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魏特夫之问”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魏特夫早年对马克思的思想有过深入研究；曾经担任德共中央委员并有蹲过法西斯纳粹监狱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西方冷战的“斗士”，他制造了一系列理论来反对苏联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他在1957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所谓“治水社会”理论，毫无根据地断言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亚细亚的复辟。”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结尾部分提出了四个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俄国的亚细亚复辟吗？共产党中国是一种真正的“亚细亚复辟”的产物吗？亚洲向何处去？西方社会往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
魏特夫首先断言，亚洲——尤其是广袤的中国，由于其地理上的特征，特别是诸如国土面积辽阔、横穿广袤的农业耕作区但经常爆发洪患的大江大河等因素，决定了“治水”成为政府活动的中心。政府利用“治水”这种需要数量巨大的人力的协作行动作为社会整合方式，从而形成“东方专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社会发展永远只能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无论它获得怎样现代的形式，也只能是“亚细亚复辟”。其次，在魏特夫看来，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更为纯粹的“东方的”国家，这个红色的中国比起苏联来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兴起要比在苏联的兴起对东方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有更多的直接影响。列宁夺得政权的俄国在东方观察家的眼中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直到当时为止，它仍然是对亚洲广大地区实行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可是，毛的党取得政权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且是遭受过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惨重苦难的国家。”[33]魏特夫十分无端地说，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种农业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表面上有所改变，仍然是和中国过去那种巨大的专制制度非常类似的，难道这不是事实吗？”[34]强词夺理到如此的程度，完全体现了魏特夫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动机。他在给社会主义的中国贴上所谓“农业专制主义”的标签后，断言，无论中国怎么变化，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仍旧是极权体系。他说：“不管这种大规模活动可能有什么变动——变动是很多的，常常是惊人的——权力、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极权体系更加明显的基本倾向是一目了然的。”[35]这种武断是惊人的，且不说“一目了然”，就是他有十目、百目、千目，也难以了然。
第一，魏特夫误读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魏特夫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一种自我缠绕、无法进步的社会形态。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意的。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分布广泛的原始社会的形态。作为原始社会最典型的形态，它比其他任何原始社会形态更具有代表性。马克思说：“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36]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在看到了毛勒写的关于德国马尔克等的材料之后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我说过，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37]“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38]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者亚细亚所有制是指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所有制。这里要注意三点。（1）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既有极为典型的形式即完全公有制的，也有公有制占主导、私人财产得到承认的形式，还有公有制只是一种外壳、私有财产占主导。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两个很有意思的信息：一个是关于塔西佗一段话的翻译，一个是德文和北欧文的一般和特殊的最初含义。马克思说：“塔西佗有一句名言‘arva per annos mutant，et superest ager’，意思是：他们更换……田地（arva），而仍然保留公有地（ager同arva相反，是ager publicus公有地）……”[39]马克思还谈到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undereigen（私人财产）。（2）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既分布于亚洲，也分布于欧洲，如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专门有一部分谈“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指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40]马克思讲到的“东方专制制度”不仅仅是东方的，西方也同样存在着很多的“东方专制制度”。（3）亚细亚的共同体可以是较为专制的，也可以是较为民主的，从来没有说一定就是专制的。马克思指出：“其次，部落体内部的共同体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适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41]把东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一律斥为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变种。
第二，魏特夫虚构了所谓的“治水社会”理论。魏特夫把整个世界非常主观地划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社会，如西欧、北美和日本，其余部分则是治水社会。非治水社会的农业，由于靠“雨水灌溉”，不需要依靠人力组织大规模的协作，因而没有形成专制主义；治水社会主要发生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农业不能靠“雨水灌溉”，因而只能利用人工灌溉的“治水”工程来克服供水的不足与不调，于是形成专制主义。这种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1）西欧、北美和日本并非没有对洪水的治理和发展灌溉农业。古罗马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了很多引水渠，有的用于农业灌溉，有的用于日常生活。罗马全盛时期共有14条输水道，总长超过2000公里，每天可以供应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清水。（2）荷兰作为低地国家，长期与大海打交道。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建成堤坝的总长度已达1800公里。荷兰须德海海造地大坝是荷兰近代最大的围海工程。须德海原是一个深入内陆的海湾，湾内岸线长达300公里，湾口宽仅30公里。1932年，荷兰人民筑起宽90米、高出海面7米的拦海大堤，把须德海湾与北海大洋隔开。此后，不断地把湾内的海水抽出，到1980年，造地2600平方公里。荷兰难道也变成专制主义国家了吗？（3）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演变的结果，跟治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治水特别是促进农业灌溉的发展是封建社会王朝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集中统一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https://www.daowen.com)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快速发展，使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这一群体的扩大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认同感大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强调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明显提高将使政治发展更加理性稳定。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受益者，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观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对社会能起到稳定器作用。”[4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使广大民众的意见不断被吸纳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防止了民意无法实现体制内化而变成街头政治。我们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人民在选举后享受着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现象，人民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们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人民在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够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跨越了非理性政治的幽灵陷阱，防止了“无厘头政治”。所谓“无厘头政治”就是政治行为变成了极为情绪化的政治，没有规则、没有目的、缺乏基本理性。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明显。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后，很多人后悔投了赞成票，民众发起联署签名请愿，要求英国议会重新考虑这次公投的有效性，呼吁二次公投。截至北京时间6月26日晚上11时，请愿人数已超过325万。不管再怎么请愿，木已成舟，脱欧已成定局，英国最终在2020年年初脱离了欧盟，付出了巨大代价。无独有偶，在英国脱欧后将成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在2018年3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反建制、反欧盟的五星运动党成为得票最高的单一政党。五星运动党最早是由意大利喜剧演员格里洛于2009年创立，最初基本上是以草根抗议者的姿态登场，网络和社交媒体是其宣传的主要阵地，各种无厘头观点存在其宣传舆论中。为什么在人类能够遨游太空、飞向更加遥远星球的时代，西方国家出现这么多非理性的政治行为？首先，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长期发展使社会失去理性和理智，社会共识度下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这很像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9年出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描述的俄国19世纪60年代后的社会状况：人们普遍绝望、彼此隔绝。书中主人公阿廖沙问神秘的访客：什么是彼此隔绝？客人回答：“也就是到现在到处占统治地位的彼此隔绝，尤其在当代。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极力使自己突出于众人，想要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绞尽脑汁，非但没有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反而形同彻头彻尾的自杀，因为他们非但没有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反而陷入彻头彻尾的与人隔绝的状态。因为在当代，所有的人都彼此分离，成为一个单独的人，每个人都钻进自己的洞里，与外界隔绝。”其次，西方社会的人变得越来越像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呈现出“百年孤独”的特点。“单向度的人”即工具化的人，受物质欲望奴役的人，没有精神需要的，失去自我、失去灵魂、失去自由的人。由此，马尔库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中——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这样一种状态带来的就是每个人只思考自己的政治向度，出现高度碎片化趋势，带来的政治就是千奇百怪。最后，社会组织化越来越低，独自打保龄球现象越来越普遍，理性共识越来越少，各种非理性政治由此大行其道。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消除了这种荒诞的政治。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坚守人类政治理性的政党，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不仅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性与道德诉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建设是以建立在反映政治规律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性为前提的，能够不断地清除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的集大成者，坚决反对各种非理性的政治现象、政治意识以及政治行为，如反对各种政治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使广大民众的政治行为更加理性化。一方面锻炼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辨别能力，能够识别非理性政治的表现以及危害，自觉地抵制这一行为；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够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切、最现实、最攸关的利益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加以实现，无厘头政治就失去了存在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