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瑜伽的邂逅
在《记忆，梦，思考》（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一书中，荣格讲述在一战期间，他“与无意识对峙”的情境。“频繁的神经紧张使得我只能通过瑜伽练习来消除我情绪上的波动。然而由于我有意识地试图观察自己内在的变化，我只会在自己完全平静下来之后做这些练习，然后再投入对无意识的观察应对工作当中。”【30】
在霍耶尔的最后一次英文演讲中（见附录3），荣格解释道，他对昆达里尼产生兴趣源自与一位在东方长大的欧洲女士的会面，在会面时该女士提出了一些荣格当时无法理解的梦境和意象，而直到荣格接触到收录了《六脉轮宝鬘》（Sat-cakra-nirupa）和“圣足五礼赞”（Padukapancaka）译文的约翰·伍德罗夫爵士所著的《蛇力》（The Serpent Power）【31】一书，他才在其中发现了大量与梦境和意象有关的评注。【32】
伍德罗夫是将密宗文献通过他自己的翻译和评述传入西方的第一人。【33】他说道：“整个世界（我指涉的是那些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人们）都将谈及昆达里尼性力学说。”【34】提及这番话并不是出于他对这个曾被人嘲笑诟病的话题的同情。他对于自己的意图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这些外国人，必须将我们自身放进印度人的皮囊之中，用印度人的眼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去看待我们的教义和风俗。”【35】
荣格宣称昆达里尼瑜伽的象征意义表明，患者时而表现出的奇异症状实际上是由于昆达里尼能量的觉醒。他认为，关于象征意义的知识使得我们可以将过去认为是疾病带来的无意义的病症转变为有象征意义的心理过程，同时还可以解释由心理症状带来的特殊的定点生理反应。【36】在生物化学方式仍然在精神紊乱治疗中占统治地位以及类似百解忧的“特效药”不断更新换代的现代社会，荣格坚持对精神紊乱症状给予精神上和象征主义上的解释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适应时代的需要。正如莱恩（R. D. Laing）所言：“荣格在这点上开辟了新的领域，然而鲜有人追随他的脚步。”【37】
荣格发表过两篇具体的关于印度宗教的论文，一篇是《瑜伽和西方》（Yoga and the West）（1936），另外一篇是《东方冥想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astern Meditation）（1948）。与此同时还有一篇为齐默的《通向自我之路》（Weg zum Selbst）（1944）写的前言，该书也是由荣格编辑的。【38】荣格在该课题上最为全面的科研成果呈现在他的讲座当中——自1930年、1931年和1932年的“西方并行概念”（见附录1）以及1932年同年的一场昆达里尼研讨会开始，最终因1938年至次年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所作对于帕坦加利的《瑜伽经》《观无量寿经》《胜乐根本续》的评述而达到学术顶峰。【39】考虑到其学术成果发表的形式，荣格在各讲座中的陈述应该被视作暂时性的，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的工作。
荣格在1937年受英国政府的邀约于次年来到加尔各答大学参加其25周年校庆。借此机会，荣格在印度作了为期三个月的游历，并在此期间分别被阿拉哈巴德大学、贝拿勒斯大学以及加尔各答大学【40】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返乡后，荣格在两篇文章中写到了自己对印度的印象：《如梦的印度世界》（The Dreamlike World of India）和《印度能教予我们什么》（What India Can Teach Us）【41】。与荣格同行的福勒·麦考密克（Fowler McCormick）回忆了荣格涉足密宗的一段经历：
当我们浏览在印度城邦中几乎随处可见的各个卡利神殿时，我们发现了献祭动物的证据：这些神殿里面污秽不堪——地板上遍布干涸的血液和红色槟榔残核。参观后，荣格随即开始做一系列的主题与红色有关的梦。后来我和荣格博士都身染痢疾并被送到加尔各答的英国医院……这次参观对荣格而言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对于毁灭女神卡利的情感基调发生了转变，这次的经历使他确信邪恶并非消极的，反而恰恰是积极的……在我看来，这次印度之行对于荣格晚年的观点、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42】
在《瑜伽与西方》（Yoga and the West）一文中，荣格是这样给自己的信仰划界的：
我不敢说瑜伽之于印度的意义为何，因为我无法根据个体的经历妄下评判。然而我可以说瑜伽对于西方人有何意味。我们处于缺乏向导和边界的精神无政府状态。因此，任何一种宗教的或哲学的修习对西方人都相当于是一种心理训练，或者进一步说是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43】
然而荣格对瑜伽的兴趣在于心理学层面，而达斯古普塔的兴趣则在于宗教和哲学层面。因此，前者对瑜伽做了一个更像是心理学的定义：瑜伽是一个内省的自然过程……如此的内省导致一种特殊的内在的个性转变的过程。在几千年的演化历史当中，这种内省的方式逐渐变得系统化、多样化。【44】荣格主要的关切不在于根据经典所做的系统的瑜伽指导，而是根据推断得到的自然的蕴含于瑜伽本身的内观过程。这一观点使得荣格可以在研讨会上对于瑜伽的正统教理采取灵活自由的阐释和应用。荣格认为瑜伽中的内在观察和转换过程具有普世性，但进行这一过程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具有文化特殊烙印的。【45】对荣格来说，瑜伽如同满载各种象征性的心理经验描述和自我意识形成模式的旖旎宝库。他说道：“对于瑜伽（和分析心理学），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喇嘛教和道教来说，其对等的观念已经浮显于世并用其丰富的象征性充实着我对于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材料。”【46】荣格的目标在于发展一种跨文化的关乎内在经验的比较心理学。因此他希望把他的研究方法与东方本土式的解读方式划上界线，也就是以罗摩克里希那运动等传道活动以及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47】等拥护者们为代表的解读方式。同时他认为不应该像某些神智学者那样宣扬简单的东学西渐，亦不遵循霍耶尔的历史存在主义，或如凯塞林的智慧学校（Keyserling’s School of Wisdom）所宣扬的东方思想中的精神稳定学说，以及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详尽细致的东西方比照。
在荣格所有论及东方思想的著作中，尽管他促进并且认可上述各方的研究，但他也慎重告诫西方人应谨慎按照他们所宣扬的方法实践：“瑜伽种类颇繁，也常使西方人心向往之。但是瑜伽在本质上是东方的，没有一个欧洲人有如此的耐心以及义务去（深入它）……我们越是研究瑜伽，我们越会发现我们离它是如此之遥远；一个欧洲人只能去模仿瑜伽，而他从模仿中所获得的远离瑜伽真正意义。”【48】荣格认为模仿瑜伽的一个危险就是精神错乱：“一个练习瑜伽的欧洲人并不一定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这将对他产生危害，很快他就会产生恐惧，甚至会被带到疯狂的边缘。”【49】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本世纪中，西方将发展出自己的瑜伽，而这种瑜伽的基础则是基督教。”【50】
随着瑜伽和冥想练习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方涌现流行，这样的言论很快招来大量的批评。但是这样的警示频繁地出现在与荣格同时期的东西方作家关于瑜伽的论述中。如达斯古普塔写道：
如果任何人想要追求一条能让他到达瑜伽最终目标的道路，那他必须花费一生的时间，在一位资深的老师指导下进行严格的修习。当下的任何一部关于瑜伽的作品都还不足以成为以瑜伽终极目标为纲的指导……瑜伽中蕴含的哲学、心理学、宇宙学、道德、宗教方面的教旨本身就是相当有趣的，它们在人类思想历程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51】
相似的，伊利亚德写道：
我们无意于邀请西方学者来练习瑜伽（此外，练习瑜伽也不像一些业余者宣扬的那般简单），也不打算使许多西方学派来践行瑜伽的修行方式或接受瑜伽的意识形态。另外一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更加有益——尽可能专注地研究，从而获得其心理运作机制的结论。【52】
凯塞林同样也对西方人采用瑜伽修行方式持批判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呼吸练习在被辨喜通过他的演讲带入美国并风靡当地之后，美国人并未真正受益并且达到另一个更高的境界，相反，许多人被送进了医院或精神病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哪怕是看似最无害的练习……对于欧洲人的生理特性而言是恰当的。【53】
荣格预言西方会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与瑜伽类似的修炼方法，这一点与凯塞林得出的结论，即西方的心理学以基督教教旨为宗不谋而合：
印度的哲学观念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这一点经神智学者所证——在深层意识中与印度哲学思想建立内在联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理上是基督教徒，不管我们是否对此有明确意识。因此，任何一条存在于基督教中的教旨都比最深刻的外来教义更能捕捉住我们最深层的内在灵魂。【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