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差异
承蒙伊文思—温慈博士（Evans-Wentz）的信任，让我对这样一部阐述重要东方“心理学”观点的著作进行评论。我在这里不得不使用引号，这个事实表明心理学这个术语的普适性值得怀疑。东方似乎并没有与我们称之为心理学的东西对等的领域，但有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作为现代心理学之母的批判哲学，东方对它的陌生程度如同欧洲中世纪对它的陌生程度一样。因此，“心”（mind）这个词在东方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自中世纪以来，我们西方人对心的理解已经抛弃了形而上学的外延，现在这个词指称“心灵的功能”（psychic function）。尽管我们不知道或者假装知道“心灵”（psyche）是什么，我们仍然能处理“心”的现象。我们不再假定心是一种形而上的实体，也不假定在个体的心和宇宙心识（Universal Mind）之间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的心理学仅仅研究与形而上意义毫不相关的现象层面。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成功地给心灵限定了地盘，将其从原初与宇宙的浑然一体中分离出来。人本身已经不再是小宇宙以及宇宙的幻象（eidolon of the cosmos）。人的“阿尼玛”已经不再是与宇宙一体的“火光”（scintilla），不再是世界灵魂的“火花”（spark of the Anima Mundi，the World Soul）。
因此，心理学将所有形而上的主张和观点都视为心理（mental）现象，认为它们是对心和心的结构的描述，而这些描述最终源于某些无意识倾向。心理学不会认为这些形而上的描述是绝对成立的，甚至不认为它们能建立一种形而上的真理。我们无法用理智来辨别这种态度的对错。我们只知道没有证据，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来证明诸如“宇宙心识”这种形而上预设的有效性。如果心认为存在一种宇宙心识，我们只能说那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们不会假定宇宙心识的存在因此而成立。没有论证能够推翻我们的这种推理过程，但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我们做出的这种结论是终极正确的。换言之，存在这样的可能，即我们的心灵只不过是宇宙心识的一种显现。然而我们不知道，甚至无法想象如何能够证实或者证伪这一点。因此，心理学认为心不能建立或断言超越它自身的任何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接受自身心灵的局限，我们就只能阐释那些常识。我承认这意味着牺牲掉某些东西，因为我们对那个奇妙的世界说了再见，而那个世界中，心灵创造了万物，而且正鲜活存在着。那是一个原发性的世界。在那里，即使无生命物也被赋予鲜活的、治愈性的魔力。基于这种魔力，它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进入它们当中。迟早我们不得不明白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属于我们自身，它们的重要性源于我们的投射。知识论最终让人类走出童年期，走出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心灵创造出的人们居住在形而上的天堂和地狱中。
然而，尽管这种认识论的批评难以避免，我们还是一直紧靠着宗教信仰。信仰让人认识上神（God）。西方因此产生一个新问题：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立。科学角度的批判哲学就像以往一样，建立在一种错误判断之上，变成负面的形而上学，即唯物论。物质被假定为能被感知、辨认的实体。然而这个彻底的形而上概念是那些未经严格审视的人将形而上具体化导致的结果。物质是一种假设。当你说“物质”时，你是为某个未知之物创造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能和“精神”抑或其他指代一样，甚至造物主也如此。另一方面，宗教信仰拒绝放弃其先于理性批判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与基督的教导相对，信徒们试图让自己停留在孩子的状态，而非变成孩子的状态。他们固着于童年的世界。当代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在他的自传里说，耶稣一直是他的好朋友，“从小就如此”。耶稣是个与他之前的布道人不同的完美榜样，但是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并非要像他那样在生涯的早期经历心理和精神上的历练，而没有这些历练他就永远成不了救世主。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源于双方的误解。科学唯物论只是介绍了一个新的基本原理（hypostasis），那是知识界的一个罪过。它给现实最高原则起了个新名字，并假定它创造了新物，毁掉了旧物。不管你把这种存在的原则叫作“神”、“能量”、“物质”，或者你喜欢的其他事物，你并没有新造出什么，你只是换了一个指称的符号。唯物论者自身也在最大程度上去做一个形而上学家了。而信仰则有所不同，它试图仅仅在感知的层面保持原始的心灵状态。信仰并不愿意放弃与心灵创造出来的圣人（hypostatized figures）之间这种原初的、孩子般的关系；信仰希望一直处于一个安全、值得信任的世界，一个由强有力、有责任感和善良的父母掌控的世界。信仰中可能包含理性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假如有一个可供牺牲的理性的话），但是不需要“牺牲”感受。通过这种方式，信仰者保持孩子的状态，而不是变成孩子。他们并没有重新获得生命，因为他们从未失去过它。进一步来说，信仰与科学发生冲突，这“罪有应得”，因为它拒绝敞开大门，迎接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进行的灵性探索。
任何一个诚实的思想家都不得不承认，所有形而上学观点都会带来不安全感，信念（creeds）就更如此了。而且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任何形而上主张都具有无法证实的本质；同时还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人心具有将自身提起来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达到超越性的存在。
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反面。它反对这种观点：人们突然认识到认知是一种心理功能，如果用于人类自身以外的层面，那就是投射。这种不承认是“形而上的”，它源于哲学素养的不足，以至于无法看到唯物论背后隐藏的实体，没有意识到“物质”只是最高存在的一种名称而已。因此，信仰的态度表明人们是如此不愿接受哲学批判。这也说明，当人们失去童年期的安全感，坠入一个奇怪的、未知的、被一种不关心人的力量控制的世界时，恐惧该有多大。其实以上两种情形中什么也没改变。人和外部世界一如既往。他只需明白他关在自己的心里，不能超越，即使再疯癫也是如此；明白人类世界或者他的神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心态。
首先，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心灵结构会对我们就形而上学所做的一切论断负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理性并非是自有的实体（ens per se），或者说理性并非是一种独立的心理机能，而是心灵功能依赖于其整体性才可以实现。一个哲学观点，是一个具有特定人格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处于某个特定的地方给出的主张，而不是一种纯粹逻辑的客观产物。这样看来，这个过程主要是主观性的，哲学观点是否具有客观效力取决于有多少人同样来申辩它。哲学上由于认识论的批评而把人孤立地限于人心，这必然会招致心理学的批判。心理学的这种批判在哲学家中并不多见，因为哲学家们乐于认为哲学上的理性是完美的、无条件成立的认识手段。然而他们的理性依赖于人的心灵功能，也被环境以外的所有主观经验所限定。实际上，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观点，以至于“心灵”这个词都失去了其普遍意义。心灵已经或多或少个人化了，已经失去了其之前所具有的宇宙层面作为理性灵魂（anima rationalis）的意义。当今心灵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性的，甚至有些武断的存在。既然以前被认为是基本的“普世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心理层面的原则，我们就开始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所谓现实的整体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是心灵的。事实上，任何被想到的、感受到的、视察到的都是一个心灵意象（psychic image）。世界的图景只是在我们对其描绘时才如此。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我们被囚禁并受限于心灵，因此我们准备承认心灵里甚至还存有我们未知的东西，这些未知的东西我们称其为“无意识”。
如上所述，人心看似普遍和形而上的广大范围已经被缩至个体意识这个小范围内，深刻地觉知其几乎无边的主体性和它那随意投射和幻想的幼稚而又古老的（infantile-archaic）倾向。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人甚至因为恐惧不可控的主观性而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哲学倾向。为了弥补失去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我们对探索数据（facts），海量的数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已经远远超出单独个体的力量所能调研。我们都虔诚地希望这种对数据巧合的累积会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但是并没有人可以确信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人类的大脑不可能理解批量产生的如此庞大的知识总和。我们被数据埋葬。若有谁敢以数据来推测，则必须付出，也理应付出良心的代价，因为他会马上只顾数据而忽略道德。
西方心理学清楚心是心智的心理功能。它是个体的“心理性”（mentality）。哲学仍然研究非人格化的宇宙心识，把它看作最初人类“灵魂”的遗迹。我们西方视角描绘出的这幅图景看上去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认为它并未远离真相。只要我们接触东方对心灵的理解就会发现，在所有情况下，我们的这类观点会自然显现。在东方，心与宇宙息息相关，是存在的本质；而在西方，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心只是认知过程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是认识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东方并不存在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因为东方并没有建立一种旨在热忱探索事实的科学，也没有只是基于信仰的宗教；东方有宗教性认知和认知性宗教（religious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religion）。[2]对我们而言，人只是无比渺小的存在，神的恩宠才是一切；但是在东方，人就是上帝，人自己救赎自己。藏传佛教的神灵属于幻觉性分离的层次，是心灵投射，但是神灵确实存在着；然而对我们西方人来讲，幻觉就是幻觉，因此它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真正的矛盾；我们西方人认为一个想法不具现实性，因此把它当作什么也没有来对待。即使我们认为这种念头本身是真实的，我们也认为念头的存在是由于它所说的一些可以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在这种一直变动不居的，并非真实存在的念头之上制造出最具摧毁力的现实，如原子弹，但是如果说这些念头本身就是真实的，那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彻底荒谬了。
“心灵现实”（psychic reality）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就像“心灵”或者“心”一样。对于后者（心或心灵），一些人理解为意识及其内容，其他人允许“黑暗的”或者“潜意识的”象征存在于心或心灵之中。有些人认为心灵包含本能，另一些人则排斥本能。绝大多数人认为心灵是脑细胞生化过程的结果。有些人猜想心灵使大脑皮层的细胞产生了功能。一些人认为“生命”就是心灵。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心灵现象是存在的一种类型，它可以得出许多必然结论。这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存在的种类，也就是所有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人们所谓的心灵，却以一种半存在半不存在的态度被对待。心灵存在是我们能当下直接感知的唯一存在。任何东西要被认识，首先以心灵意象的方式呈现。只有心灵意象才能被立刻验证。从世界并不假设心灵意象这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它根本不存在。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叔本华哲学，西方似乎还没有全然意识到这点，但叔本华是受佛教和《奥义书》影响的。
即使浅显地了解东方思想，你也会发现东西方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东方思想建立在心灵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是指心灵是存在的主要和特有的条件。看上去东方的认识似乎是心理学或者气质特征意义上的现实，而非哲学推理的结果。东方的角度是典型的内向性，而西方则是典型的外向性。[3]内向性和外向性是气质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生来具有的态度倾向，而绝非是通常情况下的有意选择。只有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内外倾向可能会根据意志（will）来呈现。内向性，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是典型的东方“风格”，是东方所具有的一种习惯性的、集体的态度倾向，就如同西方人的外向“风格”一样。内向性在西方看来是异常的、病态的，并被社会所拒斥的态度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内向性是一种自淫性的、“自恋”的心理倾向。他的观点与德国当代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一致，这种哲学认为内向性是对群体生活的漠视和冒犯。[4]在东方，我们所珍视的外向性只是一种虚幻的欲望，是让我们流转于轮回（samsāra）的一个因，它推动十二因缘链（nidāna-chain）的流转，导致世界上所有痛苦的本质。[5]任何实际了解内向和外向之间相互贬损的人，都会明白东西方立场不同所带来的情感冲突。对那些了解欧洲哲学史的人来说，始于柏拉图的、关于痛苦的“普遍性”（universals）的争论就是生动的例子。我无意介入内外向争论中的所有方面，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在宗教中也有所显现。基督教的西方认为，人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恩宠，或者说至少要依赖唯一的、行使神圣拯救功能的教会才能被救赎。然而，东方坚信，人是自身向高层次演进的唯一动因，因为他们相信“自性解脱”（self-liberation）。
宗教观点总是会表达和形成关键的心理态度和特有的成见，这对那些甚至已经忘记或者说从未听说过自己文化中的宗教的个体也如此。不管怎样，就心理学而言，西方完全受基督教影响。德尔图良所说的天生的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对西方来说千真万确，但是，这并非像他所以为那样是在宗教意义上，而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恩宠来自别处，而这无论如何都来自外部。任何其他观点都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了解这一点，就非常容易理解人类心灵为什么会因被贬低而痛苦。任何敢于在心灵和上帝的观念之间建立关联的人都会被斥为“心理主义”，或者被怀疑为病态的“神秘主义”。恰恰相反，东方对那些“低层次的”灵性阶段往往充满悲悯的同情，处于这种阶段的人不知道业力的作用，对自己的罪孽无法释然，相信有绝对的神，从而备受折磨。这些人如果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这些神只不过是自身未证悟的心造作出的戴着面纱的幻相。心灵因此是至关重要的，遍及一切，这是佛的本质；这就是佛心，是一大实相，是“法身佛”。所有的存在都来自于此，所有独立存在的外物都会复归于此。这种基本的心理学成见已经渗入东方人的一切当中，渗入他的思维、感受和行为当中，无论他说他的信仰是什么。
同样，不论属于哪个支派，西方人都同样信奉基督。对西方人来说，人的内在是渺小的，几乎什么也不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上帝面前，人皆错。”借由恐惧、忏悔、承诺、顺从、自我贬斥、善行以及赞美神，人逐步接近伟大的力量，然而这并非是其本人，而是“全然的另一位”（totaliter aliter，the Wholly Other）[6]，彻底完美的，也是彻底“外在的”，唯一的实在。如果你用其他的词语替代上帝，比如世界、金钱，你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西方人的样子：勤奋、恐惧、虔诚、自我贬斥、有事业心、贪婪。他们暴力性地追求如下的世间之物：财产、健康、知识、技能、社会福利、政治权力、征服等。我们这个时代伟大而流行的运动是什么？攫取别人的财富，保护自己。我们的心主要用来谋划“学说”，以隐藏我们内心想要掠夺更多的渴望。我不想描绘东方人如果忘记了成佛理想的后果是什么，因为这样做会出于我的西方成见，并不公平。但是我必须提出问题：对持不同立场的双方，换位思考，仿效对方是否可能？是否值得推荐？这种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让人觉得似乎无有任何可能，更不用说有推荐性了。东方思想可能觉得西方思想愚笨，反之亦然。你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同时自我拯救；你也无法成为佛陀，却崇拜上帝。我们最好还是接受这种冲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非理性的解决办法，如果确实存在任何解决办法的话。
由于某种不可避免的注定使然，西方开始越来越熟悉东方灵性的独特之处。忽视这些独特之处，或试图在东西方灵性间建立错误和不牢靠的沟通之桥，这两者都是无用的。我们与其用心学习东方灵修的一些技术，并且以纯粹基督教的方式被迫去模仿（效法基督！），还不如探索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内向的特征，即类似于成为东方灵修原则的特征。这样一来，我们就使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构建研究。如果我们遵奉直接的拿来主义，那么仅仅是在纵容自身的西方式贪婪，就再次证实了“美好皆来自外部”：我们从东方把这些搬回来，直接“泵入”自己贫瘠的灵魂。[7]在我看来，当我们真正从东方了解到不向外求心灵也足够丰富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无论神圣的恩宠是否存在，我们都能够成长的时候，我们确实从东方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只有当我们能够面对内心对自身灵修传统的傲慢和渎神的自命不凡时，我们才能开始这个远大的事业。东方的思想与基督教价值观有冲突，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闪烁其词，回避事实。如果我们的新态度是真诚的，即根植于自身历史，那么这个新态度必须充分意识到基督教的价值，以及基督教价值与内向性的东方思想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去了解东方价值观，从我们自身去寻找，从无意识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外部。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无意识的恐惧是如此巨大，对无意识的抵触是多么坚固。因为这些阻抗，我们怀疑一个在东方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内向心灵的自性解脱力。
心灵的这个面向对西方来说实在陌生，尽管它构成了无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许多人简单直接地拒斥无意识的存在，其他人则说无意识仅仅包括本能，或者说其中仅仅是意识压抑或者遗忘的内容。我们有把握假定东方所说的“心”更多与我们所讲的“无意识”有关，而与我们所理解的心则没有多少关系。对我们来说，没有自我的意识是无法想象的。意识被等同于意识内容与自我的关系。如果没有自我，就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任何东西了。自我因此对于意识过程必不可少。然而，东方之心很容易在无我中形成意识。在其看来，意识能够超越自我的局限。真的，在“高层次”，自我整个消失了。对我们而言，这种没有自我的心理状态只能说是无意识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过程中缺少见证者。我不怀疑超越意识的心理状态存在，但是在超越意识时，这种心理状态恰恰失去了意识。我无法想象意识状态与主体（比如说自我）无关的可能性。自我的力量可能被去除，比如说，对身体的觉察被剥离了，但是，只要对某种对象有所觉察，那么一定存在正在觉察的主体。但是，无意识就是一种没有自我觉察的心理状态。只有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我们最终才能意识到无意识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疯癫人格中无意识的碎片的出现，此时病人脱离了意识状态。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无意识内容与类似于自我的无意识中心相关联。实际上，有诸多理由表明为什么无意识中心压根不存在。
东方人轻易就能够放下自我，这似乎表明他们所指的心并非我们所讲的“心”。当然，自我在我们文化中的作用不像在东方思想中起的作用那样。东方的心似乎更少以自我为中心，心灵之内容似乎更松散地与主体相连，似乎重心在于各种心理状态，这些状态中自我的活力潜伏了（a depotentiated ego）。哈达瑜伽（hatha yoga）主要是用来调服脱缰野马般的冲动，进而消融自我。当修行人经过努力达到高层次的瑜伽，即三摩地（samādhi）时，可以实现自我的消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语言意义上的意识被视为一种低级状态，无明（avidyā）状态。我们所讲的“意识的黑暗背景”却被他们认为是“高层次”的意识状态。[8]因此，我们欧洲文化背景下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可能与“菩提”（buddhi，觉悟）表达了相同的意趣。
综观这一切，东方的“升华”等同于从对自我意识中心的强调中隐退出来，对于身体和心灵意象过程都不极端强调，而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较低的、半生理层次的心灵通过苦行禁欲得到抑制（比如通过训练）。这并非通过使用强大的意志力进行压抑和拒斥来实现（而这是西方通向升华之路的惯常做法）。这种心灵的低层次问题在哈达瑜伽耐心的训练中被改变和塑造，一直到其不影响高层次意识状态的发展时就可以停止。这个奇特的过程似乎受助于这样的事实：东方人的自我和欲望被更重要的东西制约，而这个东西他们习惯认为与“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9]密切相关。这个主观因素就是我所说的意识的“黑暗背景”，即无意识。这种向内求的特征总的来说是强调心灵统觉的先验性（a priori data of apperception）。众所周知，统觉有个过程：首先是对客体的知觉，然后将其统合到预先存在的形式与概念当中，基于此，客体被“理解”。心灵并非一个无有任何属性的虚体，而是一个有着确定状态的系统，会以具体的方式做出回应。意识中出现的每一项新表征，无论是一种知觉，还是自动产生的念头，都会在原本记忆的基础上唤起新的联想，这些联想会立刻进入意识中，产生一个具有复杂图像的“印象”，当然我这样讲已经是一种解释。这种印象的质量依赖于无意识的倾向性，即我所谓的“主观因素”。使用“主观”是合适的，因为客观性不会在最初的印象后就获得。通常，这会涉及一个非常繁冗的，包括确认、比较和分析的过程，进而修正和改变主观因素的即时反应。
主观因素的这种重要特征并不是指个人化的主观主义（personal subjectivism），尽管外向性的态度容易将主观因素视为“无非是”主观的。心灵与其结构足够真实。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它们甚至可将客体转化成心灵意象。它们无法感知声波，但是可以感知声音；无法感知光的波长，但是可以感知颜色。存在就是我们所能看见和理解的。无穷无尽的事物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被我们看见、感知和理解。心灵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将外界事物纳入其中，这远非仅仅是个人成见，因为这个同化过程最终根植于先天统觉自身遵从的规律或法则。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使用的名字并不相同，但是这些法则从未改变。在原始意识层面，人们害怕女巫；在现代意识层面，人们害怕细菌。原始层面每个人都相信鬼的存在，现代意识里大家都相信维生素的作用。从前人们相信会被恶魔附体，现在人们没少被思想、观念纠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主观因素最终而言是由永恒心灵功能的模式构成的。任何依赖主观因素的人都会诉诸心灵法则。所以，这种人几乎不能说他是错的。如果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向下拓展了意识的领域，触及心灵的基本法则，那么在没有非心灵（如外界）因素致命干涉的前提下，他就可以掌握心灵自然演化的真理。无论如何，他所了知的真相与对外部世界探索而获取的一切知识相比，都不分伯仲。我们西方人认为：只有通过外部事实检验，真理本身才具有合理性。我们相信对自然进行最精确的观察和探索；我们的真理必须与外部世界的行为相吻合，否则它仅仅是“主观性的”。东方人回避自然的舞蹈和种种魔幻的形式；同样地，西方人不理会无意识及其徒劳的幻想。尽管存在内向性，东方人却非常清楚如何与外部世界相处。尽管外向，西方人也有处理心灵及其需求的方法；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袒露心灵，通过仪式和教义与未知的心灵层面交流。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也并非仅仅是西方的发明。在东方也能找到对应的存在，只是显得有些古老和不那么时髦，抑或更原始罢了。但是在精神洞见和心理技巧方面我们所拥有的与瑜伽相比就显得落后了。同理，东方的占星术和医学与西方科学相比显得落后。我不排斥基督教会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在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和瑜伽之间做过比较，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其中存在不同，非常大的不同。从罗耀拉的精神修炼层面径直跳到东方瑜伽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就像把亚洲人转变成“半生不熟”的欧洲人一样不值得提倡。我严重怀疑西方文明的福祉，我也同样不相信西方人可以接纳东方人的灵修。但是，两个冲突的世界已经相遇了。东方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它遭到了彻底而又致命的干扰。甚至西方人最高效的战争手段也被东方人成功学到了。我们最主要的麻烦似乎就是心理方面的。我们的衰落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基督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情！国家社会主义也几乎变成了一种宗教运动（其与公元622年后的任何宗教运动类似）。我们做各种准备，使自身远离饥荒、瘟疫以及蛮族入侵，却没有意识到，面对灵性层面的缺失，我们鲜有足够的准备，看上去我们对于精神瘟疫的流行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宗教态度方面也如此，西方人是外向性的。当下，人们总会无端指责基督教在面对世俗和肉身的时候，表现出的是敌意，抑或是冷漠。恰恰相反，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是一个快乐的公民、一个有进取心的商人、一个优秀的战士，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追求做到最好。世俗财物往往被视作对基督徒行为的特殊回报；在主祷文中，形容词
πιο
σιος，是指生存必需的东西（supersubstantialis）[10]，指的是面包，但是它许久以来一直被省略了，因为真实的面包很明显更有意义。从逻辑上来说，如此向外求无法让人具有怀揣一切的心灵，而心灵的这一切并非来自外界，既非通过传授，也非通过神圣的恩宠。从这个观点看，断言人能实现自我救赎是一种十足的亵渎。我们的宗教中从来不会鼓励这种通过自力来实现心灵解脱的观念。然而，心理学的现代形式，即“分析”或者“深层”（complex）心理学，揭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无意识可能会通过独有的象征方式来补偿意识层面的缺失和无法通达之处。当借助于分析心理学的技术将无意识补偿意识化时，会在意识层面带来一种变化，进而提升意识的层次。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本身无法让无意识补偿产生，我们需要依靠无意识的心灵来实现这一点（也可以把这叫作“上帝的恩宠”，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不借助技术，无意识的过程很难达到意识层面。然而一旦到达，它会给意识层面的思维和感受带来震撼。如果不这样的话，也就不具有所谓的补偿作用了。第一个作用是引发冲突，因为意识总是拒斥明显的抵触，偏离常态的倾向、想法和感受。在精神分裂症中，这些完全怪异和无法接受的无意识内容的闯入最让人瞠目结舌。精神分裂症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扭曲和夸大，但是对正常闯入物稍有常识的人很容易会发现两者潜在行为方式的一致性。闯入的内容实际上与神话和其他古老观念形式中的意象如出一辙。
通常，每个冲突都会激发心理行为来找出满意的解答。一般来说（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意识层面往往会武断排斥无意识，因为任何内心的东西总会被偏见地认为是低级的，或者是无缘由地错误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案例中，大家同意明显不相容的内容不该再被压抑下去，而应该接受冲突和痛苦。一开始，似乎并没有解决的办法，索性就用宽容之心来忍受这个事实。这种搁置进而导致问题在无意识层面形成“情意丛”；换言之，意识层面进行搁置会导致无意识层面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最明显就是梦境）又可以意识化，意识层面又得以从其中发现心灵新的面向，这又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产生新的问题，抑或改变了先前存在的问题。这个过程会反复进行，直到最初的冲突得以圆满解决，整个过程被称为“超越性功用”（transcendent function）[11]，这本身就是一种解决之道，过程与方法是一体的。无意识补偿的实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意识化（conscious realization）是方法。这种功用之所以被称为“超越性”的，是因为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会加速心灵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转化的过程。
此处对于超越性功用的描述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读者想要知道更多细节，请参考注释中的书目。但是我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心理学的观察和方法上去，因为它们也许会让我们找到通向《西藏大解脱书》所指的“心”的捷径。这是一颗创造意象的心，是让统觉独具特色的所有那些模式的母体。这些模式在无意识的“心”里与生俱来，是它的结构性成分；这些模式本身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神话的主题更普遍或不那么普遍，甚至能解释在哪里传播性的迁徙尤其不可能。梦、幻想和精神病所表现出的意象与神话的主题是一致的，而当事人却对这些主题一无所知，甚至也从未通过公众人物演讲，抑或是《圣经》中的象征性描述，来间接性地获得任何相关知识。[12]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病因学，与无意识心理学一样，无疑都展示了怪异心理材料的产生。无论无意识的结构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它包含数不胜数的、具有古老特性的主题或模式，原则上与神话或者类似的思想形式（thought-forms）的根本观念相同。
因为无意识就是本初之心（matrix mind），创造力的品质也就与此有关。它是诸如《西藏大解脱书》所讲的宇宙心那样的思想形式的诞生之地。我们无法确切说无意识具有哪种特定的形式，而东方人认为宇宙心识没有任何形式，即所谓的无色界（arupaloka），然而它是所有形式的源头，这看上去在心理学上是说得通的。因为无意识的形式和作用方式是不具有时间性的，是永恒的，被意识化后个体就会体验到一种时间上的永恒感。我们可以在原始心理学中发现类似的描述：比如，澳大利亚有个词叫作aljira[13]，意思是“梦”、“鬼魂居住之处”和“时间”，先世的祖先居住于此，现在仍旧在那里住。他们说这是“在还不曾有时间的时候的时间”。这像是无意识明显具体化和投射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梦的显现、远祖的思想世界以及永恒。
内向性的态度，不再强调对外部世界（意识的领域）的关注，而转向主观因素（无意识的领域）。这必然会将注意转向无意识的显现，比如说“远古的”或“历史的”情感这些显得有些怪异的思想形式，以及超越这一切的更广阔之处：不确定性、永恒性，以及一体性（oneness）。这种超凡的一体性体验是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的共同内容。这可能源于意识暗淡时，万物混杂，彼此感染（general contamination of contents）。各种意象几乎无限制地混杂体现在梦中，尤其是疯人的作品中，这证实了其根源在于无意识。与意识领域中内容的了然清晰相比，无意识内容总是难以置信地模糊，正由于如此，才能够实现无量混杂。如果我们试图构造出这样一种无分别的状态，我们当然应该把全体感受为一。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体性的独特体验源于微微地觉知（subliminal awareness）无意识中一切的混杂。
通过对超越性功用的了解，我们不仅获得了对“一心”（One Mind）的认识，也开始懂得为什么东方人相信自我解脱的可能性。如果通过内省和无意识补偿的意识化过程，进而通过心灵转化消融痛苦和冲突是可能实现的，这时就可以说是“自我解脱”了。但是，正如我之前曾经提及的，这其中有一个前提条件，个体无法随意产生无意识补偿。人不得不依赖这些补偿出现的可能性。人也无法改变补偿具有的特征：就是这样，或者压根不是。有趣的是，东方哲学自身似乎并未明确说出这个重要的事实。但是，恰恰就是这个事实才使西方观点在心理学上合法。看上去，西方的心具有最具穿透力的直觉：如果想要安然无恙，人注定要依赖阴暗的力量（dark power），与其合作。的确，无论何时何处，当无意识不合作时，人就会立刻进入“损失”状态，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常活动中也如此。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挫败的记忆，试图整合行为却未果，以及失去兴趣和无法专注。这种失败有可能导致气愤、重大交通事故、职业危机以及道德的崩塌。从前，人会把这些认为是神不眷顾，现在则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我们把毛病归咎于缺乏维生素、内分泌失调、工作繁重，抑或是性方面的问题。当与无意识的合作突然失败时，我们才觉得合作实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从未想到过与它合作，却一直想当然。
与其他民族相比（比如中国人），白人的心理平衡，或者简单说，白人的脑子似乎是脆弱的。我们总会试图尽量远离自己的弱点，这个事实可能会解释外向性的某种特征是通过控制外界来寻求安全感。外向性与不相信内在的自我休戚相关，人们有时候甚至都无法意识到内在自我的存在。另外，我们都倾向于去贬低内心恐惧的事物。这方面必定与我们内心存有的绝对信念有关：感觉中未出现，理智中就不存在，而这是西方式外向性的箴言。但是，正如我们强调过的那样，外向性存在的合理性也可以通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得以证明，即无意识的补偿是超越意志控制的。我知道瑜伽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能够控制包括无意识在内的过程，所以在心灵的整体层面上，没有什么是在最高级意识控制之外的。我对此没有半点怀疑，但它的代价是这种最高级意识等同于无意识。东方人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西方人对“全然客观性”的迷信等同，后者是像机器一样完全听命于一个目标、观念或者目的，从而让人失去内在的生命。从东方的角度来看，这种全然客观性是可怕的，因为这等于完全认同轮回；对西方人来说，三摩地只不过是无意义的梦境。在东方，内在的自我牢牢把握住外在的自我，这样外界的“风”就无法将其内心的“根”拔出来；在西方，外在的自我向上攀升，以至于他疏远了最深层的内在。这种一心、一体性、无量和永恒是唯一神的特权，人变得渺小、徒劳，根本就是错的。
我的论证清晰地表明：不管东西方两种观点如何冲突，各方都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双方都偏于一边，因为它们未能看到并考虑对方不适合自己典型态度的因素。一方低估意识世界的重要性，而另一方低估一心。结果就是，极端主义使它们各失去了一半的经验体系；它们的生命与宇宙的完整性脱离了，进而容易成为做作的和不人道的。在西方，这种表现是对“客观性”的狂热崇拜，是科学家和证券经纪人的“禁欲主义”，他们抛弃生活之美、生活之普世价值，而追求理想的抑或不那么理想的目标。在东方，心灵的智慧、平和、出离，以及无所动、回到本初状态中，将存在的所有快乐和悲伤（按其原本或应有的状态）都置于身后。无疑，片面性导致双方产生非常类似的“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向隐士、圣人、僧侣或者科学家担保坚贞不渝的单纯目标。我对这样的片面性并无任何个人的反感。人，作为自然伟大的实验，抑或自身就是伟大的实验，显然是被赋予这一切的，如果他能承受的话。没有片面性，人的灵性的多样性是无法显现出来的。但是我认为试着去了解两方面毫无害处。
西方的外向性和东方的内向性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目的：双方都极力去征服生命的纯粹自然。这便是一种心超然于物质的决断（这是反自然的，the opus contra naturam），是人处于青年期的一项特征；因为这个阶段的人们总是乐于使用自然给出的最强大武器：意识层面的心。在遥远的未来，人类的下午或许可能会演化出一种不同的理想。到那时，甚至征服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