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与西方

瑜伽与西方[1]

西方世界知晓瑜伽已经近百年了。虽然在两千年前，印度就有智者、裸体主义者（gymnosophists）和意守丹田的冥想者（omphalosceptics）把各种类型的神话故事从传奇的印度传播到欧洲，但是在法国人安克蒂尔·迪·佩农（Anquetil du Perron）把《奥义书》传播到西方之前，我们还不能说，欧洲对印度哲学及其实践有真正的了解。其后，牛津大学的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编辑了“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因为他和他编制的这套书，欧洲人才对印度哲学及其实践有了更深的全方位了解。一开始，这类关于印度的知识一直是由梵文学者和哲学家们专门研究的。但是不久之后，布拉瓦茨基夫人（Mme.Blavatsky）发起的神智学运动引入了东方文化，并使其广为人知。此后的几十年间，瑜伽在西方沿着两条互相独立的路线发展。一方面，瑜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科学；另一方面，瑜伽成为某种类似宗教的东西，虽然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化宗教。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一开始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追随者，后来他自立门户，创立了人智学，他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曾努力想使瑜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宗教，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偿所愿。

瑜伽在西方有如此奇怪的遭遇，这是因为：西方的环境迫使它与其本土传统分道扬镳。在西方，东方学说大多会遭遇一种特殊处境，而在早期印度等地，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这种处境就是：在西方，科学和哲学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界线。在瑜伽学说为西方所知之前，这条分界线就已经存在了大约三百年。科学和哲学的分裂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们的分裂实际上始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在那时，伊斯兰教国家击溃了拜占庭帝国[2]，受此事件的刺激，社会大众对古代文明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兴趣。此后，古希腊语言文艺的知识首次传播到了欧洲的每个角落。“异教徒哲学”的入侵，直接导致了罗马教会和新教教会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很快波及整个北欧。但是，即使基督教由此而复兴，也一样束缚不了自由思想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和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开始了，社会思想也日益要求摆脱宗教传统的桎梏。因为公众确实需要宗教，所以理所当然，基督教会仍旧存在，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由于有不可超越的严密组织，罗马教会还能保持统一，可基督新教却分裂成了约四百个派别。这在一方面证明了基督新教之御众无能；却在另一方面证明了，宗教依旧具有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在19世纪，上述的变化慢慢促进了宗教调和论的发展，也导致了大规模的域外宗教组织的进入，比如：阿博都·巴哈（Abdul Baha）[3]的宗教、苏菲派、拉玛克利须那传道会（the Ramakrishna Mission）、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很多都融入了基督教的元素，比如人智学。此后形成的局面，就大致类似于公元3和4世纪的文化融合，彼时的希腊化式的文化融合中也同样少不了印度思想的影子。［参见：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4]、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秘密教旨（the Orphic-Pythagorean secret doctrines）、诺斯（the Gnosis）[5]等。］

所有这些组织都走上了宗教的道路，它们的绝大多数信徒都吸收自新教教会，所以，它们本质上都可被视为新教派别。新教的攻击目标是罗马教会的权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教会的信仰，而教会正是神圣救赎的不可或缺的中介。如此一来，教会的职权转移到了个人身上，与此同时，个人还要承担起前所未有的宗教责任。忏悔和赦罪仪式的减少，加剧了个人的道德冲突，也使个人背负上很多问题。本来，教会可以举行圣事，尤其是弥撒，通过神甫主持的神圣仪式来确保个人的救赎，从而为个人解决他们背负的问题。那时个人唯一需要出力做的事就是忏悔、悔改和赎罪。而现在，为个人提供帮助的仪式已不再有，个人只能在没有上帝回应的情况下自行其是。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不满，所以，人们才需要宗教组织的存在来给出回应。人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精神上的，或者是神圣的）权威来给予可见的（至少是可以察觉到的）支持。

欧洲的科学无视人们的这种期待与热望，它坚持理智，对宗教需要和宗教信念漠不关心。在西方思想中，科学和哲学的分裂已经根深蒂固，这个注定无法避免的分裂也同样深深影响了瑜伽。它导致，一方面，瑜伽被当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瑜伽又被当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救赎方式。不过，在宗教运动内部，还有很多像基督教科学派、神智学、人智学这样的派别，它们试图把科学和宗教信仰、宗教实践结合起来。尤其是人智学，它喜欢自命为科学，所以，它就和基督教科学派一样，已经渗透进了知识分子圈子。

因为新教并没有为人们的发展预先铺好道路，所以我们发现，人们出于实际的考虑，会选择那些能保证自己成功发展的宗教。以前，教会作为中介一直为人们做的那些事，现在必须由人们自己亲力亲为了。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做。假如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需求，那么我们就会为信念殚精竭虑。因为，信念决定了它独一无二的教义。可是，信念是神赐的才能，天赐的恩典，而不是一种方法。新教徒完全没有方法，以至于很多新教徒都醉心于依纳爵·罗耀拉的严苛的天主教修行方法。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一直就有一个最困扰他们的问题：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之间存在着矛盾；信念和知识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新教徒面对的难题，也是天主教徒的。这种冲突就是源于欧洲思想的历史性的分裂。一边是与生俱来的信仰宗教的心理冲动，而另一边是后天习得的信任科学的思想意识，且两者又程度相当，所以这种冲突就产生了。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因为某种原因，觉得某事对我们来说像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仅仅知道此事，但同时又相信此事。这两者并不矛盾。知识和信念都是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

所以，如果一种方法既标榜是“宗教的”，同时又标榜是“科学的”，那么它肯定能在西方获得大众支持。瑜伽正满足了这种期望。因为瑜伽既有新事物的魅力，又有朦胧状的诱惑，所以它获得了大量信徒。但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瑜伽不但提供了一套很受欢迎的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种异常深奥的哲学。因为瑜伽的体验有可控性，所以这就满足了科学家对“客观事实”的要求。另外，因为瑜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它的学说和方法覆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人们总是憧憬它那不可思议的功能，瑜伽的宣传者总是强调这一点。

我无意奢谈瑜伽对于印度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不能用我的个人经验去冒昧判断那些我不知道的事。但是我可以谈谈瑜伽对于西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找不到方向，已近乎精神错乱。所以，任何宗教的或者哲学的实践都近乎一种心理训练；换言之，此类实践都是一种精神保健。瑜伽大量的纯身体动作亦为一种生理保健，但这种生理保健远胜于普通的体操或者呼吸运动，因为瑜伽不仅是机械的、科学的，同时还是哲学的。瑜伽训练了身体的各部分，在此过程中，瑜伽把心灵、精神和身体的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举例来说，这一点在普拉那雅玛（prānayāma）[6]练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练习中，普拉那（prāna）既是呼吸，又是宇宙的普遍动力。当个体练习和宇宙行为同步时，身体上的愉快（神经支配的）也将与精神上的愉快（普遍理念的）合一，并由此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这个整体是任何技术都无法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多么科学的技术。瑜伽实践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如果瑜伽实践没有理论依据的话，它也是无效的。瑜伽实践使用一种非常圆满的方法，使精神和物质互相作用。

东方是这些理念和实践的发源地，在这里，不间断地延续了四千年的传统，为瑜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精神条件。显而易见，瑜伽是一种完美、恰当的方法，它能使身、心合一，形成一个确定无疑的整体。由此，修炼者可以获得一种心理气质，这种气质能产生超越意识的直觉。印度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和使用普拉那那样的概念。与之相反，西方人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正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他们有想要信仰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执着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批判和哲学批判。这样一来，他们要么落入一个信仰的陷阱，囫囵吞入普拉那、阿特曼、查克拉、三摩地之类的概念；要么拿起他们的科学批判武器，全盘否定它们，将之视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西方思想中的分裂，使西方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瑜伽的目的。如此一来，瑜伽要么被视为完全的宗教问题，要么被视为一种训练方式，好像佩尔曼记忆训练（Pelmanism）、呼吸控制（breath-control）、韵律体操（eurhythmics）之类。瑜伽追求宇宙万物的合一，这个特点西方人一点也没看到。印度人把身、心看得同等重要，而欧洲人总是顾此失彼。凭借着偏执一端的能力，欧洲人暂时地征服了世界。印度人则不会这样。印度人知道自己的本性，而且他们还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然。而欧洲人虽然拥有关于自然界的科学，但是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本性，即他们保有的天性几乎一无所知。印度人有一种天赋：他们知道如何操纵外在自然和内在本性（nature within and without）的最高力量。而欧洲人觉得最糟糕有毒的，是压抑自己在成长中被扭曲的本性，而且还要把本性雕刻成一具心甘情愿的机器人。

据说，瑜伽师可以移动高山，但恐怕我们很难找到任何确凿证据。瑜伽师的力量受限于他的环境。另一方面，欧洲人却可以炸毁高山，世界大战给了我们一个悲痛的警告：如果一个丧失了人性的聪明人无所约束的话，那么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不希望我们更多地“支配”、控制我们的内在本性和外在自然。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很惭愧。我一再说，我们的环境和瑜伽所要求的环境天差地远，但我最精深的思想正是拜此环境所赐（这些思想中有一些还很不错）。随着历史发展，欧洲人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根，甚至于欧洲思想最终分裂为信仰和知识两橛；同样的，他们心理上的浮夸自大也最终难免于外强中干。欧洲人需要回归，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而是回归自己的本性。欧洲人需要做的，是重新找到合乎天性的人。但是，欧洲人最喜欢用一套方式方法，来压制那些合乎天性又与自己背道而驰的人。欧洲人肯定会误用瑜伽，因为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东方人很不一样。如果可以，我想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学习瑜伽，你可以从中获得无穷财富，但是不要尝试去应用。因为我们欧洲人有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无法正确应用瑜伽的方法，就是这样。印度的古鲁（guru）[7]可以解释任何事，而我们只能跟着模仿。不过，你知道是谁在应用瑜伽吗？换言之，你知道你是谁，你的气质是怎么形成的吗？”

欧洲科技的力量是这样显而易见的强大，我们甚至无需去例举：科技可以做什么？可以发明什么？但科技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隐隐担心的是另一些问题：是谁在应用这些专业技术？是谁的手在掌控这种科技力量？现在，国家可以暂时保护我们，因为很显然，国家可以使国民不受大量毒气的侵害，免遭其他可恶的破坏性武器的屠戮，这些武器即刻就能大量产出。我们的专业技术是这么危险，所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在技术方面还能更多地做些什么，而是应该如何培养被委任控制技术者的人格？或者是：如何改变西方人的思想，以使他们放弃那些可怕的技术？总之不是在现在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加至关紧要的是：要把西方人从权力的幻觉中唤醒，不能让他们在错误的意识里越陷越深，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在德国频繁地听到这句口号：“有志者，事竟成（哪里有意志，哪里有可能）。”这句话已经夺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命。

西方人不需要更多地压过自然，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本性。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已经有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西方人所缺乏的是：他们要自觉地认识到，和外在自然、内在本性比起来，他们都是卑微的。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本性就会毁了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灵魂正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在反抗他们。

因为西方人能把任何东西转化为技术，所以基本上，对他们来说，所有方法性的东西，要么是危险的，要么是无用的。瑜伽是一种保健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认为它和其他方法一样，是可以拿来使用的。但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瑜伽并非一种保健，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瑜伽还意味着：令意识从主、客体的所有束缚中摆脱，并实现终极解放。可是，因为我们还做不到把我们意识不到的那些东西和我们分离，所以，欧洲人必须首先明白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西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意识。瑜伽技术专门致力于改善意识层面的思想和意志。只有当我们无需关注无意识的时候，即如果无意识在人格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的话，那么瑜伽的努力才可以确保成功。一旦无意识在人格结构中占了大部分，那么，所有在意识层面的努力都会无所作为。而且，由于心理受到束缚，将会出现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其结果甚至会和人们希望的完全相反。

因为东方有丰富的形而上学和象征主义，它们展示了无意识的更大、更重要的部分，所以这样一来，无意识给人造成的可能性影响就大大减小了。瑜伽师所谓的“普拉那”，其含义远不只是呼吸。对他们来说，“普拉那”这个词，还满载了它的形而上意义，仿佛他们真的知道，普拉那在这方面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是用理性去把握普拉那，而是用他们的心、他们的腹部、他们的血液。欧洲人只会通过死记硬背来模仿、学习知识，所以，欧洲人就无法使用印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主观感受。即使欧洲人有了相应的经验，他们是否会选择用直觉的概念（比如，普拉那）来表达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瑜伽最初是一种自然的内省过程，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个体变化。这种内省会导致特殊的内在变化，并由此改变人格。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内省被当成方法并系统化，但沿着彼此不同的路线发展。印度瑜伽本身，包含有丰富多彩的形式。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个体的经验本来就是各不相同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适合欧洲人自身的历史特点。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东方人并不了解欧洲人的历史特点，所以难以提供适用于欧洲人的瑜伽。而事实上，西方有两种文化成就：医学、天主教心灵疗法（the Catholic cure of souls）。实际上，它们为我们的精神健康出力最多，并且它们都已经发展出了可与瑜伽相匹配的方法。我已经提及依纳爵·罗耀拉的宗教方法；而至于医学方面，最接近瑜伽的，就是现代的心理治疗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它一方面把病人的意识诱导回童年往事之中；另一方面，则将其引导到那些从意识层面压抑下去的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心理驱力之上。两者之中的后一项技术，是忏悔在逻辑上的发展，此项技术旨在通过一种人为的内省，使病人的无意识回到意识层面。

另有一种略显不同的方法：舒尔茨教授[8]的所谓“自发训练”（autogenic training）。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借鉴了瑜伽。舒尔茨的首要目标是：减轻意识层面的束缚，以及由此引起的无意识层面的压抑。

和弗洛伊德一样，我的方法也是从忏悔实践发展而来的。和他一样，我也很关注梦。但是论及无意识，我们就有了分歧。弗洛伊德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无意识是意识的附属，是个体的所有冲突的累积之所。我则认为，无意识是集体性的心理特质，而且它具有创造性。由于我们存在着这样根本的分歧，所以在“如何评价象征”，“如何评价解读象征的方法”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回答自然就迥然相异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方法是分析的、还原的；我则另外加入了综合的方法。综合方法强调的是：就人格发展而言，无意识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倾向。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发现无意识与瑜伽有很多重要的可比之处，尤其是这几种瑜伽：昆达利尼瑜伽、坦陀罗瑜伽的象征、喇嘛教、中国的道教瑜伽（内丹）。这些瑜伽的形式及其丰富的象征，为我诠释集体无意识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对比性材料。但是，在原则上，我不使用瑜伽的方法，因为在西方，任何东西也不应该强加给无意识。意识在通常情况下是紧张的、狭隘的，它已经很受束缚了，所以我们不能再火上浇油了。相反，我们要努力使无意识进入意识层面，并且使意识层面不再僵化。为了这个目的，我采用一种积极想象的方法：它是一种特殊的训练，通过暂停意识的工作（至少相对如此）来使无意识层面有机会获得发展。

如果说我对瑜伽持有如此苛刻的反对态度，那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种东方的智慧成就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我只是反对西方人使用瑜伽，希望我的表白能使大家充分明白这一点。西方的精神发展路线是和东方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西方由此形成的环境是最不利于使用瑜伽的。西方文明史仅仅一千年，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使我们的文明摆脱粗野的单边发展模式（重物质、轻精神的发展模式）。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要对人的本性有更深的洞察。但是，如果我们压抑、控制无意识；或者退一步说，如果我们照搬那些来自迥异环境的心理方法，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洞察的。在今后的几百年中，西方应该有自己的瑜伽，而这种瑜伽应该是植根于基督宗教的文化土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