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当我对手稿进行最后润色时,一系列可怕事件再次使警察执法登上美国新闻的头版头条。这些事件,及其引发的话题,凸显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重新思考警察执法与更广泛的民主之间的关系。
2016年7月5日凌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一家便利店外,警察开枪打死了阿尔顿·斯特林。在这个街区,斯特林是个熟面孔,他在这里向过路人出售电脑光盘。据目前所了解的事实,有个行乞的人拦住了斯特林进行乞讨。由于这名男子一直缠着斯特林,斯特林忍无可忍,挥舞着一把枪想赶走这名男子,因此这名男子拨打了911。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就像现在很多涉及警察执法的事情一样,这件事也被拍摄了下来。接到命令处警的警官把斯特林扑倒在地;一名警官拔出自己的手枪,朝斯特林的身体开了几枪,打死了他。斯特林的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抗议,特别是在巴吞鲁日。
第二天,在明尼苏达州的福尔肯高地——圣保罗的一个郊区——警察拦停了菲兰多·卡斯蒂尔驾驶的汽车。语音记录录制到警察说:“这两个乘客看起来像是参与抢劫的人。司机看起来更像是其中一个嫌疑人,因为他的鼻子很宽。”1警察对卡斯蒂尔的解释是他的尾灯坏了,所以让他靠边停车。根据目前了解的事实,警官杰罗尼莫·亚内斯要求卡斯蒂尔出示驾驶执照和车辆行驶证。卡斯蒂尔告诉警察,车上有一把手枪,但他有持枪证。亚内斯命令卡斯蒂尔不要动。卡斯蒂尔当时正伸手去拿驾照,随后被亚内斯警官击中,胳膊和胸部中了4—5枪。和卡斯蒂尔在车上的是他的女朋友戴蒙德·雷诺兹和雷诺兹4岁的女儿。雷诺兹在脸书上直播了枪击后的录像,这段视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明尼苏达州州长马克·代顿发表声明,称所发生的一切“不可接受”,并评论说:“如果这些乘客……是白人的话,还会不会发生这起案件?我认为不会。”2
卡斯蒂尔枪击案发生后,街头抗议活动愈演愈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公开声明:“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对阿尔顿·斯特林……和菲兰多·卡斯蒂尔的致命枪击事件深感不安。”他接着说,这两起死亡事件“表明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反映了整个系统年复一年出现的种族不平等,由此导致了执法部门与他们服务的社区相互之间极度缺乏信任”。
卡斯蒂尔枪击案发生后的一天晚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场街头抗议演变成了“911”事件以来美国执法部门伤亡最惨重的事件。抗议活动本身是和平的;达拉斯的警察贴出了他们自己与“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的照片。正如总统随后指出的那样,这是美国民主发挥作用的最好范例:警察保护抗议民众,而民众的抗议所针对的正是警察执法。突然,枪声大作。曾对警察枪击黑人事件表示愤怒的退伍军人米卡·约翰逊开枪打死了5名警察,打伤7人(还有2名平民)。警察把约翰逊逼到墙角,随后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警察用一个装有炸药的遥控机器人杀死了他。
达拉斯枪击案后,举国悲痛,同时引发了各方之间的相互指责。所有心地善良的人都对达拉斯发生的事件感到痛心,但这个国家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枪击案是不可接受的偏见造成的,需要立即予以纠正;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警察正在做的工作正是我们需要的,他们遭受的攻击令人无法接受。总统回国后,为牺牲的警察致悼词,感人肺腑。他还在白宫主持了抗议积极分子和执法部门之间的长时间会议,并且在全国电视转播了一次市政厅会议。
似乎这还不够,7月17日星期天,密苏里州一名男子,由于对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感到非常愤怒,起身前往巴吞鲁日——再一次,根据事实还原——伏击警察,打死3人,打伤3人。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抬头,持续不断制造事件,引发了大量有关安全的讨论,执法部门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几天前,7月14日,在法国尼斯(Nice)举行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中,一名男子驾驶卡车冲入人群,从驾驶室内向人群开枪,造成8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上一年11月13日,在巴黎,武装人员发动了有组织的致命袭击,法国已经举步维艰。在全球范围内——从阿富汗到德国,再到土耳其——恐怖主义袭击具有一定规律性,包括2016年6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夜总会的枪击事件,死亡49人。
就本书而言,这些悲剧事件就是一个尖刻的讽刺。2012年,当我把撰写本书的意向寄给我的出版商时,我的卖点是,似乎没有人关心警察执法,但是我们都应该关心才对。我希望凸显这一话题的重要性,在将其纳入国家议程方面发挥某种作用,不管它有多微不足道。然而,当我正在撰写手稿的时候,事件的发展速度显然超过了我的预想。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让人们看到了新兴的政府监控手段。仅仅几个月后,从密苏里州福格森的骚乱开始,街头警察执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问题,从种族偏见到军事化装备,都浮出水面。几乎每一天都有警察问题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到2016年7月,社会治安和种族问题成为美国的热门话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时事是我书稿的一部分,因此我无法向读者保证书稿中的事件都是最新发生的。虽然最近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警察使用武力上,但技术和监控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关于预测性警务的前景和危险已经有很多报道,很快我们将仔细研究其他技术,例如车牌识别和面部识别。加密技术也引发了热议。
然而,尽管公众对警察执法的关注已如此之多,我们仍然错过了一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像政府其他部门那样监管警察执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固执于解决办法,或者仅仅是指责,而不是如何管理警察执法。
警察执法需要民主:民众参与并决策。我们需要把所有的谈话和辩论变成行动。我们需要政策——民众参与制定的透明的规则——处理武器使用,处理暗藏的种族偏见,处理警察采用的新技术。
我可以预料到反对意见:问题确实很难解决,而且没有明显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应该把问题交给专家——警察。
是或否。这些问题非常棘手,这正是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仅仅把解决问题的决定权交给警察的原因。警察拥有极其宝贵的专业知识,我们必须态度明确,毫不含糊地与他们进行协商。他们一定是谈话的一部分。但正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作为公民有义务承担责任。做出选择。我们的决定和我们所做的努力,可能只是暂时的。没关系,这是我们学习和提高的方法。但这不可能是答案,因为问题很棘手,我们就放弃。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达拉斯所说:“归根结底,我们不仅要找到有效的政策,而且要达成共识,与愤世嫉俗作斗争,坚定意志,共同做出改变。”
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人民正在尝试采取民主的措施管理规范警察执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谈到的,弗格森事件之后,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始限制军事化装备。一些州已经颁布了一些法律来解决诸如交通堵塞、无人机或其他警察执法技术中的种族偏见等问题。美国法律研究所正在研究有关武力使用的政策,以避免与警察产生致命冲突。一些警察局——在我主持的警察执法项目的帮助下——已经开始让社区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我们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进行了第一次实践。卡姆登富有远见的警察局长杰·斯科特·汤姆森决定,他将是否佩带执法记录仪提交给社区讨论,而不是通过命令强制佩带执法记录仪(这在警察执法中很常见)。我们举办了论坛,与警察进行了专题小组讨论,让社区填写了调查问卷,邀请了相关团体发表评论。作为回应,汤姆森局长改变了政策的制定,并发布了一份报告,向公众解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也促使纽约市尝试类似的做法,从普通市民那里收集了上万份问卷,深思熟虑、考虑权衡纽约市警察局佩带执法记录仪的政策。
民主进程是艰难的。民主是耗时的。而且可能会引起争议。
但是,到底还有什么比我们如何被监管更重要、更根本的呢?政府是如何监视我们的,是如何对我们使用武力和胁迫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我对警察执法仍然感到不安,但我对警察的信心——至少是其中一些警察——已经稳步增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经常遇到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公共服务事业。这并不是说每个警察或警察局长都是好人——警察和我们一样都是人——警察文化有时也会产生腐蚀性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警察。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警察明白——或者说他们需要,就像所有政府官员一样——他们为我们工作,他们为我们服务,他们保护我们。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更好地与警务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明确我们的愿望,并与他们一道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安全,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