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茶叶出口量迅猛扩大及其原因的分析
英国利用军事入侵，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五口通商以后，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紧随其后，在通商口岸强占“租界”。“租界”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扩展殖民势力的产物，它实质上是外国在中国所占的一块殖民地，在这块“国中之国”的殖民地内，其排除了中国政府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时，外国商人“冒险家”、流氓及其他投机分子纷至沓来，他们以“租界”为据点，凭借在“租界”中攫得的种种特权，纷纷建立各式各样的洋行，向中国倾销大量的鸦片和工业品的同时，从中国压价收购茶、丝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地贸易，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带上了愈来愈浓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人民在他们敲骨吸髓的巧取豪夺下遭受到愈加残酷的剥夺和侵害。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的地点，英、美等国家输入的鸦片大多是从广州口岸进货的。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被辟为商埠后，就逐渐代替广州，迅速变成了英、美等国家把大量鸦片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口岸。1844年，即有怡和洋行把大量鸦片运来销售。1848年，停泊在中国沿海各口岸的外国鸦片趸船共有35艘，其中就有12艘停泊在上海的门户吴淞口。1849年，吴淞口外国趸船上囤聚鸦片即达22 981箱，在当时的上海，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都已不避人耳目，只要每箱缴纳税银30两就可以“合法”进口。鸦片从广州、上海等地输入，转而流入广大内地，从此以后，外国鸦片在全中国的流毒一发不可收拾。
外国鸦片商人在上海经营鸦片贸易日益猖獗。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资料，上海进口鸦片的箱数及全中国估计消费鸦片的箱数如下表所示。
上海进口鸦片数量与全中国估计消费鸦片数量对照表
1847年单从上海一地进口的鸦片，就比1830年以前全国进口的鸦片数量还要多，之后还逐渐增加，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占全国鸦片进口量的半数以上。
外国商人运到上海来销售的大量鸦片，在1856年以前全部是走私进口的，其中大英轮船公司“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 Mary Wood）的鸦片走私案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成千上万艘英、美轮船满载鸦片和洋货而来，饱掠白银、茶、丝而去，进一步扩大了鸦片贸易。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马克思于1858年9月2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鸦片贸易》一文揭露：“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为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市场上却按每箱1210—1600卢比的价格出售。”“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3500万元，同年英国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中就得到了2500万元的收入，恰好占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外国鸦片运销中国的数量日益增多，严重戕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甚至连当时的英国人蒙哥米利·马丁（Montgomery Matin）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不用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还是仁慈的。”“贩卖鸦片者使不幸的人们的精神本质腐化、堕落和毁灭以后，还毒杀他们的身体，而每时每刻都向贪得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服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这是多么悲惨的画面啊！
外国商人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的钱财之多是非常惊人的。以1849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为例，这一年中国出口总值是8 403 149元，这个数字只及同年进口鸦片总值13 404 230元的62.7%，也就是说，这一年经由上海运销国外的大量茶、丝及其他土特产，不仅只抵输入鸦片价值的62.7%，其余37.3%还要以白银去支付。
鸦片的输入及中国白银的外流，使中国财政与货币流通日益陷于混乱和困境。清政府在财政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榨取，旧的赋税加重了，新的税收又不断产生，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白银的大量外流，还影响了商品的流通，造成银贵钱贱的危机。据记载，19世纪初，1两白银换铜钱1000文以内，但到1845年即涨至要换2024文，1849年又上升到要换2355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的产品因价值数额小，一般以铜钱支付，但他们缴纳的地租和赋税却要按规定的银价折算，银贵钱贱危机直接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受其害。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损害是多么惨重！
成群的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在进行鸦片贸易的同时，还把大量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在上海刚刚开埠的前几个月，就有7艘外国商船满载共值433 729两[1]的货物进口（不包括鸦片）。1844年，上海开埠的第二年，外国商船和货物骤然增加，其中仅英国商船即达44艘，共载货物8 584吨，货物价值约501 335镑，折合约1 453 871两。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占鸦片战争以前1830—1833年英国平均每年输入整个中国货值700余万两的五分之一。在1843—1844年输入上海市场的货物中，除少量的硝石等以外，绝大部分是机械工业品，主要的如粗哔叽、羽毛纱、毛毯、天鹅绒、白布、灰布、印花布、铁皮、铅块和玻璃器皿等，尤以毛织品和棉织品比重较大。1845年，中国进口货物又成倍增加，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增加为87艘，吨位24 396吨，货物值1 224 077镑。其中主要为英国轮船，其次为美国、西班牙、瑞典、荷兰等国家的轮船。1843—1845年是上海开埠的头三年，外国商品即汹涌流入，这正是外国资本主义穷凶极恶、不顾一切，并妄图一开始就迅速实现其贪欲的具体表现。但事态的发展恰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1846年起，中国进口商品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得不被迫减少，究其原因，是鸦片的大量进口掠夺了中国的巨额财富，削减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以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业侵略形成了事实上的抵抗。
正当外国资本主义愈来愈不能满足于其对中国进行商业掠夺的状况时，英国侵略者借口所谓“亚罗号划艇事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从1856年10月开始，至1860年10月止，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腐朽的清王朝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早在战争第一阶段的1858年6月就接受侵略者的要求，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紧接着，清政府又进一步接受侵略者的要求，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其中规定，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增开天津为商埠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遍布全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公开同流合污，清政府对外国的商业侵略不仅不阻挠，而且多方进行勾结和支持。外国商品的不断输入，以及中国农副产品年复一年多地出口，导致农副产品日益增多地商品化。同时，欧美等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日益低廉，导致了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日趋崩坏，逐渐失去了抵抗外国商品的能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明显扩大。以上海商埠为例，如1855年7月至1856年6月，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上海进口各国货物的总值是6 492 299两，至《天津条约》签订后一年的1859年，便激增到20 635 130两，即增加了约2.2倍，之后更是逐年大幅度增加。
中国在当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几乎没有工业可言，被搜购去的货物绝大部分是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其中最主要的是茶、丝两项。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外国商人、冒险家纷至沓来，许多外国商行先后由广州移到上海来开设，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向上海转移。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茶、丝以往多远程运至广州出口，上海开埠以后，缩短了运销路线，节省了运输费用，这些商品大都就近转至上海输出。而且湖南、福建、江西、浙江、广东的植茶业都有发展，上海、广州等地有茶商附设茶厂，专门加工制造满足外国人所需的茶叶。这时中国的茶、丝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无论是贸易的数量还是价格，都为他们所左右。一部分中国商人则开始领用外国资本。中国的茶、丝业走上了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要。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资本深入渗透中国、推行殖民活动的基地。
上海开埠的头几年，茶叶由上海出口的并不太多，但不久即迅速增长。1843年中国茶叶出口17 727 250磅，全部由广州出口。1844年，即上海开埠后第二年，中国茶叶出口70 476 500磅，其中从上海出口1 149 000磅，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6%；从广州出口69 327 500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98.4%。到了1853年，中国茶叶出口105 039 000磅，从上海出口69 431 000磅，占66.1%；从广州出口29 700 000磅，占28.3%；从福州出口5 950 000磅，占5.7%。1860年，中国茶叶出口121 388 100磅，其中从上海出口53 463 800磅，占44%；从广州出口27 924 300磅，占23%；从福州出口40 000 000磅，占33%。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茶叶出口逐年增加。1868年起，海关已有进出口贸易统计，现将1869—1900年间中国历年输出茶叶数量、茶种类列表如下。
1869—1900年间中国茶叶输出数量、茶种类统计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输出贸易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843—1863年为发展时期，每年输出量由50万担上升为100多万担；1864—1879年为兴旺时期，每年输出量在150万担左右，其中红茶一项即达100万担以上；1880—1888年为全盛时期，每年输出量在200万担以上，其中红茶一项即达150万担以上，从这时期开始，砖茶输出量大增，年达20万—30万担；1889—1917年为衰落时期，每年输出量在150万担左右。
茶叶是当时中国输出的大宗产品，自1869年以来直到1900年止，每年输出有三四千万两的价额，占同时期全中国出口总值的40%—50%，其中1869年、1871年、1872年和1874年分别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1.64%、60.32%、59.50%和61.74%。
在最初的对外贸易中，中国茶叶出口英国的贸易量居第一位。19世纪中期，英国仍占第一位，美国居第二位。到19世纪后期，俄国居第一位，英国居第二位，美国居第三位。至于输出到其他国家之茶，除非洲稍有增加外，其他各国为数不多。1880—1904年间，中国茶叶输往的国家列表如下。
1880—1904年中国茶叶输出国别统计表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千方百计从中国搜购茶叶，除供应本国消费外，还转售欧洲大陆。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远东至英国航程缩短，加上马力大而快速的轮船的制造，使当年新茶能快速运至伦敦，因此，销售到英国的中国茶叶数量不断增加。在19世纪中期，中国茶叶每年输往英国约30万担；1880年猛增至约146万担；1880年以后逐渐衰退，但仍在100万担以上；1890年，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试植茶叶成功，中国销往英国的茶叶数量骤然下降。
中国红茶以英国为主要倾销国，红茶销往英国的鼎盛时期为1879—1881年，平均每年达100万担，占中国红茶总出口数量的60%以上。直到1886年，销往英国的红茶仍在80万担以上，占中国红茶总出口量的50%。自1890年以后，因受印、锡红茶影响，中国红茶销往英国的数量一落千丈。
中国绿茶销往英国的数量不如红茶多，1879—1900年，每年由5万担逐渐降为3万担，平均占中国绿茶总出口量的20%左右。
英国自17世纪末期起，一直从中国搜购茶叶，掌握此利润丰厚之贸易达200年之久。1886年达到贸易之最高峰，这一年为中国茶叶输出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英国商人之目光转向印度、锡兰的茶叶，逐渐将中国市场让于其竞争对手俄国。
美国从中国搜购茶叶发展也很快。在1867年，中国茶叶销往美国的数量为194 153担，占美国消费总数的65%。1880—1900年，销往美国的中国茶叶中，红茶占三分之一，绿茶及乌龙茶占三分之二。销往美国的绿茶，主要为安徽的屯溪珍眉和浙江的平水珠茶，其中浙江的绿茶产品占绿茶总输出量的60%以上。
中国茶叶销往俄国，始于17世纪初期。到了1689年，中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中国茶叶开始有规则地由俄国政府派遣的商队或伊丽莎白女皇建立的私人商队用骆驼从陆路经蒙古及西伯利亚运抵俄国。到了19世纪初期，有英国商人把中国红茶少许输往俄国，当时俄国的购茶数量已逐渐增加。1820年，中国茶叶运销到俄国的已有27000担。直到19世纪中期，俄国商人见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搜购茶叶，获利颇丰，乃开始在中国组织机构运销茶叶。最初，俄国商人在汉口购买红茶，但不久即改为蒙古人嗜饮的砖茶。
1861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在汉口建立砖茶工厂，并着手改良砖茶压制方法。1880年以后，俄国取代了英国所遗留下来的地位。俄国人不但在汉口设立大规模的砖茶厂，并在福州、九江等地设厂制造砖茶。1891年以后，俄国对中国的茶叶贸易主要集中在汉口及九江，初时制造销往俄国的砖茶原料为零碎的茶末，后来因贸易上的发展，改为采用品质良好的茶叶用机器轧碎制成砖茶，由此俄国家庭所用的砖茶品质日益提高，销售数量也远胜红茶及未经压制的茶叶。最后，其输入大量的印度、锡兰及爪哇的茶末，以增加原料来源，提高砖茶产量。
1860—1880年间，取道蒙古的中俄商队贸易达到最兴盛的时期。1900年，海参崴至俄国的铁路修筑完成，茶叶输往俄国有了更便利的交通条件。
中国茶叶运销到俄国的主要是砖茶，其次为红茶。砖茶的国外市场，几乎都被俄国所占。自1879年以来，至1900年，砖茶销往俄国的数量普遍每年多则五六十万担，少则三四十万担；销往俄国的红茶数量每年多则三四十万担，少则一二十万担。其中，1897年达到690 644担，创中国红茶销俄的历史最高纪录。绿茶销往俄国数量较少，每年多则三四万担，少则几十担、几百担，呈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副产品不断出口，这种出口贸易对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而前来贸易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各自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基础都不相同。尤其重要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种种贸易特权，是到中国来从事掠夺性贸易的，它们一方面要在中国市场上推销工业品，另一方面要把中国变成其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其结果，不仅迫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因被卷入世界市场而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而且使中国的农业生产也不得不被迫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在现时（引者按：指1858年）的条件下，除了鸦片和某些印度的棉花以外，对华贸易主要的仍应是中国商品——茶和丝——之输出，这种输出，多半以外国的需要为转移……”中国农业生产的某些部分，茶叶是其中之一，由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扩大了出口贸易，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不得不服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并以它们的需要为转移，从而陷于从属和附庸地位。不仅如此，由于茶、丝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者是中国农民，购买者是外国资本集团，而居间这种买卖的又有成群的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所以这种贸易越是扩大，只能越有利于外国资本集团以及从中分取残羹的中国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等剥削阶级，而有害于中国农民。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把茶、丝等价格压到实际成本以下，其中还要受到一大批居间人的中间剥削。农民在出售茶叶过程中，不仅在经济上直接受到中外各式各样的剥削者的盘剥，而且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商品市场，在经济上失去独立性。于是，农民不得不依赖于中间剥削者，从而陷入他们所设的商品经济和高利贷的剥削陷阱。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杀价收购。因此，这种出口贸易越扩大，中国农民受到的盘剥就越重，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也就越深。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广大的中国农民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
为什么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会不断增长呢？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遗余力地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的必然结果。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进行殖民地贸易必定采用两把利剑：一是在殖民地推销其工业品，攫取贸易利润；二是在殖民地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运回本国供应需要，并转销他国，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生产的增长，避免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攫取巨额的商业利润，一方面固然要把越来越多的工业品运到国外市场上推销，从而求取扩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另一方面，原料的充分供应也是保证工业生产不断扩大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一般经济落后的国家大都有着廉价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可供搜购。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只向经济落后国家推销工业品，而不搜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毕竟有限，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推销工业品的愿望也会落空。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向经济落后国家推销其工业品的同时，又必然要在当地低价搜购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中国当时不仅有着大量的工业原料，还出产独特的饮料——茶，而且这种饮料又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所大量地、急切地需要的。以茶而论，茶叶被运往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后，经过再加工拼配，供应当地人享用，特别是英国人还经营欧洲大陆的茶叶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丝也同样，外国商人从中国购得大量生丝后，几乎全部运往法国、英国的一些城市，织成绸缎在当地市场销售。
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还与当时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有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茶和丝本来大部分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很高，不仅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集团以上海、广州、福州、汉口等通商口岸为基地，更进一步大量搜购中国的茶和丝，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这一类出口商品的需求。同时，由于大量外国棉纺织品的汹涌进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以小农和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趋向解体，并因而日益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当时有许多农家都纷纷放弃棉纺织手工业而改营茶、丝生产，有不少农家甚至挤出种植粮食的田地或山地，去栽培茶树和桑树，甚至连食用的粮食都要依赖别处供应。茶园面积的日益扩大，茶叶产量的日益增加，再加上外国资本集团日益增多地掠夺中国的特产茶叶，这就促使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得以不断增长和扩大。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调查，安徽的皖南茶区、浙江的遂淳茶区[2]及平水茶区的一些山区，几乎是无山没有茶，不需人工种植，一丛丛有规则的茶树就可茁壮成长，稍加管理，两三年后就可成为采摘茶园。据说这些荒芜已久的茶山，大都是19世纪60年代（同治初年）前后的古人播种的。
如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早已彻底结束，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要认真总结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教训，努力提高茶叶质量，增加产量，扩大品种，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同一切友好的国家开展茶叶贸易，为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