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与新心理学

精神分析学的兴起与瑜伽文本的翻译、瑜伽在西方的广泛散布在时间上是同步的。【4】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有话题性、外来的、新鲜的。初来乍到的精神导师和瑜伽士们与精神治疗医师竞争，以争取一些在西方哲学、宗教和药品之外的指导和建议权。尽管我们并不期望去比较这两者（至少对于目前潜在的客户而言），但已有许多专著在试图对比东西方思想的差异性。【5】新精神分析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全新并且充满前景的比较标准的形成，因为精神分析正试图将自身从乏味的传统西方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去建立一种基于变化的、有潜力的治疗手段和内在经验图式。这种类似的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趋向将在瑜伽文本与西方思想结合的独立发展模式中得到具体体现。此外，原先为心理治疗机构所采用的运作方式，也在社会结构上适应于瑜伽的特性。至此，一种全新的比较心理学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早在1912年，在《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Transformation and Symbols of the Libido）一书中，荣格提供了对《奥义书》和《梨俱吠陀》中段落的心理学解释。【6】尽管该书开启了精神分析实践与瑜伽修习比较的先河，而恐怕最早的详述两者间差异性比较的论著是温特（F. I. Winter）的《瑜伽体系与精神分析》（The Yoga System and Psychoanalysis）【7】。温特对比了弗洛伊德和荣格著作中的精神分析与帕坦伽利的《瑜伽经》。在荣格亲自着手这个课题前，他的作品就已经被他人与瑜伽经典文本进行了比照——同时，荣格开启的“新心理学道路”的尝试，在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资助之后，必然会成为最能使东西方思想碰撞并产生丰硕成果的方式。

要说起荣格与东方思想交遇的缘起不得不提到赫尔曼·凯塞林伯爵和他在达姆城的智慧学校（School of Wisdom at Darmstadt），这两者给荣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环境。凯塞林在他饱受赞誉的作品《哲学家的旅行日志》（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中谈论了瑜伽。他声称新心理学实际上是在重述古代印度已知晓的奥秘：“印度有着现存最深奥的智慧……我们（的科学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印度人的观点。心理学研究一步一步证实了古老的印度灵魂科学中的断言。”【8】凯瑟琳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在于他将瑜伽看作是一种优于西方任何一个心理学体系：“印度人比其他任何人在完善、扩大和深化意识的训练方式上都做了更多的努力……瑜伽……似乎被赋予一个通向自我完善道路之法门的最高地位。”【9】凯塞林关于东西方思维的特点描述在诸多方面与荣格的观点相似，例如他讲道：“印度人将心理现象看作是根本的；这些现象对他们而言比物理现象更为真实。”【10】

1920年初，荣格在达姆城结识了汉学家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并在1928年完成了他们关于中国炼丹术的合著《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该书由威廉翻译成德文，再由荣格撰写心理学评论【11】，这个机会提供给荣格一个进行东西方心理学比较的途径。荣格（他并不通晓梵语）随后与海因里希·齐默（Heinrich Zimmer）、沃特·伊文斯-文茨（Walter Evans-Wentz）、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及威廉·霍耶尔等东方思想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开展了类似的合作。【12】

对于瑜伽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凯塞林的同事奥斯卡·施密茨（Oskar Schmitz）在献给前者的作品《精神分析与瑜伽》（Psychoanalyse und Yoga）【13】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施密茨指出在精神分析的各流派中，不论是比起弗洛伊德还是阿德勒，荣格的理论都是最接近瑜伽的：“荣格的精神分析体系第一次使得精神分析具有促进人类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 这不是瑜伽的方式，它也无意于成为其中的方式之一，但可能荣格体系就是如此。”【14】荣格对施密茨作品的回应显得模棱两可：

因为我认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综合（Psychosynthesis）^[2]的方式可以同样看作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你将两者与瑜伽的方式进行比较似乎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两者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类比。现下，太多的欧洲人喜于将东方的思想和方式不加检验地植入西方人的心智中。这既不利于我们本身的优势，也不利于理解东方文化的优势。在某个特定历史智性条件下萌发出来的东方精神在根本上就不同于我们。【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