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事业
峨眉车务段三十九个车站中，马村和红峰，一个最北，一个最南。2021年春，马村站站长胡章林调任红峰站站长。有人担心胡章林难以接受。他的家在眉山，从马村到红峰，单位和家的距离从四十多公里变成三百多公里。这一去，家和朋友，撂得就太远了。
四十六岁的胡章林心平气和。他待过的站不少，马村离家最近。每次回去，在陪伴老人孩子间再怎么平衡，时间都显得捉襟见肘，哪还顾得上别的。而曾经的朋友也只能在回忆里聚首。
报到那天，一下车，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红峰站海拔二千二百八十多米，比之前的马村站高出一千六百多米。来之前他并没拿这当回事儿，就是现在，他依然相信，再凶狠的狗见了人，吠过两声，还得夹起尾巴躲一边去。
嗡嗡声晚上却更响了。是电热丝在叫，不带喘气的。山下早已春和景明，行车室的电炉还在加班加点。
“就是三伏天，凌晨四五点，行车室还得开电炉。”值班员吕奉清在开玩笑，胡章林也不揭穿。一天四十多趟列车从小站经过，值班室全天候运行，六个人的红峰站，只能单岗值班。列车通过有十道作业程序，发车有九道作业程序，从接受预告、开放信号到监视列车通过再到接受到达通知，全靠一个人眼看、手指、口呼。一环扣一环，一个人堪比一支队伍。
列车“隆隆”驶过，小站恢复宁静，值班员从一支队伍还原为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搭话，打电话、刷视频、看书，都是违禁动作。铁路上空空荡荡，被控制台占了一半的行车室，同样显得空旷。任谁当班，目光都会透过幅面宽广的玻璃窗，看天，看云，看山，看林海，看有没有鸟从窗前飞过，看刚刚飞过去的鸟是不是昨天那只。这还是好的，至少有天有云有山有林海，有可能出现的一只鸟看。晚上，这一切躲起来了，无法无天的孤独感，更加气焰嚣张。
杜康不能解忧，调侃却可解一时寂寞。正因如此，胡章林料定三伏天开电炉是个玩笑。
5月1日，胡章林到红峰站一月整。他一边顶着风雪往道岔上打防冻液，一边想，幸好没拿电炉的事嘲笑吕奉清，要不然，这场五月飞雪，就是替吕奉清喊冤。
跟下在春节里的雪比起来，5月这一场，只能叫毛毛雨。当年春节，积雪堆了一尺多厚，下了又化，化了又下，像过年时的长辈家，拜年的人进进出出没断过。胡章林已几年没吃过家里的团年饭，雪下成这样，作为一站之长，更走不了。雪积得厚实结了冰，道岔扳不动。胡章林和同事没日没夜扫雪，扫完南端扫北端，扫完北端扫南端，三天里走过的路，不比平常半个月走的少。
不是平常不爱动。红峰站同昆明端的邻站乐武一样，地处高山，不通公路，老乡们进站出站，走一尺宽的盘山道。能去盘山路上遛遛弯也不错，可是不能——遇到紧急情况，车站职工得五分钟赶到站上。铁道线路虽说是路，却只能行车，两只脚上去，则是踩了红线。只能在一百三十米长的站台上来回溜达，站台上的人，走着走着，成了钟摆。
一年后，卢波问胡章林，可还待得下去。胡章林嘿嘿笑着说道：“你把老婆娃娃都骗得过来，我还待不下去？”
卢波在距红峰八公里的乐武站任值班员已四个年头。2022年春节，他的回家计划因一场大雪搁浅。
正月初一，轮到卢波大休。头天，看了天气预报，他给妻子打电话：“我回不去了，你带上两个姑娘过来团年！”
妻子、女儿搭慢车来乐武，看到眼前是一个雪国，远处是几个雪人。火车到站是18时2分，可厨房里冷锅冷灶，半点年味儿没有。
为了保证过站列车的安全，站长蒋中国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对付上半夜，一拨对付下半夜。人手还是吃紧，副站长王坤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我这身子骨，可以熬两个通宵。”
妻子埋怨丈夫，不该把妇女儿童骗到这冰天雪地：“连口热饭都吃不到，团什么年？”
卢波黠笑：“你一来，我们不就有热饭吃了！”
三天后雪霁天晴，妻女返程，卢波假期的进度条也拉到了底部。蒋中国启发卢波给妻女说几句暖心话，钢铁直男酝酿小半天，说得大义凛然：“前人打下的江山，我们必须守住！”
蒋中国担心卢波被妻子一番挖苦。不是不能说真话，即便是钢轨，该有曲线时，还得转个弯。哪知人家是这么回的：“火车来的来去的去，一点没耽搁。南来北往的人都在回家过年，饭桌边上不缺我们几个。”
闻言，蒋中国快步躲到别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催泪瓦斯。
红峰站、乐武站时常被冰雪围困，新江站、大湾子站每一年的4月到11月，则像被架在火炉上烤。
沙子里能焐熟鸡蛋，周传军只当吹牛。等他被调到大湾子站当站长，别人说他吹牛时，他会佯装生气：“你来大湾子，吃不到‘金沙牌’鸡蛋，再说我扯淡不迟。”
他是真的在沙子里头埋过鸡蛋。不到两小时，蛋熟过了心。
他还学着煎过。蛋壳一磕、一掰，蛋清蛋黄越狱般冲上钢轨。跑不多远，慢了，停了，像脚踩在胶上。
正午，钢轨上，热辣的阳光白喇喇的，如有一长排电焊机同时作业；又像一张撒开的网，打捞走全部清凉。
每趟车经过要八分钟。轮到值班，周传军站在只有顶盖的岗亭里迎送列车。顶盖是滚烫的，脚下是滚烫的，包裹身子的空气是滚烫的。岗亭里的八分钟，是甑子里的八分钟。
这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焙。每天四十多趟车，一半在白天通过，其中又有一半，要穿过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衣服在岗亭里被热浪湿透，回到行车室，又被空调吹干。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十个小时下来，凝结在前胸后背的盐，能炒一桌菜。
江边打的井水，含硝量不是一般的重，衣服洗净晾干，还没上身就脏了。一层硝，灰一样巴在上面。
最难下咽的不是水，是肉。一周去元谋县城买一回菜，6162次列车从元谋站一路摇晃，买菜的人还没到站，背篼里的新鲜肉变了颜色。洗、煮、炸都没法去除异味，夹肉、嚼肉、吞肉，得反复给自己做思想动员。
大快朵颐的肉食者也是有的。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花脚蚊子，只要逮着人，长矛般的口器，稳准狠。
不止蚊子欺负人。猴子、野狗、花脸獐半夜三更装神弄鬼，眼镜蛇几次三番不请自来，车站食堂里的鸡蛋，没少被它偷吃。
只有寂寞、枯燥与红峰、乐武同款，与成昆线上几乎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车站如出一辙。居住分散的大湾子村，老老少少加起来只有一百八十多人，只有6161次、6162次列车停靠时，站上才会多出几个人影。
离大湾子村最近的是成都方向、八公里外的摸鱼鲊村。不通公路，村子与村子、村子与外界的距离，更加显得遥远。对于远亲的热情，朴实的彝族同胞转移到了近邻身上。杀猪、宰羊、捉到鱼，老乡们会请站上的人去做客。总是拂了人家美意也不好，时间允许，车站会派出代表，捎上香烟、水果、小零食，去同老乡联欢。有一回，周传军只身穿越四公里多长的大湾子2号隧道。当隧道口不断变小，人在黑暗里越陷越深，寂寞感随之扩张。远处传来一声风笛，闲暇时爱读几页诗的周传军，眼前闪出一个句子：
孤独的最深处车来车往。
沿着铁道线往前走，看不到一个村落。再往前走，看不到一个人。2002年6月，二十三岁的李惠技校毕业，去联合线路工区报到。走着走着，他的脸上额上、手掌手背全是汗，心却上了冻。同行的老工人见他脸色不好，找话宽他的心：“这里算好的了，分到瓦祖，那才叫苦！”
六年后，李惠真的调到了设在瓦祖的喜德综合工区。工区守护着沙马拉达至冕山间七个站区六十五公里正线、十五公里站线，工作内容和来之前一样，无非一天走上两万步，无非拿道尺检测轨道宽度，无非抡着六十斤的捣固镐修正轨道，无非一天把挨个拧紧螺栓的动作重复几千次……
不同之处也有。在联合，能见着天的地方比这里多，见着的天比这里大块。瓦祖除了山缝里的站台站房，几乎全是隧道。沙马拉达隧道，从南走到北，要花两个小时。遇上作业，饭菜送到洞中，热菜成了凉菜，回锅肉成了“灰”锅肉。隧道外作业，未必好多少。就说红峰吧，待上一天，身上一天都是湿的；待上一年，这一年身上就没有干的时候——红峰这地方，一年到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
李惠提出要走，工长会心一笑。走，谁没想过？
螺栓松了，得用丁字扳手紧一紧。紧固李惠这颗螺栓，党小组长张胜平，用的是袁昌友、刘兴桥这两把扳手。
这两把扳手紧过的螺丝可太多了，包括张胜平本人。
瓦祖领工区与大山为伴，守护着过往列车的安全。图为瓦祖领工区永红七号隧道口（摄于21世纪初）
当年的瓦祖，日子真不好过。人住工棚，做饭的水从山沟里舀，下雨天，水比黄河水浑。打过几口井，出水都不痛快。蔬菜一周买一回，派出去的人早上出门晚上回，菜叶和人一样蔫。离沙马拉达隧道不远，高处冲下来的风，三次把人吹到十几米高的桥下。冬天，人在这一带作业，身子暖和不起来。袁昌友在东北当过三年兵，“冷”字在他脑子里没写这样大过。偏偏在瓦祖领工区，受地质影响，也有铁路在特殊时期修建的原因，线路质量相当差。沙马拉达隧道，火车过处，有时候，涌水一米高。洞里施工，白口罩成了黑口罩，鼻子眼睛也都成了摆设。内燃机车吐出的油烟不容易消散，加上隧道深长，缺氧，时不时有人晕倒。工人钻出隧道，有机会变成包公。人在洞中，手电筒只能照出轮廓，出了洞，照样分不清谁是谁来，除非张口辨认：
“你是张胜平？”
“我是袁昌友！”
难怪人心思走。普雄工务段瓦祖党支部第一任书记袁昌友是个例外。1984年，袁昌友第一个说服妻子，带着九岁女儿、七岁儿子来瓦祖安家。之后，他又动员另五名支委，把家搬进山旮旯里。
袁昌友来时二十七岁，到他五十三岁离开，瓦祖领工区获得铁道部授予的“全路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刘兴桥的故事，比袁昌友曲折一些。
1975年，成都铁路局基建处一段一队由成渝线集体转到普雄工务段。火车过了成都平原，向横断山脉东缘开。到了乌斯河，在峨眉时还闹哄哄的车厢安静下来，一座接一座的隧道，吞没了人们的笑容。
“不去了，回家！”对面停着一辆开往成都的列车，不管不顾爬上去者不在少数。因为思想斗争延误了时间，刘兴桥随波逐流，没顾得拿上行李。
回去没几天，刘兴桥再次南下。是父亲的一句话把他撵了回来：“修建成昆线的烈士睁着眼呢，你丢盔弃甲跑了，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
1979年，沙马拉达隧道还叫“东方红隧道”。正月初一，道床底破，一百多米铁道线在泥浆中若隐若现。病害不是三天五天可以根治，经行此处的列车一天不能停。设置防护，引导列车缓慢通过，刘兴桥接到命令，拔腿就走。领导问刘兴桥能顶几天，他说：“大过年的，路程又远，一时半会儿，你也找不到人！”
确认线路通行条件，引导列车以时速五公里经过“沼泽”，刘兴桥一个人在隧道里守了一个通宵。
一个人是真的。
一个通宵，却是错觉。
除了列车通过时，机车大灯带来短暂光明，隧道沉浸于一片漆黑。刘兴桥并不知道，他在洞中走来走去的“一个通宵”，实际是三个昼夜！
…………
如今，扳手传到了李惠手上。2015年4月调任瓦祖线路巡养工区党支部书记、工长的他，常常向年轻工友讲起袁昌友、刘兴桥的故事。有时候，他也讲起父亲的故事。父亲从部队转业到西昌大修段，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成段更换钢轨、枕木。成都到攀枝花，攀枝花到成都，成都到攀枝花，三趟下来，三十四年过去了。父亲退休后，第一次同李惠见面，话没说上三句就绕回路上：“瓦祖苦是苦点，单纯。纯度高的金子，不怕埋得深。”
住的吃的同当年比可谓天上地下，同事们还买来鱼苗、花木，营造起工区小环境。工区战线长，队伍每两个月搬一回家，工具、材料、寝具、锅碗瓢盆一同迁徙。以前全靠两只肩膀两条腿，两百多斤的螺栓机、三百多斤的精磨机，压得人变形。如今山下建起公路，搬家，汽车拿大头。条件好了，效率高了，从2019年起，瓦祖线路巡养工区变身瓦祖工电综合整治工队，管的地盘扩展至喜德到尼波的九个车站，压力反倒不如以前……李惠说这些，是不让父亲担心。要是少不更事，他说的就是下面的话了：工队二十二人，一半安家西昌，一半家在成都、绵阳、遂宁。正常情况下，上班十天休四天。等车、坐车，路上耽搁的时间加起来，也许不止四天。所以，家在外地的工友，把假期攒起来一年回去一次。刘和平家在遂宁，父亲病重，他没能在病床前尽孝。徐莫勇母亲住院一个多月，照顾母亲的重任，妻子独自完成……
小家在月华，父亲住西昌，都不算远。但是李惠回月华，一月只能一次。去西昌，三个月一次就不错了。只因5633次列车下午6时后才到瓦祖一带，而5时整，李惠得排班点名、图示分工，为晚上8时至10时的夜间天窗（铁路系统中预留出来的用于施工、维护等的时间）做好准备。为此，那天，李惠借着酒意为自己开脱：“干了这行没办法，千万别说我忤逆不孝。”
老爷子瞪他一眼：“现在好歹有电话。想当年……”
孤单寂寞苦，不只是客运段、工务段“专利”。
1970年12月31日下午6时，成都北站，十八岁的刘兴发登上列车，到西昌水电段普雄水电连报到。
车到普雄是1971年1月1日中午11时30分。刘兴发是随支援成昆线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大队伍来这里的，迎接他们的除了连长许荣华，还有鹅毛大雪。水电连的牌子挂在车站北面一间平房的门框上，驻地在两公里外。成都铁路局新管处建了一批住房，刘兴发分到一间。窗孔没安玻璃，寒风裹着雪花，没头没脑往屋里钻。靠墙支着一张床，没铺一根草。
“我只带来一床被子，这么冷的天，怎么抵挡得住？”听到刘兴发诉苦，许荣华说：“新管处老工人在加班安玻璃，你去找找他们，争取今天安上。”
已是下午1时，刘兴发饥肠辘辘，想要一口热食。连长一句话，让他如坠冰窟：“吃饭在普雄工务段搭伙。不过今天放假，你去普雄街上看看。”
去往普雄街的羊肠路弯弯绕绕下来，不下五公里。刘兴发约上一同报到的校友尤洪祥、王显洪，踩着厚厚积雪往街上走。不长的街上关门闭户，难得见着人影。也不知是心里的冷渗到了身上，还是身上的冷潜进了心间，刘兴发的脚突然就抬不动了。
红油漆写下的大字在一片雪白中格外醒目，尤洪祥发现救命稻草般看见一块店招：乐青地公社小食店。
有彝族老阿妈烙下的荞饼暖胃，三个年轻人好歹没成冰墩子。
那时的水电连徒有虚名。普雄行车公寓作为列车员、机车乘务员、运转车长的后勤保障单位，水管三天两头空着，电则根本没有。发电房还在建设中，连里开展技术练兵，立在空地的木杆扮演起电线杆子……
再有两天就是2000年除夕。一大早，西昌供电段变电检修车间党支部书记刘兴发接到报告，沙马拉达隧道上方，倒了两根电杆。事故始于覆冰，拇指粗的导线膨胀起来，比电杆粗。
一根电杆一吨重，接触网工和当地老乡抬电杆上山，每一脚落地时，腿肚子都在颤抖。上电杆作业，最是考验意志。空气稀薄，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杆顶作业十分钟，手脚都被冻住。
排完险，摸黑走了两个多小时，刘兴发把二十多个人安全带到红峰站。上山时几回摔倒的当地老乡牛阿子没顾得及心疼自己，反而同情起了刘兴发他们：“以前以为天下的苦都归我们农民吃，跟着你们一天，才知道你们嘴里，同样含着黄连。”
电炉烘烤下，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热气腾腾。刘兴发的脸，和大雪纷飞时的山头一样，只能见个轮廓。他的声音，却和电杆烙在肩头的印记一样清晰：“钻隧道的巡道工，孤石工区的‘爬山虎’，嘴闭馊了的看守工，一年要搬几次家的大修队……咱们成昆线上，条条蛇都咬人。”
被蛇咬了要喊痛，要躲要逃。
刘世荣是个例外。
刘世荣曾经以为，人生是一列火车，告别始发站，会有一连串站台等在前面。哪料判断出了错，错就错在他不是一列火车，自打到了红峰，他就是一颗螺栓。时间的扳手一圈圈转动，他与铁道线越贴越紧，直到浑然一体，无法分开。
刘世荣是1978年从内江车务段来的红峰站。成昆线条件艰苦无人不知，但是来之后，现实和想象落差之大，还是让在上海当过六年兵，见识过大都市繁华的他吃惊不小。信号楼是一间小平房，职工有的住车皮，有的住瓦房，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没人睡得安稳。下雨天，人穿雨衣，设备也得拿“雨披”武装起来。喝的是山泉水，粮和菜要去喜德、冕宁买。一年十二天探亲假，其余三百多天，根都扎在站上……
刘世荣是扳道员。扳道员的工作，是根据值班员指令扳动进出口道岔，帮列车指路。一天只有两趟慢车在红峰停靠，车站附近又没有人家，当赶车的村民被火车带走，或者消失在路沿下、密林中、村舍里，找人说话成了奢望——不多的几位同事，要么值班，要么休息，准备值班。
是时间耐心十足地教给了刘世荣解闷的法子：上山摘野菜，去附近的河沟钓鱼，在站房边的空地上栽花养草，把本该花在儿女身上的精力，花在它们身上……
早一天退休回内江，尽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没有尽到的责任，是刘世荣朴素的心愿。
然而，八年后，父亲不在了。刘世荣还在红峰，当他的扳道员。
又过了五年，母亲闭眼，没等到儿子回家。
光阴渐渐老去，刘世荣当了爷爷，当了外公。子女都在西昌安家，得空时，刘世荣和老伴儿也去看看他们。爷爷（外公）讲的故事，小家伙们起初也感兴趣，后来就懒得听了，讲来讲去，都是红峰，都是火车，都是成昆线。
刘世荣2003年5月退休。儿女们争着接父亲母亲一起住，既是尽孝，也指望带娃多一股力量。在儿子家住了一周，刘世荣胸闷气短，整日咳个不停。儿媳买来的药，他一颗不吃；一句把握十足的话，他说了三遍：“回红峰去，啥毛病没有！”
果然，搬回红峰才两天，刘世荣的喉咙，安静了下来。
老伴儿2018年去世，刘世荣形单影只待山上，儿子、女儿不放心也不安心。谁也想不到，刘世荣被“绑”下山三回，生了三场病。
从那以后，刘世荣彻底得了自由。虽然红峰早已没有他的工位，但是有他栽的花草，有在他注视下容颜变换的站房，有他从山上接来取名“百岁泉”的自来水，有让人心跳的风笛和奔腾在铁轨上的进行曲……对他来说，够了。
2023年1月25日的日历翻过，刘世荣已是八旬老人。有人问起什么时候和红峰告别，刘世荣说：“我这辈子，哪儿都不去了。”
同成昆线日久生情、难舍难分的，不止刘世荣一个。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乌斯河工务段工会主席的许忠志退休后，第二次把家安在铁路边上。一个雨夜，他拿着对讲机监视泥石流，四个多小时没挪过步子。
蔡学成当了一辈子看守工，把看守房视为至交。有一回，一块一百多斤的石头滚上道心，蔡学成赶在列车通过前两分钟扫清障碍。工务段领导后来听说这事，批评他只顾埋头拉车，不知道请功受奖。蔡学成大大咧咧地说：“火车安全行驶，是再大不过的大红花。”蔡学成退休后，在待过几十年的老虎嘴一待又是两年，直到女儿顶上来，他才放心离开。
刘玉良也是上了成昆线就舍不得走。父亲参加过成昆线修建，铁路通车后留在轸溪当扳道工。刘玉良在那里读了两年小学。烈士陵园就在车站边上，一次扫墓，刘玉良认识了徐文科。
脚下道路千万条，刘玉良读初中时，父亲问，长大后，脚往哪里迈？刘玉良答：“上成昆，跟徐文科做伴。”
1985年秋，刘玉良参加工作，到了阿寨站。阿寨周边没有村子，除了列车停站时，遇不到一个外人。站长料定血气方刚的刘玉良不出三个月就会求爷爷告奶奶申请调动，哪知在阿寨待了十六年，他没说一个“走”字。
去白石岩当站长是组织上的决定。一去就是十一年，这当中，峨眉车务段成立、撤销、重建，刘玉良稳如磐石。直到2012年8月他才被人记起，调往柏村。
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内江，接到调令时，刘玉良人在家中。儿子考上大学，亲朋好友约好了，第二天上门道贺。挂掉电话，脱下围裙，他拎着行李就往新单位赶。妻子的一顿数落还是从电话里追上来的：“儿子高考你不在身边，这时候又是脚一抬就走，莫非你对这个家起了二心？”
听人说起刘玉良的事，峨眉车务段领导表扬他以路为家，刘玉良像没听到。同事扯他袖子，他喉咙里冒出个蚊子声音：“这算个啥，跟徐文科比！”
领导的话还有下文：“你在成昆线二十七年守的三个站，都在山旮旯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句话不能挂在嘴上。下来我想办法，调你回内江。”
刘玉良急得像是要被人捆走：“家里最需要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真要调到别处，我还担心水土不服。”
又过了整整十年，五十五岁的刘玉良，依然守在柏村。
金沙江边的新江站同大渡河边的柏村站，环境异常相似。国家重点能源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红江站至新江站铁道线沉入水底。2020年5月25日，红江、大湾子、师庄、新江四站不再办理客运业务。当天，6162/6161次旅客列车更改为7466/7465次，运行区段由昆明至攀枝花调整为昆明至元谋西。26日下午4时起，该段货运列车，转由新线运行。
此前，2020年1月9日，成昆铁路复线永仁至广通段通车运营。永仁站站长，就是从大湾子站“平移”过来的周传军。永仁站同原来的大湾子站直线距离只有三十多公里，周传军回一趟家，单边车程却从原来的七八个小时，缩减为七八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