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长的中流砥柱及其个人障碍
到了中年，人们才可能体会真正的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进入中年之后，他们的性别差异性达到了顶点。而且这个时期，他们是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们正在经历家庭生命周期的核心功能时期。这中间也包含了他们的婚姻关系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男女差异大大超乎一般人想象，男人通常只从男性角度去理解他们和伴侣的关系，而女性则从女性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伴侣关系；那些能跳出自身局限看到更多可能性的人，通常就不是普通人了，他们可能是心理咨询师、心灵导师或者比较觉悟了的普通人。
（一）家庭成长中的女性
大部分人都可以观察到，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她总会需要串起许多生活的线头，需要在同一时间里应付很多事情，关注不同的声音和画面。正是她们构筑起的“小巢”成为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家；正是她们照顾着一家老小，为他们做饭，操持家事；正是她们创造了所有的家庭传统和仪式，购买了礼物，让生日和每逢佳节的庆祝活动得以进行；也正是她们去照料病人，为死去的亲人哭丧和哀悼他们的离去，同时还需要照顾其他悲伤的亲人。你会发现，她们仿佛就是家庭的全部细节。
这些图像无疑是女性的性别意识的主体部分，它们来自社会认知。从小到大，俨然天成。多少个世纪以来，这基本是女性的角色全部，但是最近一百年，人类世界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概率不断增加，女性的性别角色面临一个充满矛盾的变化。她们到底主要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她们到底是性客体还是性主体？她们到底是领导者还是跟随者？她们是应该保持多少世纪以来的方式生活，还是向男性一样生活，还是应该有另一种新的生活，那是怎样一种生活？
尽管家庭成长周期中包括了男女双方，我们还是比较特意指出女性的变化，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男性仿佛并不受婚姻影响而一如既往做着他们自己的男人角色，而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基本都是面临着以婚姻为起点的个人角色转型问题。自从有了学校和上学机会，女性和男性几乎接受了一样的官方教育方式和内容，校园里所发生的男女性别差异来自社会认知。在女性结婚以前，除了来自生理性别差异，她们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另一种性别差异；当她们步入婚姻，随后怀孕生孩子成为妈妈，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转身，这可能是个魅力转身，也可能是个苦涩转身，因人而异。而她们的男人，那些曾经的追求者，大部分对此麻木不仁或者听之任之。有些女性在这个时期可能会经历从未有过的成长阵痛。众多案例表明，很多所谓产后抑郁症都来自与此有关的社会应激。
【女性和工作】
现如今，绝大多数女性，甚至是有着幼龄孩子的女性都必须工作。工作是女性自我感的一部分，从总体上说，女性工作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都是积极的影响。一个鲜为人知却非常吸引人的研究提示：母亲的高成就水平要比父亲的高成就水平更能预测她们孩子的高成就水平。
然而，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是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现如今很多家庭会供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尽管在工作谋生上，男女并没有区别；但对于男性来说，家庭被视为能够为他们的工作表现提供支持和帮助，而女性则被认为工作是对家庭的一种剥夺和放弃。有些人认为，家庭是女性的避风港，实际上这对男性来说可能更合适，对女性来说，家庭很可能更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她们被称为贤内助，实际上她们要面对家庭生活和工作场合两方面对的压力，尤其在这个父权经济社会世界中，她们几乎不能逃脱被双重束缚的局面。尽管社会主流的信念一直认为女性应该属于家庭，她们应该对家庭生活负有责任。但是，是否参与工作已经被证明是决定女性心理健康水平的最重要的变量。没有工作被视为自我丧失，家庭没有建设好也被认为自我的失败，两头压力使得很多女性失去了快乐，她们很难为自己有工作而高兴，因而难以真正投入，她们也没有为自己做母亲做家庭主妇而工作，因而要走出家庭。这局面让她们感觉到缺乏支持，让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角色和安排自己的资源来应对她们的要求，这对她们的心理造成很大负担。
美国人的研究认为，职业女性最大的社会应激是性骚扰的问题，其次是来自各方面的让她们放弃工作重新回归家庭的压力；他们还发现，在养育子女的各个方面，现如今的男性比以往传统男性有了很大进步，并且他们还会为没有足够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而烦恼；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概率也有上升，但还是远远低于女性。他们认为，美国工薪阶层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国不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愿意为所有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中国的情况要比美国好很多，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像上海这样已经有着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共同养育孩子的社会风气的地方。中国女性的这种压力可能更多来自另一个途径：她们的家庭融入程度和家庭代际关系，中国俗语“十年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很可怕，却也入木三分。与此同时，她们还必须应对好工作。
所幸的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尽管女性面临来自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一个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越多，她的健康水平也越高。有工作的已婚父母有着最好的健康状况，而失业未婚又无子女的人健康状况则最差。有工作的女性比没有工作的女性更健康，危害女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没有工作。在面对应激的时候，多重角色可能会在认知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研究还发现，缺乏变通、收入低、福利差、无保障、时间不规律又缺乏控制感的工作可能会危害到一个人的健康；而拥有高质量的生活角色，即便是多个角色，也有助于保持健康，甚至促进健康。有着高权力、高地位的职业女性显而易见也享有更多优势。与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尤其会给女性的健康带来益处。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往往会知觉到更低的自尊水平和个人能力水平，甚至在对孩子的照顾和社会技能方面，她们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低于那些有工作的母亲。
【家庭中的女性】
比较普遍的尴尬的局面是，孩子和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可能是以牺牲中间一代女性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这些中间一代的女性因为要照顾其他两代人而不堪重负，她们正是家庭中负担最重的一代人。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人的工作期待不一样，她们自己对工作期待也不一样。在她们的生活当中，女性所经历的变化和不稳定性要比男性高得多；同时，因为她们在情感上会更多地卷入周围人的生活，她们也就更容易受到应激影响。女性们觉得自己要为更多的人负有责任，因此她们响应这些人际网络的程度也就越高。经常处于超载状态的女性遭遇疾病、离婚或失业等事件，会遭到更大的打击。这意味着她们的一方面来自人际网络，一方面来自她们自己在情感上对人际网络的响应。研究发现，女儿和父母的关系要比儿子们更近，她们看望父母的次数也更多；祖母和孙辈建立起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是祖父的两倍，普遍的情况是，只有当他们的妻子和孙辈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祖父们才会参与进来。
家庭中的女性也可以说是夹缝中的女性，在传统上她们一直承担着照料整个家庭的工作，同时她们还要工作。男性在更大层面上是作为一个社会形象生活着，而女性要调和好自己的家庭形象和社会形象两种角色，实属不易。因“不完美的母亲”和“不完美的工作表现”而感到内疚或是向丈夫提出申述变成“不讲理的妻子”，的确是女性真实的情感，她们掉进了没有出路的迷魂阵中，而构筑这个迷魂阵的就是“由妻子照料生活细节”的男性们。在这个父权世界中，家庭主妇和职场女性两全其美是一件注定艰苦的事情。
心理疏导理论认为，在中国，假设女性可以比较客观地面对自己的选择，把自己交付给整个家庭，成为家庭协同力量中的一分子，她们的压力要轻得多。假设男性可以放弃一部分虚假的男性化行为，多一些家庭行为，成为妻子的主要支持力量，女性就有可能减轻压力，并且能真正成为贤内助而依然可以稳步步入职场。社会让女性发展出了多头整理头绪的能力来应对生活和工作角色，生活同时也要求给予女性关系支持，丈夫无疑是最重要关系支持力量。
【女性和婚姻】
通常说来，女性为婚姻所付出的代价远比男性要高；她们可能要放弃职业、朋友、住房、家庭，有的地方还要放弃姓氏。她们会去适应他们的生活。尽管男性在谈恋爱的时候愿意花时间和女性在一起，从而增加了女性所感受到的亲密感，但是在结婚以后，男性和他们妻子的谈话时间会逐渐减少。丈夫们会觉得在家里帮他们的妻子做家务，就应该算是关心她们的表现（仿佛如果没有结婚，他们是不需要家务活的），而性生活则应该算是和妻子有足够亲密感的表现。所以，很多男性面对女性寻求更多情感接触时，他们会对女性究竟想要什么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女性会因为丈夫不能和自己有更多深入关系而备感挫折。
当理想的亲密不复存在，女性可能会对自己为婚姻所付出的代价而有挫败感，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丧失。婚姻中的男女对对方的满意度评价通常是女性低于男性，这可能是一个普遍原因。男性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和伴侣在沟通状况、和父母的关系以及性关系都不错，而女性一般都认为在这些项目上存在问题。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承认婚姻中问题的存在，并且更加愿意承认自己对此所负有的责任，与此同时，她们也希望对方可以主动承认并担负起责任。
在两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从成年早期开始，女性就被期待要接受调整自己以配合丈夫的发展，要接受她们和丈夫缺乏沟通，在需要时候找不到他们（因为男人有比照顾女人情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多少也让女性为自己的情感需求而内疚）的事实，以及要自己承担所有人际关系问题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需要依赖他人，能力也更差，她们却要在自己的婚姻缺乏情感支持的情况下独立行使一切功能——在情感上，女性可能很擅长自给自足。与此同时，男性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需要另一个人的情感支持，而这个人可能要为他而牺牲她自己的全部需要。
有没有发现，女性不得不去提升她们丈夫的自尊，而她们为自己寻求情感支持的时候，却被说成是“唠叨”。男性对婚姻的不满基本上会集中在妻子的过于唠叨和有过多的情感需求上，男人们普遍反映不堪承受女人们无休止的唠叨和需求；女性对婚姻的不满则会集中于丈夫缺乏情感响应和她们自己的那种被抛弃感之上，女人们普遍反映不堪忍受男人们的漠视和自大。
【女性和她们的友谊】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友谊一直是女性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从童年的最早时期开始，女孩们在友谊的经营上就比男孩们花费更多的精力。女孩们会根据它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来评估一项活动，而男孩们则通常会把一项活动的重要性放在人际关系之前。在一生中，女性比男性会有更多的亲密朋友，但女性所拥有的这种人际关系却经常得不到更广大社会的承认。女性们的这种关系被称为私密、闺蜜；而若是同样的男性间的如此紧密关系，立刻会引起社会警觉——他们想干什么、会干什么？人们会觉得那是一种社会建设性力量或者破坏性力量的结盟。
社会通常把男性的友谊当回事，而不把女性的友谊当回事，因为前者是结盟，后者纯粹是关系。在传统的异性伴侣间，女性会被期待和他们丈夫的朋友的妻子结交，以促进她们丈夫的社会关系或生意联系，而不是以共同的兴趣和需要为基础来建立她们自己的友谊。在当今新经济时代，女性们发展和维持她们友谊的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呈现更多的多样性。同质化小群体的趋势越来越普遍。但是，无论在传统范畴内还是新兴领域内，女性生命周期中友谊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变化规律：在青春期到成年早期之间，女性和亲密女友之间友谊的重要程度是在不断下降的，因为女性在这个时期内会把注意力放在寻找伴侣和建立婚姻关系上，这个时期正是她们重要的转型发展时期。自此之后，友谊的重要程度随着生命周期的推进会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有研究报告声称，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友谊关系，比男性之间的友谊更为重要，其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仅次于良好的健康状况。
（二）老派男人和新派男人
与老派男人相比，新派男人更愿意多承担家务劳动，更愿意在床笫之外与他们的女人秀恩爱，更愿意在工作之外花时间陪伴他们的女人。可能与传统父权社会下的男人形象不一样。老派男人会觉得这是男性气质的退化，这是女性化倾向，是娘娘腔；而新派男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女性们可能在老派男人那里找到安全感，又讨厌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在新派男人那里找到自主感，又害怕他们的漂移风险。女性朋友希望自己的男人兼具老派和新派的优点——既安全可靠有力量，又勤勤恳恳为她们服务。
这世界的某一个层面上，奶油小生和邋遢鸟叔大受女性追捧，这是否是对传统叛逆的一部分？人们试图通过否定传统中的对象，来否认自己对传统的感觉，就像人们害怕孤独，却否认黑夜一样。这可能不是女性迷茫，而是女性试图觉醒的努力。相对应的，男人们也有了“正妹”一说，是指那些在正确轨道上，有正面形象的美女妹子；正妹们好像又是受新老两派男人都喜欢的。这是否说明，无论新派男人、老派男人，或者正妹、迷妹，人们喜欢的是能够安全享受的美好。这不是人类贪心，而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部分。
如果我不这样说一说，男人们通常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性别是生命中的重要维度。只有当你意识到女性性别的时候，你也就意识到了她们对面的男性——你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基本是男性化的世界，仿佛历史和文明是男性创造的，一切都围绕男性和男性生活中的女性展开。女权主义、女性权利运动，本质上是女性们试图摆脱这种“男人生活中的女人”的角色，不然，在这个父权世界体系和顺序中，女性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冒牌货的政治家、冒牌货的科学家、冒牌货的企业家、冒牌货的机械师、冒牌货的大厨师等。
有比较多心理疏导实践的人基本有同感：心理疏导来访者以女性为主，男性来的要么是未成年人，要么是成年人过来说“帮我妻子看看”“帮我儿子看看”……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看看”。要成年男性看看自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他们身边人的问题恰恰通常就是因为他们“不会看看自己”而造成的。对这些男人来讲，来咨询的目的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帮我看看”——借助咨询师，帮他看看他身边那些令他头疼的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便于他解决问题。为此，他们愿意拿出一点他们的收入交到咨询师手里。咨询师，是向他们提供咨询意见的人，这是一场交易。除非这位咨询师有能力一刀砍中要害，直接插入他的痛处，他才有可能会老实下来配合咨询。这话说出来很难听——咨询师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败下阵来，可能是你咨询成功的重要一步。
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这里引用一封被公开的信函：
亲爱的Rosen医生：
感谢您在刚过去的那个晚上接见了我和我的妻子。我猜想到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打电话告诉你我们不会继续在你这儿做婚姻咨询了。你看上去是个非常热情而有同情心的人，（某人）对你评价很高。但是，我相信你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帮助。
当你说我的妻子（我认为下面是你的原话）“处在劣势，并且没有权力”时，我不是很明白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谁都能那么形容一个女人！如果你知道她能在一周内玩网球的时间比我一年里玩的还多，并且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一无所知的话。感谢你能抽出时间来见我们。随信附上这次会面的支票。
致
礼
很显然，写这封信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正在成为婚姻中的陌路人。他是个老派男人的典型代表，又是一个自以为是来访者的代表。他已经用尽量礼貌的方式展示了他的傲慢。这里也包含一些人们似乎习惯了的其实有重要信息的细节。他说“我的妻子”——男人基本都会说“我的妻子”而不是“我妻子”。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呢？男人的潜台词是“我所归附的妻子”；当然，女人也会说“我的丈夫”，潜台词通常是“我所依附的丈夫”。
上述这封信中的夫妻两个，除非妻子能够理解自己的抑郁和愤怒是源于对丈夫的依赖，除非丈夫能够知道自己所体验到的无奈和挫折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视为一种负担，因此才会别无选择地更努力工作，否则他们的困境就不会有任何改变，甚至，挫折感可能会上升为挫败感，进而引发丈夫的攻击行为。当西方女权主义开始尝试改变女性问题的时候，中国女性未必步其后尘，中国女性也未必保持传统，中国女性一定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同样，男性问题的首要是男性有没有感觉到男性问题，如果有，是什么呢？传统男性准则包括避免女性化，压抑情感的脆弱，鼓吹工作的头等地位，颂扬自力更生、侵略行为和刚毅果断，努力占据统治地位，将性客体化以及否定鄙视同性恋等。如果真的要改变这些男性准则，那是否要创造全新的男人呢？
心理学当然赞同男子气概的界定就像女性气质的界定一样，也是一种社会构建的产物。尽管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在生理意义上有着男女的性别之分，但是有关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观念，是由社会和文化来决定的。当我们去界定什么是男性或男子气概的时候，我通常是以否定的形式来体现的——他不是女性、不是男孩子、不是同性恋。在做男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男性和女性仿佛都知道的是：男子气概是需要被证明的，并且是需要不断地、不时地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这一点的。这可能是男人身上所背负的最为沉重的负担之一。一个男人的心理生活可能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不断努力在达成他自己心目中成为一名真正男人所需要达成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大概真的是被男性气质创造的。
【男性和权力】
这个世界是男性拥有特权的父权社会。不知是男性自己要来的还是女性主动送来的，男性特权俯拾即是。在心理疏导和家庭治疗中，经常会遭遇这种微妙的特权现象。举例来说，对不育夫妇的咨询中发现，即便生理原因出在男性身上，仍然是女性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但是，没有丈夫的合作，她既不能使用丈夫的精子，也不能选择使用别人的精子。可以这样说，女性不是为自己生孩子，而是为男人生孩子，而且女性还必须为此负责。在无后这个问题上她背负的责任所带来的痛苦要比丈夫更大一些，所以妻子比丈夫更迫切想解决不孕问题。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丈夫通常会指责妻子拥有了所有的权利而令他无话可说；他便一口咬定：“都是你想要个孩子……我已经不计较了，为什么你在这件事情上还那么别扭呢？”
对于许多男性来说，他们作为男性的自我认同感取决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特权的地位，所以，他们从来没想过甚至根本就意识不到，在婚姻系统中决策过程会基于男女双方平等的地位来达成。这一盲点是文化的产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社会文化所强化。这一盲点使得男性体验到一种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他们放弃特权创建平等亲密关系，一方面是继续要求他们承担男性身份所包含的过多责任。即使是某些在婚姻初始有着更为平等关系的夫妻，孩子降生则意味着两人的关系会倒退至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导致这种退行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丈夫的男人信念——现在他的肩膀上落下了“现实世界”责任了（比如赚更多的钱），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减少参与那些与生产要素不直接相关的事情，比如做家务和逛街。
男人很自然把家庭变成了“企业”，而他俨然已经成为家庭这个企业的直接效益部门，女人是这个企业的管理辅助部门。那么，养育孩子当然是这个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事情了——在他们看来，这个部门会消耗很大的成本。为了企业有更好发展，男人们需要女人做好家庭的后勤保障部门、人事行政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男人们就这样变得“可恶”了：这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当他们自己一手策划的家庭这个企业再遇阻力、效益挫折或者陷入困局，他们会怎样呢？心理学研究发现，攻击行为大多来自挫败感；挫折中的男人可能变得面目狰狞起来。令人很不痛快的是，男性害怕的并不是女性，而是在其他男性面前被羞辱，或者被更强大的男性踩在脚底；他们转而攻击比他们弱小对的对象（女人或孩子）；由此，他们会招致那些认为比他们强大的男人更多的羞辱和踩在脚底。人生不堪，何出于此！但是根源在哪里呢，男人们？
【男性友谊和人际关系】
细加留意就能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是，男性很难建立和保持同性友谊，或是说很难沟通他们的情感问题和弱点。尽管有着所谓的兄弟情义、竞技活动和一同享受人生，对于男性而言，在成年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男性要求心理咨询要比女性少，来咨询的大多希望解决别人的问题（通常是他的女人和孩子），男性来访者中除了招惹麻烦者外，孤独者居多。如果说大多数的男性会把女性作为唯一的知己，把男性作为玩乐同伴而非在情感上提供支持的人，此话实则不假。有些男人说我有朋友啊，然后说出几个男人的名字，他们的妻子立刻反驳说，他很少和那些人交谈，甚至几个月几年都不和那些人联系。
假如友谊是包含着比较亲密关系的，那么男性发展友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如果不以性为目的的话，对亲密感的需求无疑是男性角色的亏损。如果你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自己的软弱，和别人分享自己在处理生活时所体验的种种不确定感，那么，保持你“一切尽在掌握”和“胜人一筹”的男人位置就很困难了。我们可以看见好多男性在自己能力范畴之外逞能斗狠，互相倾轧，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立于不败。发展友谊远不如发展同盟关系更适合男性需求，或者说，男性的友谊其实更多属于同盟关系。同盟关系没有想象中那么牢固和紧密，它是以利益关联和互惠共赢为基础的；男人们今天跟这个同盟，明天跟那个结盟很正常，跟盟友翻脸也是常有的事。真正的友谊可能来自他们的少年时代，因为少年时代的友谊不在乎你的行或不行，男人们对少年伙伴普遍比较容易接受。
如此看来，由于男性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充斥着证明自己的需求，他们的外在表现显然会成为掩饰其内心自卑和不安全感的面具。这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这些盔甲战士们会转而向女性寻求更亲密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这些友谊容易导致婚外情的发生。考虑到这个世界中权力和性别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相比冒险和一个与自己匹敌的男性建立亲密关系，去冒险和一个女性走得更近无疑要安全得多。
男性对关系的需求远不如女性，关系还经常让他们头疼。在男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他们的人际关系存在几个最主要的矛盾。
第一，成为一个成年男性时分化的任务。人类发展理论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认为，青春期男性的主要任务就是达到从他们的家庭（尤其是母亲身边）分离和建立一个完整的男性认同这个结果。这一情感上的分离，使得很多年轻男性在成年早期陷入困境。分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不前进，也不能跳崖式断裂与父母的情感援助联系。人们对父母情感援助的健康本质需求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和他们的母亲仍在情感上保持联系的男性，社会常抱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增加了男性的分化压力。这个时期，父亲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年轻男性和他的父亲可以重新建立关系，获得的是真正的分化而不是分离，对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惜的是，这个时期的父亲，确实有不少正深陷自己的关系纠葛中或者游移在家庭之外而无力提供给儿子这样的机会。
第二，建立关系的任务。分化是在保持联结关系的同时拥有自主性，年轻男性一方面保持自己是原生家庭的一部分，一方面去创造一个新的家庭，可能是一个拥有不同价值观、目标和期望的家庭。在中国，年轻男性面对的情况可能更复杂：那些离开父母成家的是建立一个新家庭；那些没有离开父母或者只是名义上新婚夫妇独立居住的家庭，年轻男性还面临一个如何协调家庭新人际关系的任务，这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在一个社会工作会议上，地方民政局领导说2016年离婚率飙升，有些年轻人刚结婚没几天就离了，很难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心理学角度来理解，其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年轻人的家庭分化程度有关系。他们身处尚未实现分化的家庭情感纠葛中，试图通过婚姻来实现分化，不啻是对婚姻关系的严重破坏。当前这一代的父母们，正是经历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大变化的一代，这些父母有多大的抓住机遇应对变化能力，又有多大的强悍和自以为是，你都可以去想象。那么，面对自己从保温瓶里成长起来的独生子，他们该有多大的情感包裹能力，你也可以想象。年轻男性想破茧而出，着实辛苦！那些能顺利破茧出来实现成功分化的，首先是整个家庭的成功，其次是他个人的成功，他们确实是优秀的。
第三，指导和养育的任务。
成为一个女人的男人，是符合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是标志性指标。但是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可能不是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乃至是对男性气质的损害——照顾孩子是男人的事情吗？人们发现，那些越是想要证明男性气质的父亲越会选择把孩子推给妻子。为人父，本是指以一种积极主动和亲密的方式参与子女的生活，但在太多的情况下，它被男性出于自己的目的简化为“高质量时间”的概念。他们在忙于“家庭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抽出一点业余时间来做一回父亲，并把这些短暂的高质量时间的作用夸大为父爱如山。事实上，如果不是亲身体验为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任何高质量的时间都是达不成高质量的教养的，这通常会成为夫妻间矛盾的来源。
在为人父母的角色问题上，当代的父亲确实有不少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僵局中。他们要么是放弃这种角色而将其留给他们的妻子，要么承担起这种角色最肤浅的一面（即所谓的高质量时间）。因为他们或许是相信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或许是过多的承担了现实世界的任务而没有时间再去承担这种角色，亦或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角色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临床或社区工作的任务是帮助夫妇把子女教养展望成一个共同的、平等的任务，在其中提供关爱和教育都是夫妻双方共同完成的事情，这里没有性别差异的问题，只有各有所长的区别。有一个好处是，更完美的婚姻关系之路，通常要途经一个共享的、平等分权的为人父母的过程，并且其中的双方都积极主动、相互尊重。
指导和养育的任务与男性气质之间本来没有矛盾，是男性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和理解使之有了矛盾。这是个比较普遍对的现象。
第四，有青春期孩子家庭需要重新协商的任务。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他们的父亲，这个家庭中正在成为最重要人物的男性，也可能面临一场对他自己生命的期中考试。当青少年摩拳擦掌地迎接萌芽的成年期，去评估刚刚被唤醒的性意识的边界，去探索对自我认同的想象的界限，去思考他们一路走来和将要去往的方向时，他们的父母都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也会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和一个男人的中年危机不期而遇。他们被夹在了多重关系中，他们的妻子则必须为他们承担更多，并且被认为理所应当。在这个阶段，有许多男性抓住了人生的中点修正了自己的道路，把注意力放在深化家庭纽带的机会上，他们制造休闲的良机，和家人在一起，并且与延伸家庭重新建立更好的关系，重新经营自己的婚姻，更加努力地花费更多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然而，也不能避免这个时期的男性开始面对自己时光逝去终有一死的事实，而去考虑是否要离开家庭，疏远妻子儿女，或是转入酒精、毒品和婚外情的怀抱。
在家庭成长心理疏导服务中，经常会看到某种家庭功能的不良。某个出现行为问题的青少年，他掩盖了其父亲身上所不被承认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从更早时候一路发展而来，变成一股阻滞力量，抑或是中年危机。而他们的家庭会将这种问题正常化，仅仅把它看作是反映了男性的本质而被家庭所接受。这样看来，男性引以为傲的他的“家庭企业”可能在一种双重束缚中行使其功能：家庭成员必须为一个假装不存在的问题承担责任。
不仅如此，太多男性还把感知到的家庭问题归咎于家庭其他成员不明其心意而未能配合家庭的经营。一方面，他们知道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放手让自己的孩子飞翔是一个大问题。对于那些把自己界定为家庭的保护者的父亲们来说，青少年所参与的冒险行为会让他们颇为不安，因此会引发他们过度的保护行为，从而束缚了本应该在理智许可范围内自由试验的孩子们。当孩子们试图挣脱这种过度保护，父亲们可能会横加指责甚至勃然大怒。另一方面，对父亲们来说，应付青春期子女与自己疏远，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去处理自己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拒绝。
种种不良体验，也提高了这个时期男性发生婚外情的风险，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包括：对预见到的死亡的恐惧和一种对重获青春的渴望，容易使他们将情感连接的需要同性混淆起来；对他们处在青春期子女的体验让他们产生一种丧失感；自己对婚姻不满却又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得逃避要比协商调整来得容易；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妻子和子女生活舞台的中心而感到孤独；另外，父权社会给他们提供了产生婚外情的诸多便利条件，使得不少出现了问题的男人试图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就跟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