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志第六
仪制
日本箸膝以居，庳几以冯，荐土以寝，故空首褒拜，悉如旧礼。诸踞榻之国则绝之。古之九拜，今可率者，其惟肃撎与持节持戟之倚拜乎。
职官
先生《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云：“监督政府，则当规复给事中；监督官吏，则当规复监察御史。然给事中、御史二名，有帝王侍从官之嫌，宜取其实，而更其名。”余谓给事中当更名监察官，或监事，御史当更名弹劾官，或弹事。先生是之。
先生《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云：“御史与法官所以必分者，何也？曰：官吏违法失职之事，有于刑律未尝定罪者，亦有事情委曲，非法官所能喻其旨者。细者如受赃之事，盖非徒财物珠玉而已；妓妾之奉，文字之谀，如立德政碑等。至于肖像建祠，起堂署额，此其与赃一也，而于法式无其条。大者或有辱国媚外，阴损主权，于法亦无可科罪。其最甚者，以阴险刻薄为政，驯至藩镇叛变，寇盗日棘，若唐卢杞、明温体仁所为者，为祸至烈，人心恶之亦深，然稽之刑律，则无事也，是岂法官所能问哉？近世刑律之设，以纠治百姓者多，以纠治官吏者少，非有弹劾查办，则恣其所为矣。弹劾查办以后，于刑律不应科罪，而但受行政处分者，亦当视其轻重议之。此则当定之官吏惩戒法，不当定之刑律，其处置又有异矣。”见《华国》第一卷第五期。
余曩在日本尝著《周礼政铨》一书，癸亥写质先生，先生不弃翦陋，为諟正若干条。原著为旭初采入《华国月刊》，今理旧稿，见先生眉评，墨渖如新。其论官制一事云：“《周官》大体，行政权分之邦国，故《地官》少说畿外事；兵权统于王朝，故大司马掌九伐之法；司法权虽分在邦国，而王朝尚时受上诉，故《秋官》多说四方邦国之诉讼。自分为州郡以来，明时一省鼎立三司，都指挥使主军事，布政使主民政，按察使主司法，而两司尚有特权，都指挥使则未有能擅自调遣者也，亦与《周官》大体相近。自督抚之权日重，此制遂废，沿至今日，非割据不可矣。”余论著之见《华国月刊》者，属稿时或就先生质正，以先生说入文；或已脱稿，先生辄别疏胜义示之。盖先生语余考中夏政制因革，当熟杜氏《通典》，益之以《通考》。余每有论述，先稽之《通典》《通考》，其有疑滞，则求先生开示，先生为榷论机要，然后归而参考群籍，伸纸疾书，予之月刊。自《华国》辍刊，遂疏造述，年来先生主《制言》，责以撰述，方谓可赓昔日讲习之乐。而先生竟以夙疾，遽捐馆舍，循省旧编，为之泫然。
附庸不达天子，犹今土司耳。以主国兼并附庸，犹改土归流也。
政制
先生云：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姓无等，四曰除授有格。
疆域
《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
先生云：内政者，欲其地无华离；军政者，欲其毋以山水为瓯脱而相諈诿：军民异守。海陆诸镇，其区域与司异形：司以牧民，而地得就其条列。有舍地治，不以版籍正民，而欲庶民无奸，五史之所未闻。
律例
先生云：刑法者，草昧之世蚩尤、九黎之所制。所知不过财币器用，以其他为微末。且交相盗取，则捕戮为最严。晋元帝时，廷尉卫展请复肉刑，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等议：“今盗者窃人之财，奸者淫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乃末代之法，盗或与杀人者同辟，减齐乃与伤人致死等，犹在折伤人、略人、诱人上，是重视人之所有，而轻视人之体与权与亲；于其所有者，又重视其偏失，而轻视其全失，与王导、贺循所见略同。唐治强盗律，与斗殴杀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等，而校为部曲者及折伤人、诱人者为重。
刑名有邓析，传之李悝，以作《具律》。杜预为《晋名例》。历代法律，惟《晋律》为平恕，惜亡佚不传。
余历年研寻《汉律》，先生曰：“《唐律》中，如杀一家三人，夜无故入人家，乏军兴，有所请求，有事以财行求，受所监临财物，保辜等条，固皆《汉律》之文。《唐律》文义最古，知《汉律》之逸文，包括其中者多矣。”焘按：《唐律·杂律》茹船不如法条：“诸船人行船、茹船、写漏、安标宿止不如法。”《疏议》：“船人，谓公私行船之人。茹船，谓茹塞船缝。写漏，谓写去漏水。安标宿止，谓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违者，是不如法。”文义古雅，亦当是《汉律》之逸文，他日当更考之。曾记乙丑八月，余过季刚武昌寓庐，季刚出架上《汉律禕》相诒，并题识云：“植之尊兄，出其绪余，明法家论。乙丑八月，过我寓庐，适见是书，谓研讨斯事，亦弥年载，积稿盈几，方将比排，令我以是书助彼参验。我面非削瓜，术惭磔鼠，举贻我友，实获愿兮。”今季刚与先生先后捐馆舍，而余积稿尚待写定，将何质正？念之痛恻。
《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也。周世书籍既广，六典举其凡目，礼与刑书次之，而通号以《周礼》。汉世乃一切著之于律。后世复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故晋有《新定仪注》《百官阶次》诸书，而诸书仪杂礼，公私间作。讫唐有《六典》《开元礼》，由是律始为专书。
教育
余著《改革学制私议》，见《华国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与先生榷论，先生曰：“政府设学，所以异于私塾者，为其不以金钱卖口舌也。今者敛民之租税，以设百官，莅庶事，民力已竭矣。于俊秀之入学者，复征其听读之费，所谓教育者安在哉？昔汉顺帝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质帝时，游学生三万余人。唐太宗置书算博士三百三十员，国学八千余人。自宋以来，州县遍设学校，而师生授受之制，终明世未尝废，然皆取办于国家经费，无征费之令。学校以外，宋明清复有书院，皆拨帑置田，以给学费，未尝令学徒出资也。是故中国二千年以来，教术虽疏，然政府犹知为民义务也。今者政府设学教士而征学费，则是设肆于国中，而以市道施于来学之士也。学生为买主，而官校为商场，毕业之证，廉价之券也。”余曰：“今各国学制，高等以下，有免费者。其大学，则征费者多矣。大学免费者，不征其听读费已耳，膳宿之费，皆学生所自备也。”闻之东邻学士曰：“国家虽征民租税，以设备学校。输纳之人，不尽有子弟入学；入学者免听读之资，而其家未必纳税。令未入校者代入校者供亿累年学费，于理未允。”先生曰：“今欲如前代竭国用以养生徒，吾亦不取也。今当定正额生如干，不取其费，额外则待缴半费全费而后教之。凡入学者，区为正额、增广、附学三种，略仿宋学三舍升降之法，月一私试，半岁一公试。政府遣官监临，行黜陟焉。如此则政府不以营业教育为务，其半费全费，本额外增附者也，虽取之而不为无名。然增附之制，特以收拾遗才；果无遗才，虽不设亦可矣。”本篇条具学制当改革者凡五事，先生于论末评之曰：“案学校本中国旧制，清时校官失职，绝无讲授，人遂以学校为新法耳。南皮在时，已为浮言所吓，无怪其余也。然自昔设学，论者早讥为利禄之途，无可如何，始以科举取士。又以科举无教士之实，于是始兴书院。究之方闻之士，经世之才，多于大师讲塾、儒人学会得之，次则犹可于书院得之，而正式学校无与也。今者学校丛弊，业至不可爬梳，如一切废置，则政府阙教育之责。余意惟有严定学额，不取学费，则国用足给，而学子亦不至以买主自大。植之斯论，大端与私意相合，然法立则弊生，人存则政举，果能见之施行，亦待之其人耳。”
余著《学校大法论》，见《华国》第二期第三册。就质先生，先生口疏大旨，余笔述之云：“学校教士，国家选士，非树立大法，则教化不流，政治无本。是故学校之教士，异乎学会之讲学。其在学会之学士，倚席讲论，群流竞进，异说逢起，而其是非去取，一任之学者之抉择，无俟乎国家之豫设科条，以为裁制也。而国家之教士官人，则法制不可不豫立。中夏之立学，皆有法式，如周之三德六艺，汉武之崇尚《六经》，汉宣之石渠讲论，皆特立准绳，纳之轨度者也。至唐之《五经正义》，宋之王氏《新义》，明之《四书五经大全》，且特著成书，颁之学宫矣。当此之时，校官之岁考月书，国家之登进，皆循此以为统摄整齐之法。然而在野学士之著书腾说，互标新义者，不禁也，是可法矣。”
先生云：《大学》一书，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修齐治平，可谓内外一致，显微无间者矣。学校大法，必以《大学》为本，其他形而下者，采远西之所长，以供吾用可也。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之道，为中夏夙所讲肄，修之于身，则为德业，施之于治，则为事功。外人之俊秀者，方将求师于我，如隋唐故事矣。兹所条具者二事：一曰定学科，学科之中，文学以中夏之学为主；二曰质科，不属文学者隶之，辅以远西之学。曷言乎文科以中夏为主也？推迹中夏之文为义，盖有二端：“一曰文者对质而言，故法律哲学属焉；二曰经天纬地之谓文，故政治经济属焉。”见余《学校大法论》。
先生作《救学弊论》，或言专务史学，亦恐主张太过。求为作中学书目，意取博泛，不专以史部为主。然先生虽勉作书目，终不以自夺前论，先生并云：“余虽穷研六书，囊括九流，而前论皆以不亟。盖乱世之学，不能与承平同贯也。”
先生云：前代学政，有转移风气之力，如惠士奇之于广东是也。
先生病今之学生不读经史，谓第读《三字经》《史鉴撮要》，犹愈于肤浅之口义。尝手订《三字经》《史鉴撮要》，以授仲子奇。其改定本，尚存家塾中。
先生云：湘中曾、左、胡三人，曾熟《三通》，左熟《资治通鉴》，胡熟《方舆纪要》。故史地为治学之本，亦治世之经。
古之立德，依于情不依于慧，故其教不肃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