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道德”去教育孩子？

未成年人在精神领域遭遇的问题来自于更广泛层面的“道德危机”。不过这种“道德危机”是坏事还是好事却并非一句话可以定性的。因为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谈到道德危机的时候，还应追问的就是：“是哪种道德的危机？”

所谓道德传统，其实指的是两个传统—当代中国的道德资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一是现代中国的革命道德。他们都曾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两种道德体系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我们通常归诸社会的转型。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也未必会产生道德危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前产生广泛道德危机的最大原因不是有人威胁到了我们的道德，而恰恰是我们传统的道德体系、评价标准都是有问题的：

1、工具理性为灵魂

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培养“人”，而我们数千年来的道德传统所致力于培养的却只是“工具”。当然，工具也是要有道德的，就像奴隶也要有道德一样。所谓“学而优则仕”，孜孜向学、修身养性的目的不过是为统治者培养出最忠顺的奴才罢了。建国后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也不自觉地走上了把人当作政治工具来培养的旧路上去了。“做革命的螺丝钉”等提法从根本上否定了独立人格的存在。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因此成为发动“文革”的最适宜的土壤。

即使是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这种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个小男孩到日本，在被邀讲话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能够友好相处的……”脱口而出，这种个体性话语缺失体现了我们教育过程中深刻的问题：他们的思维、语言、个性被一概抹平，他们的躯体大脑都在表达着成人的观点。一句话，他们没有自我。如果教育目标是使人工具化、格式化，期望他们具有“人”的道德难道不是一种奢望吗？

2、制度化、强制性为武器

中国传统道德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强制性安排，对不服从者以制度力量剿灭之。所谓孝悌、忠顺等道德要求，甚至邻里生活、夫妻关系的处理都有强制性力量来约束，如家族规矩、地方官执法等，都有极大的威力，甚至可以剥夺当事人的生命。但令人痛心的是，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不是忠诚，而是说谎。明清以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品性，在他们的著作里屡有提及。

而现代社会生长起来的革命道德比之传统道德，在强制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因为说错了话而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迫害的事情不胜枚举。甚至连在日记里写下一两句真心话也可以获罪。这种强制性地把一切言说都泛意识形态化、人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上纲上线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说实话，而是习惯于说说不着边际的大话、喊喊不产生实际效果的口号、做一做应付上级领导的表面文章。在道德教育中也是如此。这不但不能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水准，反而会把一些不良的行为方式传染给下一代。小时候，父母最痛恨的一点恐怕就是我们撒谎了，因为说谎是道德败坏的起点。但是，甚至连小学生也必须每天说着他们不懂、也不一定相信的口号时，不就是每天都在训练孩子们撒谎吗！在这种情形下，又何谈诚信教育呢？潘恩说过，当一个人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的时候，他就准备犯下任何罪行！如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后果——从说假话，到造假酒、造假政绩、欺诈、剽窃、学术腐败、政治腐败，这其中难道没有内在的联系吗？

3、集体至上主义为幌子

现代道德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的合理性，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目的。而传统道德却把集体利益从个人利益中抽象出来，并使之绝对化、神圣化，与个人价值完全相对立，甚至取消了个人价值，教育人们“无私无欲”、压抑人的正常需要。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作贡献，自己只有牺牲，那么集体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专制者要求臣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虚无人生，究竟对谁有利，难道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