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空间与共享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
传统环境下的政府信息资源主要以纸质形式分布于物理空间（如库房），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依托政府组织体系传统沟通渠道实现的传统方式主导型信息共享机制，其主要特征是通过行政的力量开展联合编目、手工查询、互相传阅等，信息共享主要在物理空间进行，明显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故这种共享机制在网络环境下已经失去发展的空间。而网络环境下的政府信息资源主要以数字代码形式分布于逻辑空间（即网络信息空间），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依托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的计算机网络主导型信息共享机制，其主要特征是在网络信息空间开展共享活动，通过网络的力量突破了时空条件的限制，实现了异地部门同时共享。
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对象，是政府信息资源中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扬处理的数字化信息，这种数字化信息一般存在于网络信息空间中。由于网络信息空间具有的内在功能使信息共享变得十分便利，信息资源适当的空间分布更有利于信息共享目标的实现。而政府信息资源适当的空间分布依赖于资源共建共享者的意愿，这种意愿常常体现在对共享制约因素及其制约规律的把握，体现在根据信息流、权力流、利益流的特点来进行合理安排。
（一）网络信息空间的内在功能
传播学家麦克卢恩曾说过：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网络信息空间就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并基于人的信息器官功能需求及其扩展与延伸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人类环境，反映了人们对信息共享提出的更高需求。在网络信息空间中，已经改变了传统信息共享中单向流动、被动接受的状况，变成多向的、互动的信息流动，因而信息共享变得更为快捷便利。
1.网络信息空间实现了人的信息器官功能需求及其扩展与延伸
人，是社会中的人，自然有信息需求，这取决于人的信息器官的功能。人的信息器官主要有四大类，即感觉器官、传导器官、思维器官以及执行器官。首先通过感觉器官获取与输入外部世界信息，接着通过传导器官传递信息，然后通过思维器官处理和加工信息并再生成指导行为的策略信息，最后通过执行器官使用和反馈信息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这说明人的本身，实质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但是，人毕竟是生理人，总有自身的生理局限，依靠自身的信息器官是不可能满足对外界信息的充分需求。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可以看书，但只能看到自己手中的书，很难看到千里以外的藏书，即使可以在市场上买、去图书馆借，但成本太大而且所能看到的仍然非常有限。显然，人是有着扩展与延伸其信息器官功能的内在需求的。
要扩展和延伸人的信息器官功能需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信息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信息搜集、整理、加工、处理、传递和反馈的全过程。”应用感测技术有助于人体获取与输入外部信息，扩大与延伸了人类获取信息的外部空间；应用通信技术有助于人体传递交流信息，扩大与延伸了人类传递信息的外部空间；应用计算机技术有助于人体处理与加工信息，扩大与延伸了人类处理与再生信息的外部空间；应用控制技术有助于人体鉴别与使用信息改造世界，扩大与延伸了人类使用与反馈信息的外部空间。总而言之，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空间，即以网络为媒介的与现实物理空间相对应的信息交流空间，也可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任何个人或组织配上一台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MODEM），就可以构建一个通向网络信息空间的窗口，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有偿或无偿地享用这个空间的信息资源，包括书籍、杂志、资料，以及气象、交通、商品、市场等信息。比尔·盖茨说“每年都会有更好的方法被设计出来，以便对信息进行量化并将其浓缩为数以兆亿计的、供个人使用的数据包”，也有人称“《纽约时报》平均一个工作日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莎士比亚时代任何人一生所获得的信息量还要多”。可见，网络信息空间可促使人的信息器官功能得以充分扩展与延伸、人的信息共享需求得到最大满足。
2.网络信息空间实现了“一对多”“多对一”信息流程模式的统一
首先，信息总是与传递相伴的，任何信息都是信息发送者相对于某个接受者或至少是某个信息通道载体而言的，不存在孤立的绝对信息。信息论的奠基人申农在其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了信息传递的一般流程模型，也就是说，从信源发出的消息，经过编码后通过信道传输给接收者，接收者通过译码器将收到的信号复原成信源发出的原消息。
其次，信息之所以能传递，是因为信息能帮助受众消除某些不确定性，增强其认知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是两次不确定性之差，是有意义的消息序列集合。信息传递系统哲学家拉兹洛从现象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认知系统的信息流程模型，是对人们观察世界一般模式的概括。
另一方面看，信息与沟通也是相伴而行的。信息沟通强调信息传递的效果，而传递效果主要通过信息反馈的形式来表现。哈洛德·拉斯韦尔将信息沟通概括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讲了什么，有什么效果。他的公式指出了完整的沟通过程所应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即信息源、信息、传输渠道、受众及反馈。史蒂芬·罗宾斯对信息沟通过程进行了简单描述，将其区分为七个部分：发送者、信息、编码、通道、解码、接受者、反馈。
其中，通过反馈将信息接收者与信息发送者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沟通系统。系统科学家汉肯也认为，行动者不是直接相互作用的，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媒介。他将行动者之间的全部通信渠道和信息库的集合称为信息沟通系统，指出信息沟通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系统各个层次之间的信息流必须畅通无阻。
信息不仅是传递的，而且是可以沟通的，可以帮助信息接收者消除接收信息之前的不确定性，故而出现了信息共享。如果说，信息传递侧重于信息是流动的，信息沟通侧重于信息是反馈的，那么信息共享则主要突出了信息用户（接受者或信宿）的共同参与性，信息共享是信息传递和信息沟通流程的统一。网络信息空间中信息共享，也是信息传递和信息沟通的过程，信息发送者通过信息通道（即网络）与信息接收者相连。由于网络空间的广域性及其本身的技术性，使得传统的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一一对应”的模式转变成“一对多”“多对一”的模式。
可见，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信息是畅流无阻的，改变了传统信息共享中单向流动、被动接受的状况，变成多向的、互动的信息流动。一般来说，信息流动是多方向的，有纵向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有横向的，内外相连，或左右相接；也有斜向的，多角度交叉。因为存在多方向、多角度的信息流，才会满足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所需信息的利用要求。当然，“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从人的信息需求规律来看，尽管网络信息空间使人的信息器官功能得以扩展和延伸，但是仍然摆脱不了人的生理局限，那些与日俱增的信息量往往也给人带来了信息的超负荷。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的倒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相关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干扰信息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因此，人们所要求的顺畅的信息流一般又表现为分组流、分级流，信息流动井然有序。这种有序，首先反映在信息资源（主要指数字化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有序分布上，一般可以通过对网络信息空间的合理构建来实现。其次反映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的构建、整合与优化上，要在网络信息空间的这种“一对多”“多对一”信息流程模式中保证信息的畅流，或者说确保信息流动有序，从而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
（二）共享政府信息资源在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
网络信息空间存在的特殊的内在功能同样适用于政府网络信息空间。共享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是规律的，主要反映了政府组织系统的结构形态和管理特性，一般通过在政府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体现出来。必须明确地说，政府网络信息空间的构建，不是脱离实际的虚构，虽然虚拟存在，但与现实中的政府组织系统与政府管理活动情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政府组织系统的结构形态和管理特性，政府网络信息空间主要分成三种形式：垂直型、水平型、垂直与水平交叉型。(https://www.daowen.com)
1.共享政府信息资源在垂直型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
在多维立体的行政关系中，行政组织内部层层授权，上级统管下级，下级对上级严格负责，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从而决定了政府组织管理工作中较强的连续性和严格的程序性。这种连续性和程序性表明了政府行使其职能的过程，反映了政府权力意志和利益分配的指向过程，也反映了信息流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主要就是依靠信息传递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产生联系。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政府信息的分散，意味着权力的权重指标削减，意味着信息的利用率更高，意味着信息垄断下滋生权力腐败的可能性降低，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受益良多。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约尔就指出；组织中的直线权力从最高管理层到最低管理层，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系列结构。该结构显示出权力流动的指向和政务信息传递的路径，即每一级向上一级报告并接收命令，同时又向下一级发布命令并接收其报告，最顶端是最高层机构或领导，最底端是最低层机构或工作人员（一般是科员、工人等），通常情况下那些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可以掌握足够的信息从而做出熟悉情况的决策。
根据政府组织的这种结构形态，按照上下级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可以构建一种基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垂直型结构的网络信息空间，其内部构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由一级一级政府信息中枢机构组成，形成网络信息空间的骨干结构，政务信息在中央到地方乡镇五级政府之间双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运行。二是由中央职能部门到地方职能部门内部的信息机构组成，形成一种条形网络，与政府间的骨干信息结构大致平衡。在此信息空间中，信息流基本上与权力流的要求保持一致，信息所有者的利益关系也从属于权力流。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就是政务信息从高层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向低层政府机构及其成员的流动，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就是政务信息从低层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向高层政府机构及其成员的流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政府组织或组织系统的多层次的信息流动是要耗费时间的，任何延误都可能会坏事，以至于有些情况下最高层领导坚持要把信息直接发送给急需的部门和人员。
根据以上网络化信息空间结构的构成，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可分成两种形式：一是集中式，根据等级原则，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有直接隶属关系的上下级政府部门在管理和服务中，数字化信息资源在上下级交流过程中集中在某一级行政中心的信息资源库，比如在同一级的四套班子机关及其相关部门集中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库，或者在每一个政府机关内部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库；二是分阶段式，按照层级节制原则，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辖体制中，在不同行政区域内有着各自业务特点的政府信息资源分别集中到该级行政区域的信息资源库，比如连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上下级相关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库。在我国，由于行政区域广阔，中央政府机关没有能力、精力也没必要直接管辖某个地区的具体事务，所以就将国家行政领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区域单位，并建立相应的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形成我国政府机构的五级结构。因此，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这种鲜明的分阶段式特征，这种覆盖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到各部门、各地方的垂直型政府信息网络空间，为政府运转提供最主要的信息服务和业务协同支撑环境。
2.政府信息资源在水平型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
在传统的政务管理结构中，其结构模式为顺金字塔形，管理权力和决策信息都自上向下流动，而信息反馈亦遵循自下而上的渠道流动。但是，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由于条块分割和利益驱动，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效率不高，这种传统的政务管理耗时大、效率低，成本高、浪费大，不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以法约尔、巴纳德等人为代表设计出一种分层管理的“跳板”，建议在各级同级政府及其相同职能部门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这个“跳板”也叫“法约尔跳板”或“法约尔天桥”，旨在建立和加强政府各个管理环节的横向联系，以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效率。
设计这种“跳板”，主要基于政府组织工作之间的相似相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地域内的政府组织因为其地缘关系，通常在政治、经济、历史、人文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共性和公益性，比如，对本区域内的交通、城建、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就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二是同一行业内的政府组织因为其业务内容和工作要求基本一致，表现出较强的共性，比如税务、商贸、海关、银行、工商等系统都存在各自独特的业务内容与工作要求。
根据这种组织结构形态，按照同级政府部门间的工作相关性，可以构建一种基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水平型结构网络信息空间，在此空间中，政府信息资源可以进行对等交流，不受严格程序限制，而且信息交流即时，信息反馈及时。同一级政府部门之间虽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关系，但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信息流和利益流关系融为一体，不但体现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流动关系，尤其突出了同级部门彼此之间的平行交流关系。总之，在每一级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个伴随政府信息资源及其所有者利益反复循环的信息空间圈，突破了部门之间及地区之间的横向限制，使原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政务信息做到有机集成，信息交流非常活跃，信息流动自成体系。
根据以上水平型网络信息空间结构的构成，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分地域式，将同一地域或称行政区域的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所形成的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信息资源库，一般表现为某一区域内政府信息资源库，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信息资源库、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信息资源库、湖南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政府信息资源库等。信息资源库一般设在该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或政府机关，比如可模仿中国人民银行的设置体制，华中设在武汉，华南设在广州，华东设在上海，华北设在北京，东北设在沈阳，西北设在西安，西南设在成都。二是分行业式（或称分专业式），将一定区域中同一行业内的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所形成的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信息资源库，通常表现为某行政区域内某一行业的专用信息资源库，比如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信息资源库、北京市地税综合服务管理系统工程等。信息资源库一般设在某一区域内该专业系统的最高行政主管机关，比如税务系统，在中央可设在国家税务总局，在省里可设在省税务局（国税局或地税局）。
3.政府信息资源在垂直于水平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
政治体制问题含有两个层次，一是公共权力系统内部关系，二是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公共权力系统的内部关系，主要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关系，在我国还有执政党与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关系问题。按照公共权力系统的内部关系，我国政府管理的组织结构主要分成纵向的管理层次划分和横向的管理部门划分与机构设置。
民主政治体制以“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公民”为信息基础，其首要特征是清晰地体现公共权力的公民赋予，包括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由公民选举产生，国家的重大事情，包括宪法与法律制定与修订，由公民直接（通过公民投票）或其代表决定。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民主政治体制问题能够体现民意而在不同权力之间设置相互制约与监督，这样，权力、利益以及信息流动关系就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关系，就促成了垂直与水平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的产生，为政务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效手段，是实现“电子民主”的重要途径。
垂直与水平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的构建，主要侧重于各个政府管理组织的独立性、特定区域性和所在组织系统的整体性之间的有机结合。首先，政府管理组织尽管在业务上存在一定的上下级领导或指导关系，但就其本身来说，每一个政府组织都是一个社会单体，都有其内在的独立性。因此，具体的政府管理组织对其固有的政府信息资源存在单独保管的独特要求，这是各个政府机关或职能部门单独设立内部信息空间的主要原因。其次，一定区域或系统内的政府组织，一般都具有某些共性，比如区域内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业务上的竞争与协调关系等，这决定它们对信息资源共享必然产生一定的共性。因此，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对于地域内或本系统内的政府信息资源可以进行集中管理，也就是说，在该地区或系统中设立一个局域信息空间，统一负责对本区域或系统内政府组织所形成的政府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处理，以满足本区域或系统内的所有政府组织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需求。第三，尽管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有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相互监督，但无论从组织机构本身抑或所处地域来看，他们都属于政府整体中的一个或一部分成员，是整个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真正的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必须建立一个基于政府组织独立性、特定区域性和所在组织系统整体性之间的有机结合的广域空间，在此，利益流与信息流合为一体，权力流已从属于信息流，每一个部门信息枢纽或地区信息中心都是其中的网络节点，任何一个节点都能与其中任一信息枢纽连贯起来，俨然一个蛛网状型灯塔。
政府信息资源在垂直与水平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实际上是垂直型网络空间分布与水平型网络空间分布的结合，这种分布体现了各个政府管理组织的独立性、特定区域性和所在组织系统的整体性之间的有机结合。通常表现为集中式、分阶段式、分地域式、分行业式四种形式之间的互相交叉、互相组合，小到机关内部核心信息资源库，大到国家层面信息资源库，形式多种多样。应该指出，政府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存在绝对的垂直型或水平型分布（或者更具体的四种形式分布），只能是相对的，实际上常常是以它们不同程度的交叉形式存在的。
因为交叉组合的多样性，政府信息资源在交叉型网络空间中的分布也复杂多样。在行政组织结构中，既有纵向结构，亦有横向结构，这是行政组织系统中的基本框架。如果信息仅在有隶属关系的纵向部门之间交流，没有在无隶属关系的平行部门或非平行部门之间交流，那还达不到政府信息资源在网络信息空间中分布的初衷。为了解释方便，这里主要分析政府信息资源在分地域式和分专业式组合的网络信息空间中分布的优点。举个例子，对于某城市的企业注册信息，在该市税务局的统计数可能与在该市工商局的统计数大不一样，企业的注册资金更是天壤之别。从税收的角度看，企业出于逃税、漏税的利益追求，在税务局的注册数减少，注册资金更少；从招资的角度看，企业出于宣传实力、引进外资的考虑，在工商局的注册数增多，注册资金夸大。显然，同一个城市，两个职能部门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必然存在差别，除了企业本身对利益追求的因素之外，也存在政府信息资源网络空间分布失控从而导致信息资源共享不足的情况。因此，政府信息资源在这种交叉型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分布，有利于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有利于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北京地税综合服务管理系统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