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新时期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活力性和社会性的体制机制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能力体系建构问题，特别是思考使国家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问题。
1.强调制度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一直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党和国家是否会改变颜色。他认为，只有成熟定型的制度才能解决以前存在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8]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推进制度成熟和定型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之后，江泽民还多次阐述制度成熟定型问题。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9]根据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按照制度成熟定型的要求，我们还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强调制度成熟定型。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2008年1月29日，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着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提供有效制度保障。”[10]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2.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增强市场活力，增强社会活力(https://www.daowen.com)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就一直要求通过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他在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两个目标应该说在邓小平执政时期得到了基本解决，特别是国家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和城市社区民主制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
面向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增加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特点进一步发挥出来。”[11]在这一时期，国家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民主和法制的健全，还体现在以分税制为基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体制的建立。这一体制一方面使中央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有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使地方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充分发挥了两个积极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上，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一主轴，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使政府不缺位也不越位；健全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和协调机制，健全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反馈修正制度，健全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公示、听证制度以及合理运用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活力，调动了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3.在不断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中，中国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克服危机的能力有巨大的提升
国家能力的建构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更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强大国家能力的构建往往是在狂风暴雨中进行的。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各种风险接踵而至。我们党运用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有效应对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随后出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成功地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加强国家能力建设，从而从容地化解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严重洪涝灾害等考验，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又成功化解了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这些影响全局发展的重大事件，我们一一有效应对，不仅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作用，反而成为我们发展的新的机遇。这是国家能力整体发挥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