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茶叶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处的地位
茶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作物之一，很早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外销物资。明代，茶叶不论在生产上还是交换上，都比过去各个朝代有所发展。明代茶叶的主产地区有安徽、福建、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每当采茶季节到来时，这些茶叶主产地区就成了“百货验集，开市列肆”的市场。到了清代，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
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历史悠久。唐代至北宋时，沿海各港口就已经与国外建立了相当频繁的商业关系，当时有外国商人陆续前来互市，中国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及征收商税、监督交易的榷场也先后建立起来，到了元代、明代有了新的发展。清初，朝廷推行闭关政策，沿海许多港口的对外贸易一度衰落，直到康熙以后，欧洲人到东方来的日渐增多，于是茶叶被带往欧洲各国。
在近代中西贸易史上，欧洲各国先后来中国贸易的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俄国等。英国人来到中国，要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迟，尤其是比葡萄牙人要迟一个多世纪。但是，英国人进入中国以后，就逐渐改变了中西通商关系的面貌，从19世纪起，他们就在中外贸易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外通商史，实际上可以说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奴役中国的历史。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在何时输到欧洲去，没有可靠的证据。英国小说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有一对老年夫妇，不知道从哪里受领到一包茶叶，他们并不知道把茶叶浸泡于滚水之中，而把茶叶敷在面包上同吃。这至今仍被当作欧洲人最初饮茶的笑料，但从中可以知道，中国的茶叶在17世纪已传到欧洲去了。据史料记载，从中国沿海输出茶叶最早的是荷兰人，他们在1606—1607年（明朝万历年间），由澳门运茶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当时荷兰人企图与广州的中国商人直接贸易，因受葡萄牙人的反对而未成功。约至1637年，荷兰若干富商之妻已开始用“中国饮品”——茶待客。1663—1664年，荷兰人曾一度在厦门及福州购买中国茶叶，之后获准与其他外国商人共同在广州通商。1664年，握有远东贸易独占权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专卖公司）的经纪人，从爪哇以每磅40先令的价格，购买仅2磅2盎司的中国名茶献赠英王。据传，查理二世将此项贡品转赠给王后，因她嗜茶如命。1666年，又有22磅12盎司中国茶叶经荷兰人带到英国去供奉英王。到了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方有较大批的茶叶共计4713磅运到欧洲去，经营投机事业。最初，饮茶为英国的一种时髦，茶叶被视作一种靡费之物。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次投机，就获得很大成功，遂决定将茶叶作为进出口货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规定不准私人经营茶叶商品，并从此开始大量输入茶叶。当时中国的茶叶大部分是经过印度的马特拉斯、苏拉特等口岸运销出去的。
16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清政府当局许可，在广州沙面建造商馆，此为经核准在广州设立欧洲商馆之滥觞。1685年，该公司在厦门设立代办处，1689年第一次直接由厦门运去茶叶。1702年，英国获准在浙江省舟山岛设立贸易站，也有少量茶叶交换，至1715年，英国商船开始获准驶入黄埔港与广州通商。
早期欧洲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对他们隐存蔑视和惊惧心理，视欧洲人为蛮夷。康熙年间，清政府下令不许其他港口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只在广州一地准予对外通商。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派遣一名官员（或称皇商）在广州办理对外贸易事宜，这名官员实质上含有独占的经纪人性质，其无疑成为中西贸易史上的一名重要官吏。
18世纪初期广州口岸开放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欧洲各国船舶纷纷来广州经商，除了英国以外，尚有法国、瑞典、荷兰等国的船舶，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叶，其次为丝绸、瓷器、漆器等“奢侈品”。尤其是茶叶输出量，一开始就有突飞猛增的趋势。
随着中西贸易的日益发展，皇商已经不能满足外国人对购买中国货物的需要，从而引起外商的不满。于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朝廷增加了几个华商襄助皇商办理对外贸易事宜，以应付日益繁盛的商业。这些襄助皇商办事的商人，从未超过十三名，这就是煊赫一时的“十三行”商人，也称“官商”。
“行商”在广州工厂附近建有仓库，由内陆运来的茶叶、丝绸等堆放在仓库内，并在工厂内分类、过磅、包装，在送往黄埔装船之前，须向皇商纳税。
中国当时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8世纪以前，英国便看中中国的广阔市场，并积极要求同中国开展贸易。中英在商业上接触以后，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大量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品，尤以茶叶为大宗。英国认为，中国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的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相竞争的货物，可以廉价进高价出，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和税收。茶叶只能从中国购买，因而从中国输出的茶叶数量日益增加。
中国从广州输往欧洲各国的茶叶数量统计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
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各国，每年都有长足的增加，尤其是对英国输出增加速度最快，由数万担增至近30万担，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的30年中，几乎全部输往英国。
英国人是那样狂热地来寻求中国的财富，但中国没有随着茶叶、丝绸等农产品及手工艺品的输出，相应地发展双方贸易，中国人对外国商品漠不关心。事实上，那时中国没有打算与欧洲人接触，也不需要外国商品。1793年，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为驻中国外交代表，他上任时曾携带英国制造品如金属器具、棉布等样品前来中国，得到乾隆皇帝的答复是：“奇珍异宝，并无贵重……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这一声明，使这位英国大使的希望完全落空，这倒不是乾隆皇帝“妄自尊大”，主要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以外国制造品已经超过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农民的需要，正如英国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大约100年后所著的《中国见闻录》中所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以及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他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英国人在经营中国茶叶贸易中，捞到了极大的好处，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更加致力于向中国购买大批茶叶及丝绸等产品。然而，中国人对欧洲的制造品很冷淡，因此英国必须筹措一笔巨大的资金来购买中国的货物。
在缺乏适当交换媒介的中国，一种西班牙鼓铸的银圆是有吸引力的。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保存下来的南北美洲的掠夺物来支付一部分中国商品的货款，葡萄牙人在东方海洋上的定期劫掠，为澳门增加了可以利用的“财物”。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携带大量金银块和货币来供应东方贸易资金的必要。1601—1624年，东印度公司在其经营活动的最初20多年里，向东方输出现金753 336镑（主要是西班牙银圆），而货值仅351 236镑，不及现金的半数，大约100年以后，输出现金与货值的比例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逐年提高。在1710—1759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后的50年中，英国对东方的出口金额达26 833 614镑，货值仅9 248 306镑。在马士（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记载了一些有趣的统计材料，1751年有4艘货船从英国驶往中国，共载有价值119 000镑的现银和仅值10 842镑的货物，有的年份甚至出现现银与货值98∶2的现象，除了极少量的货物外，大多是现银。因此，18世纪的中英贸易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英国出现了一面倒的贸易逆差，贸易的结果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英国。
英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长期出现这种现银不断外流的情况，引起了人们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责难，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安。之后，东印度公司千方百计采办一些在英国生长、出产或制造的货物，诸如毛货、宽幅呢、哔叽、羽纱以及一些铜和铅运来中国，但在广州，英国货物的市场极其有限。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定，英国的毛货等的售价是确定中国茶、丝价格的根据，英国即使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中国商人本不愿接受英国货，只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坚持以购买中国茶叶为交换条件才肯接受这些货物。
茶叶是英国政府收税的最佳商品，早在1660年就有每加仑征税8便士的规定；1695年茶叶由远东输入者每磅加税1先令，由荷兰输入者每磅加税2先令6便士；1745年每磅征茶叶税4先令，外加附加税14%。之后，英国茶税继续增加，不但税额高，名目也繁多，直到1784年止，其向茶叶征收的税包括关税、贡品补贴税和附加税等。据马士的统计资料，消费在英国的茶叶捐税在79.5%—127.5%。英国每年消费茶叶约1300万磅，其中只有550万磅左右是缴过税的，其余的750万磅是走私进入英国而后又输入法国和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因茶税太高，遂茶叶走私成风。有人估计在茶叶输入英国的总值中，走私与由东印度公司输入者各占一半，也有人认为走私数量达总额的三分之二。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抵代税条例，对茶叶征收的捐税降至12.5%。此种茶税的调整，对取缔走私颇有成效，此时由正当途径输入的茶叶倍增。大约过了20年，欧洲各国为了偿还拿破仑战债，重新增加茶税，至1819年茶税附加税增至100%。茶叶走私之风重新掀起。
英国茶税之高，迫使茶叶走私成风，而茶利之厚，驱使英国政府更加贪得无厌，在两者的推波助澜下，茶叶年复一年地由中国源源不断输往英国。诚然，1788年英国运来中国的呢绒等工业制品的数量是有很大增长的，但远不及茶叶增长之快。1792—180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到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茶叶）计价27 157 006镑，而从英国运来广州的货物只值16 602 388镑。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被迫经常向中国支付大量的现金，这就使其越来越难以寻求足够的货币来广州购买茶叶了。这种局面的存在对英国是不利的，英国当然不甘心任其持续下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一方面利用“炮舰外交”，积极准备武装侵略中国，以便攫取贸易特权，倾销其工业品；另一方面苦思冥想，寻找一种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用来支付茶款，而且本身还可以赚取钱财，使中国的金银流入英国的特殊商品。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商品——鸦片，终于被英国方面在印度找到了，这就成了中英贸易中的问题关键所在，埋藏了鸦片战争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