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言一
恻隐羞恶，生而具者也，以为性善可也。辞让必非生而具者，观夫儿童岐
，分果必务多，得物必相竞，虽让之父兄，情有不厌；蛮貊之人，家自为社，交相陵暴，夺掠禽鱼，争取畜产，以为固然，此其事之有譣者矣。荀子论性恶，不言恻隐羞恶为人所本无，但云“顺情性则不辞让，辞让则悖于情性”，虽令孟子与之对论，无以屈也，其云“礼义生于圣人之伪”，则不然。圣人之性，宁独异人？人皆无辞让，而圣人独有辞让乎？《易·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养也。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众必有所比，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后有礼。”此真能明辞让所始者。太古无化之民，因给养而生争竞；争竞愈广，众比愈盛，又必储财以备久斗。斯时外扞强敌，期于勠力相赴，若夫内争货财，宁有济理？由是自相约束，始行辞让。故始之以饮食必有讼，终之以物畜然后有礼，见让由争成，可谓本隐之显之论矣。孟喜说《易》曰：“阴阳养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讼而成之。”程迥《古占法》引僧一行所述。成者，成此礼也。辞让既成，习贯若性，恻隐羞恶复旁济之，安行谓之圣人，利行、勉行谓之君子。
韩非《五蠹》云：“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此说虽若成义，不悟木实兽皮苟无定分，虽至足亦自相争。其渐至不敢争者，怨家敌国迫于肘腋故也。且尧舜之际，艰食鲜食，犹有阙乏，稷教播种，禹益懋迁，仅乃得济，安得人民少财有余邪？汉至文景之末，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众庶街巷有马，由是人人先行义绌耻辱，始可谓财多而不争矣。此事又在韩非身后，礼法既行，制有定分，故人民各治其生尔。若如太古无法之世，夺攘足以自活，安肯尽力田畜，虽欲人给家足，岂可得也！
总政纲，司黜陟，专生杀，则谓之君，谓之帝王。今之大总统不兼大元帅者，犹与君稍异；兼大元帅，则宛然无以辨矣。以其出自民选，天下为公，故谓与君主有殊尔。
《周官》有外朝询万民之法。春秋时晋惠公失国，卫灵公欲叛晋，皆尝举其事，即今所谓国民大会也。小国寡民，事则可尔。汉之议盐铁，实召贤良文学议之，此无异今之代议士。但出于郡国选举，不出民选，其来稍异，此大国所宜也。虽然，霍光秉政，最为专擅，犹知与俊民集议。晚世武人恣横，虽以此制之，身无一剑之任，则必为所侮矣。非改募兵为征兵，而又遍置团练，民权殆无以伸也。
礼法之属，品目扶疏，必有其维纲焉。古之法纲，散在《周官》《礼经》，其间本枝错杂，细大相糅；次则传记有引古之制者，唯及单文，更难见其邻类矣。然则撮举法纲集成宪法者，三代未之有也。《秋官·布宪》与《管子·立政》篇所说，皆在正月之吉，此则每岁有异，只于当时切用，非立法之大纲也。唯《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是乃传之数世，箸为典常，正是今之宪法。知非刑律者，魏李悝作《法经》六篇，此云“宪之上篇”，上下相对，只二篇，与《法经》繁简不同，故知非刑律也。盖七国时始有之，惜其全书不可睹耳。自汉以后，又散之官制律令中，而宪法无特箸者矣。虽然，苟无忠信诚悫以先之，虽有宪法，抑末也。
西伯受命称王，见太史《周本纪》，唐梁肃据《论语》服事之文以非之。夫群言淆乱，折中于圣，如《鲁诗》《书大传》《小戴记》诸文，出周、汉间儒者，文各驳异，今置不论。《论语》真孔子书，《三朝记》亦真孔子书也。《三朝记·少间》篇曰：“纣不率先王之明德，粒食之民忽然几亡，乃有周昌霸诸侯以佐之。纣不说诸侯之听于周昌，则嫌于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其云“霸诸侯以佐之”者，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其云“嫌于死”者即 里之囚也；其云“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者，即受命称王也。诸经言文王受命者，《书》称“文王受命惟中身”，此谓嗣位为君；《大雅》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此即《三朝记》所谓受天命。或说为受殷命为西伯，寻文王未囚羑里时已霸诸侯，则为西伯久矣，岂待伐崇时邪？此则服事在前，称王在后，不得举一以疑一矣。《逸周书》亦当时实录，其《程典》篇曰：“维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宗即崇字，谓崇侯也。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是始而服事，因以被囚，既出羑里而诸侯劝进，文王犹未忍称王。其《酆保》篇则曰：“维二十三祀，二十三字有误。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此乃在伐崇后，九州和会，又过于前之六州，既命三公九卿，则称王可知也。原诸侯所以归文王者，以纣为无道，欲藉文王之宠灵以护己耳。既囚羑里，文王尚不自保，安能护人？出囚以后，六州劝进，势在必然，文王始犹弗忍。及九州咸格，终遂称王者，以非是则诸侯无所系，将参伍合从以抗纣而自固，不至天下瓦裂不止也。且王者，往也，朝觐者往焉，讼狱者往焉，则可以践天子位矣。九州咸格，朝觐者往也；虞芮质成，讼狱者往也。既有其实，而何为阳谢其名乎？借观孟子之在衰周，力言王齐，齐苟王矣，置周何地？此与文王称王事例正同。如李泰伯之伦直诋孟子，是即不论。后之儒者不非孟子王齐，而疑文王称王，何其自为矛盾欤！
《逸周书·世俘》篇，校其月日，与《汉志》所引《武成》相会，间有误字；其言狩事，亦与《书序》“往伐归兽”，《周本纪》读兽为狩者同，是即《武成》篇也。其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曆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曆即历，《释诂》训数。馘数之多，孟子固以为疑。然若以万万为亿，其时人口未能满此，恐史官不应夸诞若是。亿有十万，十盖七或ㄨ之误，当以十万为亿释之，则馘数十七万七千有余，俘人三十一万有余。夫征服之国至六百五十有二，平均分之，则每国被馘者止二百七十余人，被俘者四百八十人不足，合计则多，分计未为多也。下言“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百亦一字之误，谓十一万也。古者采玉有蓝田、荆山，非远取西域者，故其数至是。
庄生云：“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自古未有不诚而能定功者。”荀卿称“粹而王，驳而伯”，此定论也。以五伯为假之者，只论齐桓一身，未知管仲之诚也。大氐人君材高，则名实皆系其君，文武是矣；人君材劣，则名系乎君，实系乎臣，周公辅成王、管仲相桓公是矣。责包茅，拜赐胙，拒子华，寝封禅，皆管仲之力，故曰一则仲父，再则仲父，明管仲为雄而齐桓其雌也。若夫戎狄豺狼，陵轹诸夏，含识者谁不扼腕？虽秦皇之筑长城以扞匈奴，亦曾非伪也。桓之伐山戎，斩孤竹，存邢救卫，西攘白狄，事定以还，己无所利焉，安得以为假之？若曰此恃力也，非恃仁义也，文王之御
狁，喙昆夷，以兵力定之邪？抑传檄而走之邪？若曰以让饰争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卒乃戗黎，兵加于王之圻内，何不曰以让饰争邪？儒者喜诛意，必云“无所为而为，然后为诚”，此为修己言之则然尔，一涉王伯之事，彼以仁义求王天下者，仁义亦伪矣。斯作法自毙也。
《荀子·王伯篇》称：“义立而王，信立而伯，权谋立而亡。”其说曰：“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伯也。”然于《仲尼篇》则曰：“颠倒其敌，诈心以胜矣。”信诈不并立，今云然者，于民及与国则信之，于敌则诈之尔。不悟桓、文正谲已有不同。诈敌之事，晋文有之，齐桓犹未也。若夫齐桓有士乡之教，晋文有执秩之法，楚庄择楚国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谓非本政教可乎？此又可以议吴、越，未可以议齐、晋、楚也。大氐五伯本有优劣，而儒者必合之于一剂，所以语多自破已。
齐桓岁德在躬，犹唐之太宗也。不以齐桓累管仲，犹不以太宗累魏徵也。
孟子、荀卿时，中国无虏患；董生时，匈奴虽数扰边，未足以为大虞也。故忘齐桓扞卫诸夏之忠，而专以余事责其诈力。虽然，一盛一衰，可永恃乎！
荀子称管仲不可以为天子大夫。盖管仲但法昭王、穆王，使其辅周，不能致成周之盛也。是以孔子谓之小器。若云不能辅桓致王，则周鼎固未可问也。
《管子·心术下》篇云：“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察于雷鼓。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其言如此，而肯伪饰仁义乎？
武侯自比，不过管、乐。姚崇问己何如管、晏，识者犹不许。此岂易及者哉！庞士元为先主规取刘璋，及战胜置酒，欢情顿戢，以背信取人，神明有疚故也。管仲拒子华，而士元延法正，能无愧乎？王文成之破宸濠，谲胜之也；徐文贞之除严嵩，术取之也。王尚讥伯者，徐则无辞矣。
梅福上书成帝曰：“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世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也亦已明矣。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此论王伯醇驳，亦同荀子。乃所谓伯者之道者，则延致俊杰，无问资序而已，此亦非诚伪之所系也。
《管子·心术下》云：“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庄子·庚桑楚》篇载老子告南荣趎，正用此语，独改“能专”为“能勿失”耳。以义求之，失当读佚，勿佚则专之谓也。管子之为道家，兹其显然者矣。
存乎人者，孰无仁义之心？项王为暴矣，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饮，其赤心也。汉宣为契矣，不背许氏，求微时故剑以示旨，其赤心也。魏武为诈矣，祭桥公，赎蔡琰，其赤心也。此岂有所要誉而然者！
《伊尹》书列在道家，当时以为权谋之祖。故孟子解之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非道义而与人，正指行赂耳。散宜生取美女、骄马、白狐、驺虞、大贝以赂纣，伊尹不为也。虽然，伊、吕等夷也。四友献宝，太公实为谋主。孟子不举太公之行，盖亦有以。太公阴谋，为后人增加，观四友献宝而纣遽卖崇侯，其浅如此，对之易尔，安用阴谋！
江都易王以泄庸、种、蠡为三仁，仲舒引“伐国不问仁人”以折之，谓“越本无一仁”。若以易王奉藩下国，宜敬事天子，共承朝命，不应追慕句践，可也。然曰五伯苟为诈而已，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是其意不在讽戒易王。他且勿论，如范蠡事，国破主危，而不图报，则将焉用彼相矣！蠡之言固曰：“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观仲舒《繁露》所言，盖燕齐怪迂之士之绪论，不足经国，而又附会《春秋》以决疑狱，析言破律，则李悝、商鞅所不为。使其在越，非如苌弘之辅周，则为刘隗、刀协之辅晋耳。以比范蠡，又如瓦砾之与武夫也。独范蠡去位，三致千金；仲舒去位，不治产业，此一事仲舒为愈。荀子称“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羞称五伯”，仲舒亦称之。冉子为季氏聚敛，视管仲何如邪？
齐威王尝朝周，故宣王欲以桓、文自处。孟子不对，而言“无已，则王”者，固由不悉桓、文事状，亦因宣王无可为桓、文之理。盖时周方致伯于秦孝公，又致文武胙于其嗣惠王。齐之伯，欲受锡命于周邪，则秦实阻之；欲自为伯邪，等之不尊周室，则不如王也。此乃审时度势之言。鲁肃对孙权云“将军何由得为桓、文，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意正相似，特为贵王贱霸之说所掩耳。
创业之事，箸乎《易传》，岂须多言。一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再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三曰：“革而当，其悔乃亡。”然则涉险被创者，岂安其身而后动哉，胜算定也。
财散则民聚，故君子怀德，小人斯怀土矣。法行则知恩，故君子怀刑，小人斯怀惠矣。李充之解近之。
汉王数项羽曰：“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畔逆，罪七也。出逐义帝彭城，罪八也。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也。”此虽权以拒羽，羽实无辞。第七罪尤易使人觊觎，使项氏有天下，上下亦不相维制矣。
自三代以来，唯汉不为异族所困。虽白登暂扼，马邑失利，终能臣呼韩，斩郅支，驱匈奴于秦海。原其规始，实自齐桓。自北伐山戎以讫三国之末，九百年间为中国全盛之世，唐以下则时盛时衰。故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按《诗传》：适，主也；莫，谋也。《卫风·伯兮》《小雅·巧言》传。君子治天下，不建己，故无主；不用智，故无谋，动静不离于理而已。其后慎到闻其说，曹参施诸用。参不治事，与醉吏歌呼，是无主；来者欲有所言，饮以醇酒，莫得开说，是无谋；法令明具，遵而无失，是义之与比。是时参礼下贤人，蒯通亦往焉，而无所措其利口也。大乱初夷，赖是民得宁壹，豪杰焉得而笑之？
贾生对于宣室，既罢，文帝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然亦不加委任者，不及之端，在乎鬼神，不在政事也。魏文以为文帝大人之量，非贾生所及，是又抑扬太过。帝之躬行玄默，生弗如也；生之洞达治体，帝亦弗如也。孟坚云“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然其辅翼太子之术，竟亦寂然。孝景天资刻深，夷戮三公，斩艾子姓，有如草芥。生之上书曰：“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使汉文早听其言，移以傅太子，则晁错不诛，临江王不死矣。
汉人多怪屈原不去楚。宋吕与叔说以同姓之臣，近代多宗之。按屈氏虽楚公族，据《春秋传》，桓十一年屈瑕已为莫敖，至赧王十六年楚怀入秦，相距四百岁，原之于楚公室亦甚疏矣。本有可去之道，徒以初见信任，不忍决绝，非为同姓也。三仁于纣皆至亲，而去留尚异，此亦各行其志而已。
或谓景帝殁后，得河间献王为帝，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御史大夫，汉治必盛。余谓献王尚未可知，黯与仲舒则正相水火者也。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张汤更定律令，黯责之曰：“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仲舒则言：“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其为术相反如此。所作《春秋决狱》二百二十三事，皆以对张汤之问者，此岂复与黯相容邪？武帝陋文景之恭俭，而仲舒教以更化；张汤以诛意为法，而仲舒教以？狱。其与汲黯，贤不肖之相去远矣！
东方朔谏起上林，请诛董偃，欲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追迹孝文，以道德为丽，仁义为准，其直言切谏，盖亦汲黯之亚。然又陈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岂前后相背邪？是不然。商、韩所持，要在务本，与武帝好为奢侈者绝异。立法贵专，不在深文小苛，亦与张汤、赵禹更定律令大异也。
以诸生起为帝王者，自光武始。拨乱致理，备乎一身，其方略或不逮高帝；仁明雅亮，高帝亦弗如也。以莽自三公篡汉，于是虚任公府，责归台阁，则所谓惩羹而吹齑也。其后明祖废中书省亦然。
子陵所以去光武者，非以求名高。其致侯霸书曰：“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盖以光武精勤吏事，三公将顺之不暇也。德如子陵，不为傅说，亦当为孙叔敖之伦；若徒以高位尸禄，夫岂其志哉！卓茂，未及子陵者也，故就太傅之位而不辞。虽然，东汉风流，本乎名节。巢、许为唐尧之外臣，子陵亦光武之对物矣。子陵于更始时，尝应会稽都尉任延之聘，延待以师友之礼，见《延传》。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延岂能过光武，一就一去，有由然也。
汉初法律，丧服本无定制，故晁错父自经死，犹衣朝衣。及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始以礼为服制。杨子云《解嘲》云“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应劭引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盖窦、田后始有此律尔。然据《哀帝纪》，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则前此尚未得予宁也。陈汤为太官献食丞，父死不奔丧，为司隶举劾下狱，则奔丧有定制而终丧无定制。其公卿大臣，当时即不得终丧，故翟方进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自谓不敢逾国家制。诸侯王行三年丧者，时亦鲜有，唯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哀帝至褒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然则汉律只以约束庶士，不以约束在位者也。后汉安帝以后，于大臣、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屡开屡断。唯士大夫多行丧服，盖亦依据《士礼》，非依窦、田之制。
曾巩称：唐太宗引《中论·复三年丧》篇，今阙。按《群书治要》有之，凡四百三十五字。其云“显宗圣德钦明，深照孝文一时之制，是以世祖徂崩，则斩衰三年”，与《续志》注引谢承《书》蔡邕言“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合。今范氏《后汉书》不见其事，光武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明帝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时尚未大祥也。汉碑或云五五，或云祥除，知当时丧制断以二十五月。然从中元二年二月至此永平二年正月，首尾裁二十四月，丧服未终，岂史书日月有误乎？不然，迟之一月而举宗祀亦未晚也。若云明堂上帝之祭不以丧废，则事毕仍返丧服矣。
光武称赤眉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其一也。今之新得志者，又赤眉之不若也。
杜林、孟冀客河西，逢贼数千人，拔刃欲杀之，冀仰曰：“赤眉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郑康成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姜肱与弟季江谒郡，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至郡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叩头谢罪，还所略物。此三事者，固由诸公言行足以动人，亦以当时民俗醇厚，感慕名德使然也。唐李涉裁一诗人，皖口遇盗，但求一篇，不敢取金帛。余昔以事至巴，时萑苻遍地，有弟子自万县陆行千里来省。问：“不遇盗邪？”答言：“此间群盗不犯教授及方外。”是则晚世尚有然者。盗亦有道，庄生以病圣人，然非礼义未绝，何以得此！是以颜涿聚戴渊之徒回面事师，卒为烈士也。
后汉贤士，多在逸民，其次独行。若夫党锢之秀，独有范滂，至李膺已近标榜矣，张俭辈不足道也。
申屠刚、郅恽抗议于王莽之朝，卒亦无恙；子云汲于苟免，乃致投阁。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汉季阉宦乱政，人所深嫉。曹腾虽无过，人恶其类自若也。魏武自知非严穴之士，为人所轻，故务为名行以雪之，诸名士遂折节与交，此其难能者。然则洛京不乱，彼亦以征西将军终矣。
荀彧策袁绍曰：“绍布衣之雄，能合其众而不能用也。”乌乎！岂独绍也。
汉魏废兴之际，陈群所为，未若华歆之甚也。及魏受禅，群与歆皆有戚容。时人议群者，犹曰“公惭卿，卿惭长”。独于歆，魏晋间皆颂美不容口，曹植亦不慊于其兄之夺汉者，然所作《辅臣论》称歆“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志存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然则歆之矫伪干誉，有非恒人所能测者矣。南唐宋齐丘效之，不能工也。歆之得誉，亦缘峤之《谱叙》，范书载歆勒兵收伏后事，本诸吴人所作《曹瞒传》，若峤所作《后汉书》，必不载也。
《萃·上六·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荀慈明说之曰：“此本否卦上九，阳爻见灭迁移，以喻夏桀殷纣，以上六阴爻代之。若夏之后封东娄公于杞，殷之后封微子于宋，去其骨肉，臣服异姓，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余谓绍封而安上者，独汉时殷绍嘉、周承休而已，自山阳公以下，皆涕洟者也。会稽、怀安，欲涕洟，不可得已。
汉王与陈平黄金四万斤，令间楚君臣。至魏武，则纯以智谋胜人，无行金之事，岂其守正过于汉王邪？秦末士多污行，故可贿；汉末士尚廉节，故不可贿尔。
荀彧阻九锡事，议者纷如，唯《宋景文笔记》谓：“彧之于操，本许以天下，及议者欲加九锡，彧未之许。非不之许，欲出诸己耳。”斯论似得其真，然温公不取者，以彧虽事非其主，器宇本度越常人，不应以议出董昭，遂尔悻悻也。若后世类此者，则往往不出景文度中。
严君平、管幼安，非独新与魏所不得臣也，汉之昏主亦不得而臣也。
蜀先主少从卢子榦学，然所任儒者甚少。吴之张、顾皆醇儒，陆逊黜先刑后礼之论，亦儒家也。
《华阳国志》称：诸葛亮定南中，收其俊杰，以孟获为御史中丞。中丞威慑百僚，乃以夷叟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尧不能去四凶，必待妫汭之鳏，犹是也。
孙仲谋之拒曹氏也，谋成于周、鲁，而张昭不与。晋明帝之讨王敦，成帝之破苏峻也，谋成于郗、温，王导乃因人之功耳。然魏武与仲谋书，以子布与刘备并论，欲令取之以效赤心。温峤、桓彝始至江东，并以导比夷吾，元功钜德，若无有先焉者，则以其能礼贤附民为国树本故也。仲谋乃云“从张公计，今已乞食”，可谓以一眚弇大德矣。导于周、戴之死，岂无瑕疵？若庾亮之诋导，则出于忮忌尔。
陆机兄弟，吴之世臣而仕于晋，世病机诗平缓，无故国之思。然观其《赴洛》诗，首称“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末称“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猛虎行》首称“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末称“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此亦疚心之语矣。云作《九愍》，《悲郢》一首，辞尤痛切；《盛德颂》称“粪土臣云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异代之人而称谓如此，见仕晋非其本心，故托汉以自见尔。近代诗人称朱彝尊、王士禛，朱尚有感激，王则恝然忘其本矣。《己亥》诗以卢循目郑成功、张煌言，可谓全无心肝者也。举世推王为诗宗，风义焉得不衰！
谢安力存晋胙，而终身不言桓温之过，以其功在诸夏也。北府练兵，实亦自温造端。
汉承秦制，以吏为师，由小吏至公卿者甚众，后汉渐有流品矣。然郑康成尝为乡啬夫，犹曰“家本寒微”也；马季长以外戚豪家，亦尝仕为督邮，此在晋世，则乡里小儿为之矣。又方技之官，汉人亦不贱视。《衡方碑》：方尝为颍川太守，免归，征拜议郎，迁太医令。《杨淮表纪》：淮从弟弼由冀州刺史迁太医令。议郎、刺史之与太医令，虽同为六百石，望之清浊，权之重轻，岂可同年而语！今世虽士人知医者，宁卖诊市上，必不屈居是职，而汉人不耻也。
江左虽重门地，熊远以石崇苍头之孙，竟仕至尚书左丞、散骑常侍，然所请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卒不行也。
宋武帝削平燕、秦，功逾曹、马，黜华尚俭，以身范物。文帝继之，元嘉之政，上方文、景，外戚如臧焘，逸民如雷次宗，并敦尚儒学，为当时引重。然文帝弑于元凶，孝武亦不克负荷，家国紊乱，又甚于晋，以子孙无素教尔。故贾生曰：“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
汉制：太守以上，亲丧率不得去官。吴时虽下吏亦然。中原丧制，乃又矫而过隆，魏晋人期丧犹去官。潘岳《悼亡诗》，上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下言“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妻丧至期始复仕也。唐制唯三年之丧去官矣。三年丧自周至唐，父为长子皆斩，晋嵇绍以长子丧去官，唐人唯父母丧去官矣。
丧乱之世，岂乏正人？于魏陈泰，于晋王坦之，于宋蔡廓、蔡兴宗，皆是也。魏之范粲，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不言三十六载，视夷、齐、龚胜尤难。
魏世学未大丧，其始魏武所任，节义如王修，清白如国渊，骨鲠如崔琰，纯素如毛玠、徐邈，学行皆足以自辅。魏文虽慕通达，羔羊素丝之风，犹存于士大夫间。郑门之王基，卢门之毓，布在朝列，可谓有守有为者。高堂隆之直谏，尤当时所难也。杜恕、桓范虽无周身之防，其持论足次周、汉儒家也。玄言初作，嵇康犹是正人，夏侯玄亦尚以方严自守也。唯王沈以文籍先生称，而叛魏即晋，以成成济之祸；王肃以古学称，其子恺乃与石崇竞为奢侈，儒风荡然矣。
《说文》每引经以证古文，康成亦时引逸《书》逸《礼》，知壁经迻写之本，许、郑皆亲受之于师也。康成《戒子书》云：“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而古文由此绝矣，弟子所传，唯有康成定本，其文字多改故书。是以魏初传古文者，独一邯郸淳，其传自度尚来也。王子雍虽称古学，生逢丧乱，不得其师，盖只见贾、马定本，非睹古文真迹。正始中，邯郸所传虽摹写上石，子雍尝亲见之，只得《尚书》《春秋》，于《礼》不箸一字，《尚书》又无逸篇，故所见不免局狭。自是郑冲伪古文作矣。然据颜师古、玄应、郭忠恕所引及今莫高窟所发《尧典》释文，其文字犹依仿石经。隋、唐间明古文者，独陆德明、曹宪，所谓补苴罅漏尔。犹幸《礼经·丧服》，代有讲明，施于实事，士大夫未至背死忘亲也。
梁武帝初无失德，其始相如徐勉，将帅如韦叡、曹景宗，纵不能定河北，于以保持江左，无难也。晚节一内侯景，势遂瓦解。或以梁武护前愎谏为过，此尚非其本。盖时将相无人，虽真士人亦少，本实已先拨矣。颜黄门《家训》言：“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箸作，体中何如则谜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棊子方蓐，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弟，则顾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及离乱之后，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如颜氏言，则视两晋膏粱博物止乎七篇者又弥不逮，而骄佚或过之。士大夫如此，欲其致命御侮，岂可得乎？护前愎谏，一人之过，逸居无教，则亿兆尽崩矣，国焉得不亡。
刘孝标《广绝交论》，意趣感愤，自谓广朱公叔之义。未思公叔尚有《崇厚论》也，论称“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此与《绝交论》自为违戾。盖公叔天性卞狷，观其与刘伯宗书可见。《绝交论》则径情直行之言，《崇厚论》乃勉其所不能耳。若孝标，则更不欲勉矣，南朝人不逮汉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