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2世纪欧洲大学[1]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和技术研究趋向集中。1547年，意大利热那亚湾里窝那港[2]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性自由港，代表着以政策导向、资源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概念出现。智力资源集中、区域经济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需求，反映的是要素资源集中的自然选择。当要素集中成为趋势，经济价值便开始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增加，社会进步的进程陡然提速。
在要素集中的趋势之中，科技园区的出现便成为必然。今天来看，科技园区聚集了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等关键要素，并带动了律法、财会、商务等传统贸易支持要素的蝶变式发展。但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不是科技园区这一发展模式导致了要素聚集，而是要素聚集的趋势成就了科技园区的出现和发展。
时至今日，在研究科技园区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独立鲜明、超前于时代的文化特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脉络如此清晰，特点如此鲜明，作用如此突出。在形容文化特质对于科技园区的重要性时，大可以不吝赞美之词。无论是美国硅谷的创业冲动、英国剑桥的学院之风、法国索菲亚的技术寻租、苏联西伯利亚的冷战思维，还是中国中关村的敢为天下先、韩国大德的工业强国梦、爱尔兰之虎的品牌战略、新加坡裕廊的学为我用，无一不有其前瞻性和引领作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中，站在如数家珍的知名企业背后的高大身影，不是当届政府，而是每个园区发轫的先导者。先导之名放到某个人的身上，本不是创举，但对于科技园区，尤其是未来发展尚不明朗之时，却有其深远意义。特尔曼[3]、拉菲特[4]、莫特[5]、李国鼎[6]、陈春先[7]等一批做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至今仍刻在科技园区发展的里程碑上，为后人津津乐道。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借鉴，有着独到的产业发展眼光；他们不仅仅是园区的开拓者，他们更有着鲜明的人格魅力，在产业和园区发展上能够一呼百应。
在科技园区的发展史上，政府作用同样明显。暂且撇开公共基础设施不提，单就硅谷的军事技术集中研发、剑桥的体制宽容、索菲亚的政策导向、新加坡的经济创造、韩国的经济现代化、日本的技术领先，包括我国台湾新竹的产业选择以及中关村的体制优势，上述等等而言，正是由于政府的坚定和创新，使得全民力量和资源实现了高度集中，才让科技园区的发展成为可能。
科技园区是一个功能区，它是区域经济中一个独立、完整的板块。在这个区域，既要有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也要有合适的政策和人力支持。作为产品输出方，园区需要提供就业机会、高技术产品和文化导向，并代表产业发展趋势，贡献经济增加值。更重要的是，园区的辐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下，能够进行技术研发和产业转移，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科技园区是个试验场，所有可能的、不可能的想法都在这里扎根，有的成活成长为产业主导的参天大树，有的虽凋零但亦成为继续尝试的坚实基础。从来没有人敢在科技园区的范围内说自己是天，也从来没有人认为在科技园区这片沃土上有不可超越的神。正因为有了这种不破不立的气场，才有了科技园区初期是异类、中期是暴发户、成熟期则是地地道道的区域经济发展典范的发展轨迹。
科技园区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缩影。在这里，集中的是最好的技术、最杰出的人才、最新的创业模式、最合适的政策环境，当然还有最残酷的竞争。最优资源的集聚，必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既有经济贡献，也有技术引领，还有文化导向，更有国际合作和影响。
相对于漫长的经济社会发展史来说，科技园区是个新生事物。然而，业专于精，从事科技园区开发管理，需要首先了解科技园区的前世今生。本书围绕科技园区的内涵及演变，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鲜明特征，世界知名的科技园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标准与运营等方面展开论述。
在第一章“科技园区的内涵及演变”中，本书围绕科技园区历史、要素构成、作用和发展趋势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节是科技园区的出现及发展。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开篇，按照时间节点，逐步介绍科技园区的区域发展，对科学城、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新兴区域经济概念和实践应用进行阐述。第二节介绍科技园区的类别与用名。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对全球学者对科技园的分类和命名进行了归纳和概述。第三节介绍科技园区的概念、构成要素和作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了本书的观点。第四节介绍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趋势一”是产业的聚集发展，尤其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互动，产业聚集的最终结果应是创新聚集；“趋势二”是高端技术的导向，园区是高新技术的发源地，也是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必然选择；“趋势三”是引领自主创新，从历次科技革命来看，每一次革命的本质都是技术的原发性创新，而科技园区则是创新的温床；“趋势四”是科技园区将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趋势五”是从园区与产业的互相促进来看，综合园区有向专业园区发展的趋势。
在第二章“世界主要的科技园区”中，本书集中介绍了世界上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园区，从园区概况、形成条件、发展历程、产业构成及贡献度、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分别介绍了美国硅谷、英国硅沼、法国索菲亚科技园区、中国中关村科技园区、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区、中国台湾地区新竹科学城、日本筑波科技园区、新加坡科技园区、德国慕尼黑科技园区、韩国大德科技园区、以色列特拉维夫、爱尔兰国家科技园、芬兰因诺波利科技园区、瑞典西斯塔科技园区、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科技园等园区；同时，对于上述园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其他科技园区也进行了介绍。
在第三章“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参照标准”中，本书从土地利用标准、市政设施标准、道路交通标准、生态低碳标准、商业和服务业标准、创新平台标准、产业聚集标准和区域贡献标准等八个方面，相对具体地提出了园区建设过程中可以参照的标准，实操性较强。
在第四章“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建设与管理的几个关键点”中，本书重点从园区规划、园区产业生态、园区运营和打造创新社区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对未来科技园区在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把握的重点与方向提出建议。
徐景泉
【注释】
[1]“大学”是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是12世纪欧洲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法律、神学和医学是当时的主要专业。108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存在，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学需要获得法律认可，因此，我们称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在1150年获得认可的博洛尼亚大学。
[2]又译为“雷格亨港”，濒临利古里亚海，距热那亚175公里，是意大利发展集装箱运输业最早、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意大利通过其与北美、南美、中东、亚洲及大洋洲诸国进行贸易往来。
[3]弗雷德里克·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1900-1982），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博士，1925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38年指导自己的学生比尔·惠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普卡德（David Packard）成立了Hewlett Packard Company，即后来著名的HP公司。特尔曼一生重视培养人才，积极倡导为硅谷企业融资，开创个人投资高技术企业先河，被称为“硅谷之父”。
[4]比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fitte）。1960年，拉菲特发表了《拉丁地区在这些区域的发展》一文，提出“研究、教育和企业三极并行发展”。1969年，时任巴黎矿业学校校长的拉菲特建议在法国东南部的尼斯附近创建科技城，并成立了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协会，随后成立了基金会，购买了140万平方米土地，以其妻索菲亚之名，把创建的科技园命名为“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凑巧的是，“索菲亚”意思是“女神的智慧”，而“安蒂波利斯”则是当地地名Antibes的古希腊名。
[5]诺维尔·弗朗西斯·莫特（Neville Francis Mott，1905-1996），理论物理学家，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莫特在担任剑桥大学评议委员会成员期间，发表了著名的“莫特报告”，促使“三一学院”开放其建立的科技园，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剑桥科技园。
[6]李国鼎（1901-2001），公认的台湾科技教父，曾先后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创建推动了台湾资讯电子产业。1980年，李国鼎倾其力协助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1967年成立）完成《新竹工业园区设置条例》，在税收、投融资、产业布局的设计方面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其后，李国鼎以其个人魅力说服当时世界著名的半导体专家张忠谋在台湾设立半导体制造工厂，该厂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
[7]陈春先（1934-2004），物理学家，理论物理、激光新型半导体等领域的领军人物。1978～1981年三次访问美国。1980年10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并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此事在中科院引发了争论，受到党中央重视，并肯定“陈春先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大大推进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发展。陈春先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