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圣人

印度的圣人[1]

海因里希·齐默对体鲁瓦那马莱的马哈希大师[2]一直以来都很感兴趣。我从印度回来后，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位南印度的当代圣人和智者。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对我居然没有去找这位拉玛纳大师感到不可原谅或匪夷所思。但我想，以他对圣人的生平和思想如此热切的向往，一定不会疏忽到不去拜见他。我对他的反应当然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我知道齐默早已契入印度的精神。很不幸的是，他一直想去印度的心愿却始终没有实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在即将成行的前一刻与平生唯一的一次机会失之交臂。似乎是对他这种遗憾的补偿，他对印度的精神之领悟极为杰出。在我们一起进行的合作研究期间，他给我提供的对东方心智深刻的理解是无价的，他的洞察不仅仅是通过其博学的知识层面，更是由于其对印度神话含义和内容卓越的把握。不幸的是，那些神祇所恩宠者英年早逝，这却在他身上实现，我们哀悼这一精神的逝去，他超越专业的局限，转身朝向人类，赐予人类喜乐的“仙果”。

印度神话和哲学智慧的承载者在远古时代即是“圣人”——西方的这个称呼并不能完全体现东方在相同形象上的精髓和外貌。这个形象代表了灵性的印度，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不断与他相遇。难怪齐默对这位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拉玛纳大师会充满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他从这位瑜伽修行者身上看到了这类圣人、先知、哲人形象的真正化身。这类化身既是传说，又是历史，代代绵延不绝。

我也许是应该去拜访拉玛纳大师的。但恐怕即使我再度造访印度也还是如此，我不会去见他。虽然他的杰出无可置疑，去拜访他也令人心驰神往，但事实上，我对他的独特性表示怀疑，他这种类型的人过去就有，将来也会层出不穷，所以没有必要一定去拜见他。我在印度到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踪迹，在拉玛克利须那[3]的相片里，在拉玛克利须那的弟子那里，在佛教僧侣那里，在印度日常情景里其他数不胜数的人物中，他智慧的言语是印度灵性生活的暗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玛纳大师是印度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人子”。他是如此“真实”，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现象”，从欧洲人的眼中看，这种现象是独特的。但在印度，他只是白色面上最白的一点（他的白色之所以被提及，也不过是因为还有许多黑色的表面）。总而言之，我们在印度到处可以见到圣人，结果我们却不希望见到那么多：在这么一个多元化和多民族的国家里，反而令人渴望完完全全的单纯。这样的单纯在那儿就有；它弥漫在印度的灵性生活中，犹如令人愉悦的香味或美妙的音乐。这种单纯到处都一样；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总是花样翻新。要想了解这种现象，读一读《奥义书》或者是佛经就足够了。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闻其中所说的；从千百双眼睛里流露出来，从数不胜数的动作中表达出来。一个村庄或哪一条道路上见不到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荫蔽着树下的修道人，他正企图消灭自我，将世界万象悉数收摄，汇归宇宙大道之全体。这个主旋律在我耳边不断地唱响，我很快就不再能将之抖落尘埃了。我于是绝对地相信，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主旋律，最起码所有的印度圣人都尽在其中。如果拉玛纳大师说的任何话居然与这个主旋律不合，或者他宣称自己所知道的超越其上，那他的光彩就一定是假的了。圣人只有当他与印度古老的赞歌相一致时才是正确的。若他忽然唱出另一种曲调，那就一定是错了。我的这个结论对南印度的炎热是适合的，所以我也并不后悔没有去体鲁瓦那马莱那儿拜访拉玛纳大师。

然而，印度那深不可测的文化告诉我，我无论如何是应该见一见与我投缘的圣人的，但不是非得我主动去拜访他不可。在塔旺柯的首府特鲁旺德鲁姆，我碰到了马哈希的弟子。他个子小小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小学老师，他让我联想到亚历山大鞋匠（阿纳托尔·法朗士故事里的人物），他被天使带到圣安东尼面前，让安东尼知道，有比他更伟大的圣人。就像那位鞋匠，我这位小小的圣人有数不清的孩子需要喂养，为了他的大儿子能够受到教育，他做出了特别的牺牲。（在这里，我不想讨论圣人是否总是明智的，相反的问题便是，是不是所有有智慧的人都一无例外的是圣人？这是有疑义的。）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谦卑、善良、虔诚、天真的灵魂里，我看到了他对马哈希的完全的热爱，他从马哈希那儿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同时，他超过了他的上师，因为，除却他的聪明神圣，他“吞吃”了世界。我对跟他相遇充满了感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次见面更好的了。我对一个仅仅是有智慧和仅仅是神圣的人的兴趣，与对罕见的蜥蜴标本的兴趣别无二致，他并不能令我感动到热泪盈眶。而那种几乎是疯狂的对立的两面：超越玛雅之虚幻的宇宙存在与世俗的人之弱点，由之伸展出诸多根须沉入黑黑的泥土里，永恒地重复挥舞和撕裂着那具历史的面纱，演奏出印度永远的旋律——这种强烈的反差令我着迷。没有阴影，谁能见到阳光？没有噪音，谁能知道何谓寂静？没有愚笨，谁能获得智慧？圣人的经历往往是最痛苦的。我见到的人（感谢神）只是一个小小的圣人。没有那在黑暗的深渊之上的光耀，没有虚空粉碎的豪壮，但他让我们看到了智慧、神圣，以及凡人是怎样和谐、丰盛、愉悦、甜美、和平、忍耐地安住在一起，而无须互相排斥，无须特立独行，无须令人惊讶，绝没有引起轰动，也不需要特别的关注，然而代表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其中有椰子树在微微的海风中舞动着的温柔喃喃声。他在急剧的千变万化的风景中发现了存在的意义，在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在失败中赢得了胜利。

那种纯粹的智慧和纯粹的神圣恐怕在文学作品中最能引人入胜，这些人物的声誉无可争辩。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此解读得极其精致而无与伦比。老子在山之西坡与舞女一起享受良辰美景，这当然欠缺教化的意味。但是，人们更不能接受“纯粹的”圣人被疏忽的身体，特别是当一个人相信美是神的创造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阅读拉玛纳的思想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最纯粹的印度，永恒的呼吸，对世界的藐视，以及被世界所轻蔑。这是一首历久弥新的歌，重复地演唱着，就像在夏天的夜晚里，百万生物大合唱中蟋蟀的鸣叫。这首旋律建筑在一个伟大的主题上，在千万种色彩斑斓的折射下显现出它的单一性，永不懈怠地在印度的精神中亘古常新，而其最近的化身就是拉玛纳大师本人。这个自我，即“我—创造者”（I-maker），或者说是自我意识，与阿特曼、自性或无我正相对，是阿特曼的坚固束缚。马哈希也把阿特曼叫作“我—我”（ego-ego），这样的称呼意义重大，因为自性也确实是被经验到的主体的主体，是真正的源头，自我的控制者。而自我错误地、不间断地企图争夺自性亲密地送给它的自主权。

这种冲突对西方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体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中。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现代的印度人大量采用了欧洲的语言习惯。“自性”或“阿特曼”基本上就是“上帝”的同义词。但与西方人的“人与上帝”不同，印度人将二元对立（或是对应）建立为“自我与自性”。“自我”和“人”无疑是心理学上的概念，“自性”也同样如此——就我们思维的方式而言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倾向于假设，在印度，“人与上帝”的形而上学问题被转移到了心理层面。然而，再进一步探究的结果则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印度人概念上的“自我”和“自性”并不真的是心理上的；我们还不如说，它们同样是像我们的形而上学的“人与上帝”。印度人缺乏认识论立场，与我们自己的宗教言论之欠缺认识论立场如出一辙，还处在“前康德”时代。这种复杂性在印度并不为人知，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也是一样。在印度，并没有我们用语上的心理学。印度处在“前心理学”时代：当它提到“自性”时，它指的是存在。心理学并非如此。它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拒绝激烈冲突的存在，但保留对自性知之甚少或甚多的权利。尽管对“自性”的独特性和自相矛盾的现象学非常熟悉，我们还是对这一事实保持清醒：以我们有限的感官，我们试图认识某种本质上未知的事物，并通过心理的结构来表达它，但也许那种结构并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认识的事物的性质。

这种认识论上的限制使我们不能认识我们所称的“自性”或“上帝”。西方人惊讶于自性等同于上帝的看法。拉玛纳大师和其他圣人的教导表明了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洞见。心理学对此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它只能说，它不能区分这两者。心理学只能建立经验主义的、具有宗教症状的“我”，就像与“上帝”关联的判断类别一样。尽管宗教的崇高性超越了认识论的批判（所有的情感的表现都有这个特点），然而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不虔诚”或者是“路西法般的”固执和任性，无论是失还是得，这对有思想的人来说确实必要。人迟早会将理性置于情感的对立面，他寻求从情感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以便进行理性的思考，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合理的阐述。如果他慎重而认真地进行思考，他将不断发现，至少他的一部分存在是人力所不能解释的。就像依纳爵·罗耀拉那样，他得到多眼蛇的异象，他一开始将之视为神圣，之后则视之为魔鬼。（与《约翰一书》4：1可做比较：“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对印度人而言，作为精神发祥地的自性与上帝别无二致。只要人是在自性中，则他不仅是在上帝之中，而且实际上就是上帝。拉玛纳大师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解说。难怪这两者的等同也只是“解释”而已。同样，将自性视为至善，或者视为所有的欲望和满足的目标，也只是解释而已，尽管这样的经验现象学确实说明，这些特性存在着一个先验性，并且是宗教升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富于批判性的智力对这些特性是否有效提出追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智力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任何可以被用作标准的事物也反过来要受到其本身是否合法的质询。这里唯一能够决定的是占优势的心理事实。

东方宗教修行的目标与西方神秘主义相同：从自我中心转向自性，从人转向上帝。这意味着，自我消失在自性中，人消失在上帝中。很明显，拉玛纳或多或少真的消融在自性中了，或者说，他终其一生在与自我做斗争，以消灭内在的自我。《神操》显示了相似的努力：他们尽力使“沉迷自我”让位于被基督拥有。拉玛纳大师的前辈，拉玛克利须那，在与自性的关系中也持同样的态度。只是在拉玛克利须那的情况中，自我和自性之间的困境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拉玛纳大师则对弟子们的世俗欲求显示出“同情的”宽容，而同时也高扬消灭自我作为灵修精进的真正目标。拉玛克利须那则说：“只要存在着寻求自我，那么，无论是知识还是解脱都是不可能的，而只有无尽的生死轮回。”[4]尽管这样，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我—创造者）的坚固性：“很少有人能够通过进入三摩地而摆脱这个‘我’的意识……我们可以数千次地从中分离出来，但这个‘我’的意识注定一再地返回。你今天可以砍断无花果树的树枝，而明天你却会看到新枝在发芽”[5]他甚至认为自我不可摧毁：“如果这个‘我’的意识不离开的话，那就让它做神的仆人好了。”[6]相比于这种对自我的让步，拉玛纳大师肯定是更为激进的，或者说在印度的传统里是更为保守的。拉玛克利须那尽管年长，却要比他更现代，可能是因为他受到西方对心智的态度的影响，远比拉玛纳大师要深远。

如果我们把自性看作心灵整体性的精髓，即整个意识和无意识，那是因为不论所有有意识的意见和期待是怎样的，自性事实上有点像是代表了心灵发展的目标。自性是进程中的主题，通常在意识之外运行发展，要感受它的临在，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获得。对这一自然的进程持批判的态度，可以使我们提出问题；这样的提问放在自性等于上帝的模式那里，一开始就会被排除在外。这个模式展现了自我在阿特曼中的消解，那是宗教和道德的明确目标，可以拉玛纳大师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范例。基督教神秘主义流派也明显地具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用的术语不同罢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贬损和清除身体和心智的人（即肉体和自我），而只取灵性的人。拉玛纳大师把他的身体称为“这个土块”。我对此不敢苟同，因为人类的经验本身是复杂的（情感加上解释），从批判性的立场来衡量，自我意识是重要的，没有自我，就没有任何主体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马哈希没有个体自我的话，那就只有无理性的经验，与所谓的“土块”（身体）结合，而根本没有拉玛纳大师。我们即使同意他的自我已经不存在了，但阿特曼在说话，这仍然是意识的心智结构，与身体结合，使得言语交流成为可能。没有这个似乎具有非常麻烦的身体和心智的人，自性就完全丧失了基础，正如安格鲁斯·西莱西乌斯说过的：

我知道，没有我

上帝无法存在；

我的死也是他的亡，

不再存活。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自性内在的目标朝向的性质及其欲求实现这个目标，并不依赖意识的参与。它们之不能被否认，如同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自我意识一样。自我意识也断然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时常是或显或隐地与发展自性相对抗。在现实中，很少有例外，自性的圆满实现包括一系列无休无止的妥协。若要使一切都进展顺利，自我和自性就必须艰辛地保持天平的平衡。如果只关注一边或另一边，结果还不如不要开始为好。然而，这个说法并不是那么绝对到让我们以为：当它们自然而然发生时，其本身是邪恶的。当我们检验其意义时，我们正确地使用它们，它们给我们充裕的机会去这么做，它们提供机会的方式值得我们心存感激。人类的特例，避世隐居者，总是大自然的礼物，丰富和扩展了我们的意识视野——但只有在我们有能力承受如此的重负而不至于翻船人亡时才是有益的。热情可以是诸神和魔鬼真正的天赋。傲慢伴随着热情，腐败便随之到来，尽管因此而造成的意识模糊似乎将个人的最高目标的实现置于唾手可得的地步。唯一真实而持久的收获是提升的、扩展的反思。

撇开平庸不谈，不幸的是，一切哲学或心理的命题都必须立即加以反省。因此，反思作为目的本身，若在极端混乱的风暴中不能立稳脚跟的话，就注定只是局限而已，就像活力若只是为活力自身，就会导致空虚。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其相对的存在者，否则就会渐渐消失于无。自我需要自性，反之亦然。这两者之间变换的关系构成了经验的领域，东方人的内省功夫所达到的高度，西方人几乎不可企及。东方的哲学，尽管与我们的哲学差别巨大，对我们也是无价的财富。然而，要想拥有它，我们首先要获得它。拉玛纳大师的教导（由海因里希·齐默在他的绝笔之作中以准确的翻译传达给了我们）在时代的进程中接续了下来，将印度精神最崇高的洞见再一次集结起来，马哈希的生平和成就再一次显明了印度人对解脱“之地”的热烈追求。我说“再一次”是因为，印度人即将朝着成为一个国家迈进，进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指导原则一应俱全，唯独缺少矜持（detachment）和灵魂的平安。

东方人受到了这种精神价值快速崩溃的威胁，取而代之的并非总是西方文明产物中最好的方面。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将拉玛克利须那和拉玛纳大师视为现代的先知。他们对于他们的人民所起的引领作用，也跟《圣经》旧约里的先知与以色列的那些“不忠”的孩子的关系一样。他们不仅告诫他们的同胞们记住他们上千年的灵性文化，而且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传统，他们本身就是令人难忘的榜样，提醒人们在物欲横流的高科技和利欲熏心的商业洪流中，不要遗忘灵魂的诉求。在政治、社会和知识领域里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和强化，贪得无厌，侵蚀着西方人的灵魂，现在正势不可挡地向东方蔓延，其威胁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这种情况不仅在印度，在中国也是如此：灵魂曾经生活和蓬勃发展的地方，太多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文化的外化也许清除了许多罪恶，这样的清除是最有必要的，使人类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根据经验所显示的，这个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随之而来的是灵性文化的失落。不可否认，生活在一个精心设计、卫生设备齐全的房子里总是舒服的，但并未回答这幢房子的居住者是谁这个问题，他的灵魂是否与安排外部生活的居住者同样享受房子的整洁呢？当一个人只热衷于外部世界时，他永远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必需品，而是永远渴望更多的、更好的东西，就他的偏好来说确实如此，他总是向他的自身外寻求。在他取得外在所有的成功时，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内在也应该保持同样的成功。他于是伤感于他只拥有一辆车，而其他大多数人都有两辆车。显然，人在外部的生活永远可以追求更好的、更美的，但当内在的自性并没有与这些追求同步时，这些东西就丧失了其意义。知足常乐无疑是幸福的源泉，然而内在的自性不断地提出它的诉求，这种诉求不是外在的财产能够满足得了的。越是汲汲追逐这个世界精彩纷呈的东西，这个声音越是被忽略。尽管人生活在所有这些优越的物质条件中，以为可以因此而获得快乐幸福的结局，但内在的自性却越是成为莫名的不幸和不快的根源。生活的外化成了不可疗愈的痛苦，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何他自己成了痛苦的根源。没有人对自己的贪得无厌有所反思，反而将之视为自己合法的权利。他们从未想过，这种偏颇的心智饮食最终严重干扰了人的平衡。这就是西方人的疾病，而他不把他的贪婪躁动的疾病传染给全世界是不会罢休的。

故此，尽管他们说的是他们独特的语言，东方的智慧和神秘主义可以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甚多，他们起到了提醒我们的作用，那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也拥有相似的精神，而我们却已经忘却了。我们把内在的自性之路搁置一边，而他们则引领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这上面。拉玛纳大师的生活和教导不仅对印度有重要意义，对西方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归入文档的人文材料而已，他们是对人类告诫的讯息：人类正受到把自身丧失在无意识和无政府状态中的威胁。在更深层次上来说，海因里希·齐默以遗愿方式留给我们最后的著作，即一位现代印度先知的生平—成就，也许并非偶然。此书向我们深刻地示范了人如何可以在心智上产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