟墓进行检查时，我的向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良心不安。当他们在这座应为一位神圣斗士的坟墓中看见一具小孩的遗体时，毫无迟疑地表示他们不相信那个传说。

有两个观察证据表明，这个墓地很可能相当古老，大约与托古加依遗迹同时期。从一个部分暴露的坟墓中，我的东干人翻译尼亚孜阿洪捡到一个代表飞鸟的小黄铜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恰与搜索托古加依碎片时拿给我的一个非常相似。经过询问，我发现现在那里的人仍然习惯在他们亲属的墓中放入这一类的小物品。

另一点观察涉及埋葬这些古墓的土堆的外形。这个观察也很有意思，但直到在别的地方获得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才开始对它感到吃惊。据我的观察，这些坟墓总是占据着低矮的土丘，与前面描述的喀克夏勒塔提的黄土岸即“见证者”不无相似处，只是一般来说更大，形状更圆。最接近土丘边缘的坟墓中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暴露了出来，这表明土丘受到了侵蚀。土丘之间的地面表面上是松软的分解黄土，到处散布着旧陶器的碎片，但并不厚，因此它与塔提上标志着地面最大侵蚀程度的低陷部分之上覆盖着的黄土尘很相似。容纳坟墓的土丘比周围地面高出并不多，也许从未超出10英尺。

将我的笔记与我对这个墓地的回忆相比较，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土丘实际上是原始地表的一部分，因为其中坟墓密集而防止了此处的土壤像周围其他地方一样被侵蚀。我在阿萨最显眼的土丘东面约0.5英里处的一座小寺院凯派克乌鲁克麻扎的所见证实了这个结论。那座寺院有一些旗杆和旗子，这些旗杆和旗子在一座小而边界鲜明的黄土垣上竖起，因而被认为标志着一位圣者的埋葬之地。我拍摄的这座麻扎的照片（图28）非常明显地呈现出风蚀在黄土垣侧面所造成的影响。黄土垣在周围地平面上升起约10英尺，它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显然是由于上面的坟墓。有不少衰败的木料从上部的斜坡中伸出，可能属于被侵蚀削去的坟墓。

流沙形成的低矮沙丘现在在北面和东北面围绕着阿萨，为那个令人悲哀的景象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没有证据表明托古加依遗址（这处墓地也许就埋葬着它的居民）是由于受到沙漠侵袭而被废弃的。托古加依以北在今天仍有成片的耕地，而那里定期的洪水侵袭也表明灌溉并不是不可能的。次年5月我回程途中再经过墨吉时，看到大量足以使土壤繁育作物的水在一些河床中白白流失。我在墨吉那一片片分立的开垦区中得到的印象是，目前绿洲上约有500户但也许要少得多的人口无论怎么说都没有完全利用可用的水和耕地。

第五节　从墨吉到和田绿洲

继续行进了约14英里，经过比较容易走的、大部生长着低矮灌木的石萨依，我就来到了藏桂这片肥沃的小绿洲。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里村子的土地被分成四大块，每年轮流耕种，而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可使用的引水渠中水供应不足。然而藏桂以西三四英里的地方就有两条很大的洪水河床通过，而在那周围实际上并无耕种。从赫定博士的记述看，村民们确实痛感到水的流失。然而，尽管他们试图努力调整蓄水，却拿凶猛的洪水没有办法。在这里同样很明显，如果有更积极的管理，更密集的人口，很快就能找到增加绿洲出产的方法。

在中心村庄西北约2英里处，当地人指给我看的一处叫作库勒兰干（湖岸驿站）的旧址表明，这里在以前的时代曾有过更大范围的开垦耕种。在那个地方我发现，陶器碎片散落在开垦地边缘附近约0.5平方英里的地面上。但其中我却找不到带装饰的碎片，也没有任何鲜明的侵蚀证据。在地上和地下的碎片中，有大量的骨头、灰烬层和木炭，所以人们认为这里的土壤很有肥料价值，大量的泥土被挖走，形成了无数的坑。在其中一个坑中，我发现了腐败弃物和灰烬的地层，在表面之下深入有6英尺。在此地点的北端，比现已干涸的一处水道高很多的地方是两个被圆形的泥“带”围起来的干涸水塘，大的一个直径约60码。据说这里偶尔能捡到旧铜币，但我一个也没找到。陶器碎片尽管几乎从未受侵蚀影响，但看来很粗糙。我对库勒兰干的一般印象是，这是一个在并不久远的时期被放弃的村庄遗址。

从藏桂往和田方向去经过的下一片绿洲是皮亚勒玛。从藏桂往那里走，要穿过整体上显出真正沙漠特征的地带。离开垦地区边缘约2英里距离处，粗糙的流沙形成的矮丘就开始覆盖住裸露的黄土，再向东南方向更远一些地面就成了硬的卵石萨依。在离藏桂中心约6英里被称为克孜勒唐木（红墙）的地点，我发现有一小块地上厚厚地散布着旧陶器的碎片。碎片呈鲜红色，很坚硬，但完全没有装饰。周围的流沙下面覆盖的碎片也许还更多。附近是一条河的干涸河床，这条河也许偶尔从杜瓦的外围山上带下一些汛期河水。

在墨吉时我就听说了一座被称为喀拉科尔梯木（黑顶土墩）的废弃砖石堆（图29），在前往皮亚勒玛的路侧面不远的地方。在离藏桂约13英里的一处孤立存在的旅客休息处萨依兰干——那里的用水只能从一口深井中汲取——我们离开了大路，向东偏北的方向走约2英里，穿过粗糙沙子的大沙丘，就来到了那个土堆。它看上去是一个坚固的土坯堆，表面严重剥落，但从尺寸和比例上判断仍是一座佛塔的遗迹。建筑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毁去，尤其是南面。其他部分的轮廓则埋在剥落碎片的深堆中。我们用平面图的方法对这座土丘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图30），发现它的底部是一个约65英尺的正方形。但附近的一座高沙丘的沙子堆到了北面和西面，而其他面上又是被碎片覆盖而成的斜坡，这个结构的底部接触土壤部分的实际轮廓就无法以绝对的清晰度还原出来。高一些的地方，轮廓变得更加不规则，如图30中看到的那样。尽管如此，从自西面拍摄的照片中（图29）可以看到，土堆的轮廓仍然隐约显出它的穹顶应该曾经是建在一个正方形的底座上。土堆最高处比看来是原始地面的平面高出约22英尺。顶部现在构成一个伸长的小平台。这表明最初上部结构的相当部分已经剥落。这一点以及它整体上的衰败都与库尔干梯木和克孜勒德拜非常相似。由于所砌的砖石大量掉落，我怀疑即使将碎片广泛清理，也无法测量出底座和穹顶等几层的大致准确的高度。

土堆有多处露出土坯，看来是相当均匀的边长16英寸的正方形，厚3.5～4英寸。这个尺寸与前面所说的莫尔梯木佛塔的土坯尺寸一样。土堆西北面保存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我们讨论托帕梯木遗迹时说过的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即由于那一面最多地暴露于主风向因而造成沙的积累。在南面，坚固的砌造结构的遗迹之间有一条很大的充满碎物的沟（图30），是由于发掘还是自然衰败形成的，我无法回答。我要指出一个特殊的特征，即我注意到在西南角附近、地面之上约5英尺处，砖石结构规则地嵌入了由水流冲出的那种巨大圆石垒成的一层。遗迹坐落于坚硬的砾石上，这只有在南面和东面才能看到，其他地方粗糙的流沙覆盖了地面。紧靠西面和北面，流沙堆积成很长的沙丘串，高约15英尺。这些沙子不能用于耕种，与远处的皮亚勒玛绿洲的一线暗色树林形成强烈的对比。土丘东面的地面没有沙子，散落着小陶器碎片。土丘范围不大，碎片没有装饰过。

从喀拉科尔梯木到皮亚勒玛绿洲西缘需要往东南方向走约6英里长的一段路程。我在这段路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耕种的旧痕新迹。考虑到土壤的性质是硬卵石的达希特，靠近绿洲西面杜瓦河的汛期河床，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有过任何垦殖。这就使毁损佛塔所占的隔绝的位置显得尤其令人好奇。在它附近也无法找到其他任何遗迹。皮亚勒玛本身只是一片小绿洲，据我得到的消息只有约100户人家。绿洲的水源依赖于杜瓦山上流下来的一条河流。因为其流域内几乎不包含任何有永久冰川的山岭，所以可用于灌溉的水供应就很不稳定，经常很少。

皮亚勒玛是到达和田西边界之前途经的最后一片绿洲。现在的叶城与和田之间的行政区划由皮亚勒玛绿洲边缘数英里处路上的两根半衰败的柱子来标识。在玄奘的时代，皮亚勒玛本身一定是被归在和田地界之内的。因为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几乎毫无疑问，他进入和田边境之后第一处到达，并停留了7天之后才向都城进发的勃伽夷，应在目前的皮亚勒玛附近去寻找。我们从《大唐西域记》中得知，玄奘说勃伽夷在古代和田都城以西300里，即三天的行程。根据现在的每日行程，这个说法便使勃伽夷对应着皮亚勒玛。从地图上看，皮亚勒玛与和田之间相距48英里。如果考虑上小的歧路和部分路途上遇到的多沙地带即可说有56英里。这就与上面的描述很相符。如果汉文转写的发音近似可靠，皮亚勒玛即勃伽夷即可理解为渤海（勃野——译者），即上引《唐书》一段行纪中所说的和田以西的第二个地方。

勃伽夷有一座寺院，寺院中有一尊神奇的佛像。《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都用相当篇幅讲述了“闻诸土俗”的关于这座塑像的传说。曾经有一个阿罗汉的学生，住在克什米尔。他病得很重，想吃一种特殊的米饼。他的成圣的老师给他从瞿萨旦那（即和田）取来了这种米饼。沙弥吃了米饼后就祈祷转生到那个国家去。他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再生之后做了和田的国王。后来他翻越雪山去袭击克什米尔。那位阿罗汉劝止了他与克什米尔国王之间的战争。阿罗汉给和田国王看了很久以前他做佛教徒时穿的衣裳，向他启示了他的前生，引导他停止进攻。在撤回和田以前，这位国王来到他前世供奉的佛像面前，和他的军队一起把这尊佛像请回了和田。到达勃伽夷后，这尊佛像便拒绝继续前进，因而国王就在佛像周围建了一座伽蓝，在佛像的顶上放上了他那装饰着宝石的王冠。这个王冠一直放射出明亮的光芒，玄奘达到时仍然能看到佛像顶上的光。据描述，佛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

这个传说从好几方面说都非常有意思。它表明是克什米尔在古远的年代向和田介绍了这种雕塑艺术。这一事实凸现出和田艺术与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的无可置疑的联系渠道或渠道之一。这个传说还是我们了解的仅有线索，表明和田的传统认为克什米尔曾经穿过喀拉库鲁木的高山屏障入侵和田。这个传统当然颇有传奇色彩，但是它很值得注意，因为涉及这两个据认为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存在的地区之间的联系。同时，这个传说还有地形学上的价值，因为它似乎表明，人们相信皮亚勒玛在古时候就已对从西面或南面来的人标志着和田的边界。在和田与喀拉库鲁木山口和拉达克之间最容易而实际也是被旅队唯一经常使用的道路，是通过皮亚勒玛和藏桂到桑株去的，再从那里穿过桑株达坂到达上墨玉河河谷——因为过墨玉河中段难行的峡谷的直接道路几乎无法通行，除了深冬季节能供人和不负载的牲畜通过。

至于那尊供着从克什米尔来的神奇塑像的伽蓝的位置，我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我很后悔在经过皮亚勒玛时没有去调查附近地区的任何现代寺院。考虑到和田地区所表明的当地崇拜已形成的持久性，那些寺院也许能够提供一些以前的线索。当然，喀拉科尔梯木遗迹处的僧院的位置就在表明着它可能是那座伽蓝。喀拉科尔梯木与古代和田都城所在地的距离与玄奘估计的300里准确地相符。遗迹非常孤立的位置正好可以用传说中相信的奇迹自然地加以解释，因为那个奇迹使佛像被放到了路上的某个特定点上，而不顾及通常旅行者所一般遵从的路段安排。但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猜测而已。

经10月10日的长途旅行，我从皮亚勒玛来到和田大绿洲之内。从皮亚勒玛直到阿克兰干之间约16英里的普通行程，路线穿过绝对荒秃的平地，先是硬黄土然后是砾石地。在阿克兰干，水只能从一口很深的井中获得。在那之后有约10英里的距离，道路穿过流沙的沙丘地带。这些沙丘以通常的形状和方向构成规则的半月形。沙丘很高，达20英尺或更高，在路的南面一直延伸到很远。在这条流沙地带中间，仿佛是巨大沙海中的一个南面的港湾，旅行者来到一座叫作库木·拉巴德·帕迪夏麻扎的引人注目的寺院。它的意思是“大漠圣主墓地”。那里有一些木屋和小木棚，作为成千只鸽子的鸽巢，因此这座寺院就获得了一个流行的名称“喀普塔尔麻扎”即“鸽子的圣殿”（即鸽子塘——译者）。这些鸽子被完全驯服过，依靠旅行者的布施，和包括和田绿洲上的瓦科普土地等的宗教捐赠，来维持生活。

根据七代相沿负责这座寺院的其中一位夏伊赫的儿子告诉我，传说是这样的：这些神圣的鸽子是在伊玛目·夏克尔·帕迪夏与异教徒即和田的佛教徒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从他的心脏处神奇地飞出的一对鸽子的后代。战斗的双方都牺牲了几千人，无法将为信仰而牺牲的夏赫特（圣战者——译者）与喀菲尔（异教徒——译者）的尸体分开。在一位幸存下来的穆斯林的祈祷中，那些成为烈士的人的尸体奇迹般地集中到了一边，两只鸽子出现了，标记着死去的领袖的遗体。一只鸽子停在他的头上，另一只停在他的脚上。出于感恩，所有通过这条道路的旅行者都给这些圣鸟提供食物：或为此带来玉米，或在寺院的商店中购买——像我为了遵从这个宗教习俗而做的那样。人们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掠食的鸟从来没有杀死过一只鸽子，如果它们试图捕食鸽子，自己反而会因此而死去。我后来在扎瓦附近遇到一位老夏伊赫——阿合买·提夏赫，也向我讲过这个传说。据说这个传说记载于《塔特克拉赫》即“传奇”中，但我没能得到抄本。

此地与周围绝对隔绝，使得有关这一大群振翅生灵的优美传说推测变得更加令人难忘。与这种维持着它们生存、年代久远因而受到遵从的习俗对面相逢，我自然就想起玄奘告诉我们在从西面去往和田的路上有一个与此奇异地相似的当地崇拜仪式。在到达古代和田都城之前150或160英里的地方，“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

流行传说讲到这些老鼠时，说它们“鼠大如蝟，毛则金银异色”，全都跟着一个每天从洞里出来的老鼠首领。过去的时候，匈奴一位将领曾率领数十万军队劫掠边城，人们相信他是在这些老鼠坟墓附近屯兵。据故事所说，和田王只有数万兵力，准备迎敌，但因胜利无望，因此转而想到向那些神奇的老鼠祈求帮助。“其夜瞿萨旦那（于阗，今和田——译者）王梦见大鼠”向他保证说第二天将给予援助，一定会取得胜利。因此这位国王就率领着他的部队在黎明前出击，出其不意地打败了敌人。当匈奴人匆忙应战时，“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齿断”。吓坏了的匈奴人因此大败，大批士兵被杀，连首领也被杀。

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礼祭，以求福佑。行次其穴，下乘而趋，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华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则逢灾变。

克拉普罗斯已经注意到，这个传说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的在埃及边境驻扎的辛那赫利布的亚述人被摧毁的故事令人惊奇地相似。在那个故事中，田鼠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且也是先在梦中预告。不过更加有趣的是，玄奘听到的传说意在解释的当地崇拜在同一地点一直流传至今，因为玄奘所描述的地点正对应着相对古代和田都城而言鸽子塘（喀普塔尔麻扎——译者）的位置。从约特干遗址到现在的寺院，地图上标示是24英里。如果考虑到小岔路和穿过沙地的难行路段导致的实际里程增加，就与玄奘估计的150～160里所暗示的一天半行程相符。现在的寺院仍然在“大沙碛正路中”迎接着旅行者，如同玄奘当年看到的那样。

就在紧邻寺院的东边，道路进入一片沙丘地带，沙丘间散布着无数上面长满红柳的锥形沙山。在沙漠中的这些地带，流沙如此之多，因而形成了较高的沙丘。但同时，地下水足够近，足以使红柳灌木丛把它们的根深入水中从而在它们所附着的沙锥顶上存活，这样的沙山便成为这片地带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和田及以西的路途中，只有这一段可以看到这种奇特的小山，因此我毫不犹豫就将此地与玄奘所描述的“有堆阜，并鼠壤坟也”对应上了。塔克拉玛干的探索者、寻访过宽阔沙漠地带的“寻宝人”，以及往来奔驰的猎人确有机会在许多地方见到并因而熟悉这种地貌，但对于一般的只在大路上行走的旅行者和绿洲上的普通居民来说，这种现象在过去和在现在一样显得特别奇怪和令人费解。所以玄奘听到的流行传说给它们赋予了神秘的起源，也就可以理解了。

更明显的是，寺院中侍养的鸽子被所有过往的现代行人以提供食物的方式供奉，这种方式正标志着上面传说所解释的佛教时代宗教仪式的遗迹。像玄奘记载中的老鼠一样，现在这些代替了它们位置的圣鸽，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上某次伟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实实在在看得见，且据说有神奇来源的鸽子，代替了即使在玄奘的时代宗教迷信中也已不能装作能看见的、佛教故事中绝妙的老鼠。因为在穆斯林流行的故事中，鸽子是一种最为神圣的鸟。在清真寺和吉亚拉特（圣墓——译者），喂养鸽子的习俗在伊斯兰地区广泛流传。我们同样也不会感到奇怪，和田王战胜入侵的野蛮人的伟大胜利，被伊斯兰化的传说转换成和田的异教徒，与当地传统所相信的、手里拿着剑、第一次将信仰带到了佛教和田的虔诚伊斯兰使者之间的血腥战争。

以后我们还会提到无数传说，几乎每一个传说都定位在和田的某个特殊的吉亚拉特上。它们讲述的都是塔里木地区首次皈依伊斯兰的事件，而且大部分被证明是被安在了那些在佛教时代已作为崇拜和朝圣地点的地方。格热纳德搜集了很多这样的传说，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从民间故事研究和宗教史的观点来说，这些分析很有指导意义。的确，据说在库木·拉巴德·帕迪夏的沙漠作为烈士死去的伊玛目·伊玛目·夏提尔·帕迪夏并不在通常信仰所认为的，最先使伊斯兰信仰在和田扎根的、正统的却真伪不明的12位伊玛目名单上，但他与和田许多其他据称的神圣夏赫特命运相同——当地的传说总是给他们附会上宗教故事。他最后抵抗的细节，与那些塔特克拉赫（与圣战相关的传记、传说——译者）中受人承认的和田传说里神圣斗士的故事相比，既没有什么减少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在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寺院遗迹中发掘时找到的绘画板中，有一个头部是老鼠、头戴王冠的形象，从一位侍从的态度可以看出它是被崇拜的对象（图31）。这些绘画无疑最初是还愿的布施。这个事实令人惊异地证明了圣鼠的传说在古代和田非常流行。这个形象代表的就是玄奘故事中提到的老鼠首领。在那个遗址中发现的绘画故事显然包含玄奘记下的每一个当地传说。在我看来，这一事实表明，圣鼠的故事，与蚕的引入和大臣自我牺牲于河中女神的故事一样，是古代和田最受人喜爱的民间故事。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是，在和田地区遇到了如此鲜明的一个例子证明当地崇拜的持久性，而我后来研究所及的佛教和田的几乎所有圣址都显示出这种崇拜的持久性。在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这种当地崇拜的持久性就曾对我大有裨益——我在那里寻找的古代佛教和印度教寺院的位置几乎总是不变地由现在的穆斯林吉亚拉特标记着——因此我把刚进入和田地区时就观察到这一现象当作一个好兆头，这大概不为过吧。

不过前面所述还使我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有史以来从西边通往和田的道路所经地带的自然条件，以及这条路本身的方向，实际上变化极为有限。这种确证也令人颇感安慰。从叶城之后，一路上我们都发现能够找到的古代遗迹离现在实际的路线仍然很近。还没有一个地方，我所见的古代标志支持着常被人重复的观点，即在最近的时期沙漠在向南挺进。在此处——道路尽头处，我们有直接证据表明，我进入和田之前所穿过的流沙的奇特沙锥地带，在玄奘的时代，也许还包括他以前的许多世纪里具有同样的自然特征。这种连续性得以证明，应该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深受鼓舞，因为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人口、政治条件和文明的变化，自然环境和决定它的自然因素在历史时期内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以至于会严重影响从确认的古代事实中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