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是核心问题，但茶叶输出是鸦片入侵的原因之一
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方面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大量贸易逆差，不择手段，终于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找到了办法，即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据发现，中国的不法商人对于英国货物虽然没有多大胃口，却愿意接受英属印度的产品，特别是鸦片和原棉。早在18世纪初期，英国商人来我国贸易时，就已把鸦片输入中国，当时作为一种“洋药”，数量还不是太大，但此后逐年增多。英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甚至还在世界各地搜罗鸦片，到中国市场上来销售。据记载，1727年，由英国鸦片贩子运销到中国来的鸦片约达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了当时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10年后，英国运销到中国的鸦片增加到1000箱。1773—1797年，东印度公司先后从英属印度政府那里取得了鸦片的专卖权和制造鸦片的特权。1800年，东印度公司已经将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极为完善的地步。从19世纪初期开始，印度出产的鸦片，使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贸易中占有无与匹敌的地位。这不仅仅在于鸦片本身的规模和可以获利的性质，更重要的还在于鸦片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中国领土、商业上的关系。从此，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就与日俱增，其流毒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据统计，1800—1811年单从印度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2650箱，1812—1821年平均每年输入量增加到2824箱，1822—1828年平均每年输入数量更是增加到4795箱。与此同时，美国的鸦片贩子也在土耳其等地大量搜罗鸦片投入中国市场。据统计，在1805—1828年间，美国鸦片贩子单从土耳其一地运到中国来销售的鸦片就达3757箱。当时对中国进行了鸦片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据统计，1800—1811年间，英美等国共运进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达4016箱，1820—1831年平均每年增至11 116箱，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0年，英美等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发展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它们在1828—1829年运销中国的鸦片共有13 868箱，1833—1834年为21 885箱，1836—1837年为34 776箱，1838—1839年竟上升到40 200箱。
这种最可耻、最狠毒的利用鸦片贸易来掠夺中国的行径，不但毒害了中国人民，其恶果还可以从中英贸易的差额中清楚地看出。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必须从欧洲运来中国的现银数量就逐渐减少，甚至已完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广州输出价值相当高的鸦片和棉花迅速增加，就使金银倒流。1806—1809年间，约有700万银圆和银块从中国运往印度，以弥补茶叶贸易的收支差额。自1818年至1833年，现金银在中国全部出口中占五分之一。1817年，运到广州的非欧洲商品计1000余万元，而英国货为350万元；1825年，前者为1750余万元，后者为350万元；1833年，前者为2000万元，后者仍为350万元。在这10多年中，运到广州的非欧洲商品数量逐年增加，而英国货的数量却保持不变。所以，广州国际贸易差额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中英之间的鸦片贸易。
在中国，朝廷和地方都是下令禁止输入和吸食这种毒物——鸦片的。第一道谕旨是在雍正七年（1729）颁布的，以后在各次命令中都提醒人们注意这个早已实行的禁令。嘉庆四年（1799）的上谕中再次提到要防止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蔓延，但这种违法的贸易仍在继续进行，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是将它的活动只限于印度的鸦片生产，而将鸦片在中国的分配任务交由“港脚贸易”来完成。什么叫“港脚贸易”呢？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汽轮问世为止，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的贸易叫“港脚贸易”，后来主要指印度的东方贸易，这种贸易主要是由在印度的欧洲人及印度人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利用“港脚贸易”这一手段，来供应广州需要的茶叶投资的资金。
茶叶给英国带来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到1834年止）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为330万镑，从中国运去的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撑起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839年，英国人华伦在《鸦片问题》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多年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情况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增加了10倍；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了英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用茶叶作为划汇资金和交流物资的手段，又使大量的收入流入英国国库，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贫困，因此，东印度公司就尽其力之所能来推广鸦片贸易。
18世纪末，在印度的印、英散商领得了东印度公司的营业许可证，频繁往来于印度与广州之间，当时港脚贸易在对中国贸易中担负起它的任务，呈现出它的特色。港脚商人将大量相当高价值的印度出产的鸦片、棉花运来广州。茶叶是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是不准散商向英国运销的。与此同时，由中国输往印度的除了生丝以外，一般都是一些价格低廉的货物，诸如糖、白铜及少量的“工艺品”。因此，在19世纪初的中印贸易中，中国平均每年有100万镑的贸易逆差。英国对中国贸易由东印度公司和港脚贸易两大部分组成，这两个组成部分起到相互辅助的作用，正是港脚贸易这笔差额，使东印度公司有了采办中国茶叶的财源。在1830年前后的中英贸易中，西方产品只抵付茶叶投资的四分之一，东印度公司全部输入品等于它的茶叶投资的一半左右，而散商贸易实际上都是港脚贸易，从印度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鸦片和棉花，单是鸦片一项的售货收入就足以抵付东印度公司采办全部茶叶投资而有余。于是，英国的决策者们抛弃道德而见利忘义了。
第二，广州商业制度散漫。清政府在广州设置的公行，是负责对外贸易的，但它的组织很奇特，既不像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行会，也不像政府的特许公司，更不是新兴资产阶级争取商业特权的产物。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一种权利，却被看作一种负担。清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商人破产的事常常发生。公行的成员，最多时是13人，但通常是不足额的。其中真正殷实的仅有3人，他们是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的仅有的合法经纪人，他们所垄断的却限于大宗货物，如茶、丝等。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专靠公行已不适应外商需要，后来出现一部分“行外”商人，叫作“小商铺”，他们被允许售予外国商人零星的个人用品。事实上，由于“行外”商人与公行勾结，英国散商和美国人一开始就发现和那些“行外”商人做买卖更有利。不久，丝、土布、瓷器，甚至茶叶也可轻易在“行外”商人手中购到。鸦片是违禁的，英、印散商运来广州的鸦片不能与公行交易，只能同“行外”商人以现金交易，所以“行外”商人可以任意购到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清政府当局、总督或粤海关监督，有时也采取行动来取缔这种破坏公行合法垄断的犯法行为。1807年，有200多家“小商铺”被封闭，它们的货物被充公，有的“行外”商人被流放到当时很荒凉的伊犁去。但不久后，“行外”商人又在公行的羽翼下继续进行贸易，他们的出现，使在广州的国际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打开了一个缺口。
第三，清政府腐败无能，海上走私猖獗。英、印散商从印度用快船运来的，主要是鸦片和棉花等大宗货品。棉花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卖给公行，装违禁品（鸦片）的快船根本用不着走私进入广州内河，而开到炮台外面的伶仃洋面“外洋停舶处”处理，在那里设置趸船，以储藏鸦片及其他货物。鸦片的出售是由中国的掮客经手，他们以每箱两元的佣金代“烟贩”销售，这些“烟贩”是真正的外国“冒险集团”在广州的代理人。当地官吏从中抽很高的税费，由于他们的放纵，鸦片销售才有了可能。那时的地方官吏贪污风气是严重的，以致运送鸦片的走私船常常是那些负有缉私职责的官船。同样，每年由广州到北京的装着呈献皇帝贡品的贡船，也成了运送鸦片到北方各省的一个极为方便的工具。清朝的海军能力有限，兵船虽然有时也集结在澳门和各岛屿之间，表示要干涉和阻挠伶仃岛的鸦片走私活动，但一直未采取有效的行动，因为那些外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船，都是用欧洲最好的武器武装起来的。
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迅速发展，在两个方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一方面，鸦片贸易自珠江沿着海岸线逐步扩展到东北三省，成千上万的人染上了这种吸毒的恶习。吸食鸦片，使得许多人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精神受到毒害，并因此丧失了工作能力，导致军队无战斗力。另一方面，支付巨大的烟价造成白银外流，使流通手段缺乏，银价上涨。据统计，1829—1840年间，进口白银只有733万余元，而输出国外的现货（银圆、纹银和黄金）则高达5600万元。当时，林则徐在呈送清朝皇帝的拟全面禁止鸦片贸易的奏折中就曾提到这一问题：“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鸦片贸易竟猖獗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必须予以清除。清政府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乃于1832年颁谕，命令沿海各省建造炮台，预备战船，以备肃清海洋，驱逐在海岸的欧洲兵船，同时下令禁止外国船只逗留在伶仃洋面。英国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20年代起就通过鸦片贸易，购回大量的茶、丝等农产品，由入超国变成出超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英国国库填满了资金，但英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在许多工厂中增加了机器，革新了技术，蒸汽锤和重型机器已在各工厂普遍安装使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工业品急需寻找出路。而清政府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即停止闽、浙的对外贸易，将外商活动限于广州华南一隅，那里的市场有限，英国资本主义力图把它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富饶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腹地广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市场容量大，早就引起英国资本家的垂涎。在英国制造商、出口商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当局妄图进一步利用商品和枪炮打开中国市场。1833年，一个英国作家曾经这样说过：“促使中国最后屈服，愿以合理的条件对待外国人，或许没有再比以吸取其流通手段而使这个国家继续不断地贫困更简单的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强盗语言。
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扩大，使清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容忍。当时的道光皇帝清楚地知道，“无兵”就不能维持政权，“无银”就不能安度享乐生活，因而终于在抵抗派的影响下，决定严禁鸦片贸易。1838年12月底，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其赴广州清除鸦片贸易。从1839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陆续缴出鸦片20 283箱又2 000多麻袋，合计200多万斤。从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1840年6月，英国为了报复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初期，由于林则徐抗英态度坚决，军民合力，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后因清政府的无能，后援不力，英军即于1841年1月至1842年5月先后攻占了中国的香港、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及乍浦等地，不久又集中兵力进犯长江流域。1842年6月中旬，英军攻占长江的门户上海后，7月21日攻占了镇江，不久便兵临南京城下。昏庸腐朽的清王朝至此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不得不于1842年8月29日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中关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及协定关税等规定，改变了中华“天朝”和西方“夷人”之间的关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综观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由英国资本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开辟国外市场，扩展对外贸易，掠夺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堪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
二是茶叶在这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英茶叶贸易中，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为了其国家利益，必须找到其他商品来平衡贸易逆差。鸦片这件商品就适时粉墨登场了。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纺织品—鸦片—茶、丝，这循环转贩的“三角贸易”关系中，鸦片起着扭转贸易逆差的作用。英国资本家紧紧抓住鸦片贸易这个环节，使自己取得了一箭双雕的便宜：既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在印度大量推销出去，又把自己需要的茶、丝从中国大量购运进来，而大量进口茶叶，又使英国政府获取丰厚的茶税收入。仅1833年，英国的茶叶税收高达330万镑。
鸦片是违禁品，英国商人通过中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勾结，大量倾销鸦片，使得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造成了深刻的民族灾难。禁烟以后，英国无法再用鸦片作为手段进口其国内十分需要而价格低廉的中国茶、丝等，从而使市场出现了价格的波动。对英国来说，这一方面表现在茶、丝等进口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表现在因必须用白银来购买某些必需货物而发生的“银根吃紧”情况。为了转移危机，英国不惜发动战争，用枪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维护其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