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二十年前出版此书时，正值谋略文化盛行之际，而中国的悠久历史过程中不乏富有谋略的人物与故事，当时出版社按历史朝代让若干学者分头来写，整体上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谋略史，各书则为断代的谋略史。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参与撰写这套古代谋略史，实属荣幸，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古代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谋略及其运用。

我所写的宋元时代的谋略，当然不能把这两个朝代的所有谋略都写下来，只能选择一些精彩的内容来写，读者举一反三，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智慧的启示。这次此书能够重版，让我颇多感悟，借此机会略述一二。

第一，人、人生及人类社会，不论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智慧，而谋略就是智慧的一种。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人能在各种事务中运用谋略，体现出自己的智慧，因此可以说这就使人达到神圣和不朽，也使人生充满了快乐。我们研究历史上的谋略，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二十年过去了，重读此书的原稿，让我体会到：学术没有止境，对于历史的了解和研究，完全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关联并进行多样化的释读。如在写完《宋元韬略》之后，我为清代学者王夫之的《宋论》做注释和今译，就与当年撰写宋元谋略时的阅读与理解形成了有趣的关联，并使我对宋代历史和人物的认识得到不断的深化。如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是人所熟知的历史故事，但仔细梳理唐晚期到北宋建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赵匡胤通过兵变来夺取帝位的办法并不是他的首创，在他之前人们已经搞过四次兵变夺帝位的把戏。但前四次通过兵变当上皇帝的人，所建立的王朝都寿命不长，不久就被人推翻，而赵匡胤用同样的办法当上皇帝，建立的大宋王朝却能传承十八代皇帝，享国319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对于这个问题，通过研究王夫之的《宋论》才得以明白。王夫之认为陈桥兵变前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但夺得帝位并进而统一天下，不能仅靠天命，还要靠人谋。王夫之指出：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认为能立下这样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值得称赞的“盛德”。与这种“盛德”相配合的，是赵匡胤能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这被王夫之称为“忠厚”。正因为赵匡胤有这种前人所没有的“盛德”与“忠厚”，所以王夫之认为赵匡胤开创的宋朝政治超过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文景与贞观之治最多维持两代，而赵匡胤开创的宋代制度，则延续了整个宋代。王夫之认为自汉光武帝以后有“令德”的君主，宋太祖可谓“迥出”者。

将撰写《宋元韬略》与研究《宋论》关联起来，就对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谋略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而这种新的认识就在这次重版时补写进书中。

第三，历史是后人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后人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而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都有很多。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史鉴使人明智。”“史鉴”二字有不同的翻译，或译“历史”，或译“读史”，或译“谈史”，都不如译为“史鉴”更能体现培根的原意。培根的原意就是后人通过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而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样的读史或历史，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历史本身并不会直接为后人说明什么经验教训，这要靠后人通过深刻的思考来认识历史中的哪些人物及事实能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所以这又正像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史鉴”中就包括对历史的思考，光知道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事迹，而不能进行思考，称不上史鉴，也就不能使人明智，这样读史、谈史对后人没有任何意义。要让历史成为后人的文化资源，一定要靠后人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四，对历史的解读不能只凭片面的想象，要顾及历史事实和背景。由于人们不太注意对历史的解读需要严谨的历史背景知识与相关素养，因此也就形成了大量历史文学和影视剧的戏说性编造，这样的历史文学和影视剧不仅不能为后人展示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反而因为片面的想象和随意的解读而把历史歪曲成毫无真实性可言的闹剧。如果参与编剧的人与观看其作品的人都没有必要的历史知识和严谨认真的历史观，就会让培根所说的史鉴使人明智变成一句空话，导致后人不能正确地通过历史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这样一来，历史对于后人的教育作用就被阉割了。所以，读者在选择历史书籍进行阅读时，一定要看这种书是不是有根有据，有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内容与倾向。

第五，说到历史读物是不是有根有据，就要知道怎样才能看出历史读物是否有根有据。其方法只有一个，即要知道记载一段历史的原始文献是什么。这就是说，阅读历史读物时，应该知道读物是否根据可靠的历史文献来描述和撰写。如三国历史，可靠的历史文献是晋代史学家陈寿编纂的《三国志》，而不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编写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中的有关史实而用小说家的想象力加以发挥而写成的小说，已不是真正的历史著作。所以，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及相关史实，必须根据《三国志》，不能根据《三国演义》。又如要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要根据《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文献，而不能根据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历史文献，除了历代正史之外，还有不少可靠的历史文献，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但也有不少野史，后人要写历史读物，应该首先参考可靠的历史文献，不能只据野史或演义类的小说。我在写《宋元韬略》时，就要参考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元史》《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学者撰写的文集、笔记等，也参考了正规学术机构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等可靠的文献和资料。在这些历史文献和正规学术著作的基础上，深入阅读，认真思考，才能写好宋元时期的韬略历史。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遵循这一原则撰写历史读物，而不走戏说或随意想象的路子，以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