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鲜王朝
（一）朝鲜王朝的历史
1392 年，高丽大将李成桂率兵起义、废除国王、改国号为“朝鲜”，史称太祖。拥立太祖的社会改革派大臣主张抑佛崇儒，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使得儒学政治哲学成为朝鲜王朝的治国理念。
朝鲜王朝在太祖末期曾出现八位王子争夺王位的风波。其中五子李芳远在拥立太祖的过程中劳苦功高，势力较强。他于1398 年先后铲除了异母兄弟芳硕与芳蕃，随后逼其父太祖李成桂退位，借机除掉四哥芳幹，拥立二哥芳果为王，是为定宗 （ 1399-1400）。其后定宗退位，他最终得以登上王位，是为太宗 （ 1401-1418）。太宗在即位之前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在位期间，他彻底废除私兵制掌握了军权，通过设置六曹、承政院等官僚机构强化王权，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政治体制。
太宗之后，世宗李祹即位，史称世宗大王 （ 1419-1450）。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在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带领集贤殿学者为朝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世宗年间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宗时期 （ 1450-1452）一度陷入混乱。37 岁才登上王位的文宗在其父世宗末期已经开始摄政，但在外戚、胞弟等诸多势力的包围之下政局依旧不稳，仅在位两年就离世，将王位留给了年仅12 岁的端宗。端宗即位之时，其叔父首阳大君便开始谋划篡夺王位，一步步掌握兵权。1455 年，端宗被迫让位于叔父首阳大君，是为世祖，随后被流放至宁越，最后被赐死。世祖首阳大君在登上王位之后，为了稳定政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铁血手段发动政治清洗运动。世祖的即位手段虽饱受争议，但其在强化王权、完善法典、确立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政治体制方面显示出了治国才略。
朝鲜王朝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身份与阶层的划分明确，大体上分为两班、中人、良人和贱民四个阶层。以两班官僚及其家族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有特权，拥有土地和奴隶；中人则包含下级官吏、技术官员；良人主要指平民与庶民，是承担国家徭役、赋税与军役的主要劳动力；贱民主要指奴婢、白丁、娼妓等社会底层阶级。两班贵族阶级在朝鲜王朝不但享有国家授予的土地与俸禄，还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在科举考试与出仕选拔方面也享有特权。二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直接通过荫叙获取官职。良人虽然享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但受到家世与门第的限制，几乎没有及第的可能性。
朝鲜官僚社会以儒学为政治核心理念，非常看重儒学经典的阐释与研究。政府在中央开设了国家最高学府“成均馆” （ 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前身），在地方开设了“乡校”以及私学性质的书堂与书院，主要针对当时两班子弟讲读儒家经史、培养国家官吏。
朝鲜王朝建立后实行尊儒抑佛的政策，高丽时期佛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的同时，程朱理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性理学的发展与变化。早期倡导者李穑 （ 1328-1396）、郑道传 （ 1337-1398）、权近 （ 1352-1409） 等主张“天则理也”“太极生天地万物”的性理学思想，推行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其后赵光祖 （ 1482-1519）提出“理一元”论，主张王道政治；李彦迪 （ 1491-1553）提倡“无极太极论”，理先气后，以理为本。以赵光祖和李彦迪为代表的士林派通过进一步发展程朱理学，巩固了其在朝鲜社会的地位。16 世纪后半期，儒学大家退溪李滉 （ 1501-1570）与栗谷李珥 （ 1536-1584）登上历史舞台，李滉主张“理先气后”，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具有内向、主观的属性；李珥则主张“气发理乘论”，重视实践，具有外向、客观的属性。他们二者的思想各成一派，被后世所继承和发扬，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
《朝鲜王朝实录》是一本编年体史书。除此之外，朝鲜王朝还秉承“以史为鉴”的理念，悉仿中国的《史记》与《资治通鉴》对前朝的历史进行编纂，主要有《高丽国史》《高丽史》以及《高丽史节要》等书。政治上的稳定逐渐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1443 年，世宗大王主持创制朝鲜文字，为朝鲜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语言文字基础。汉文学在朝鲜文学中仍然保留主流地位，同时还出现了“时调”和“歌辞”这两大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绘画艺术在朝鲜时期也得到了发展，绘画作品按题材可以分为山水画、人物画和花卉画。申师任堂、李岩是朝鲜时期著名的画家。
朝鲜王朝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巨大，农业、天文、印刷及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农业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朝鲜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世宗时期编纂而成的农业书籍《农事直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世宗时期还出现了浑天仪、日星定时仪、日晷等科学仪器。朝鲜时期还重视开发金属活字印刷，印刷业逐步发展。朝鲜的医学主要依托三医司，典医监、惠民署和内医院的三级医疗体系可以惠及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为朝鲜医学的进步提供了体制支撑。
朝鲜东南沿海时常受到倭寇的侵扰，朝鲜和日本双方贸易交往一度中断。16 世纪的朝鲜官僚政治内部出现了纷争激烈的党争，中央集权遭到削弱，政局混乱。此时，日本在丰臣秀吉的统一之下，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592 年4 月，丰臣秀吉派军入侵朝鲜，史称“임진왜란 （ 万历朝鲜战争）”。倭军由釜山登陆一路北上，迅速攻占汉城。朝鲜军队在陆路接连失利，王室在汉城沦陷之前弃城逃跑。倭军在北上入侵途中掳走两位王子，并将宣祖逼迫至鸭绿江边，在短短两个月内占领平壤。但是倭军在水路方面遇到了朝鲜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李舜臣的殊死抵抗。他深谙海事，利用龟船的精巧设计，结合战术应用巧妙地击败倭军的进攻。
尽管有李舜臣这样的忠臣干将，抗倭战争中朝鲜军队的节节败退之势还是无法得到扭转。之后在明朝的协助之下，朝鲜军队收复开城、汉城，双方一度进入休战状态。宣祖也于1593 年4 月回到汉城。与日本和谈无果后，丰臣秀吉再次派兵入侵朝鲜，史称“丁酉倭乱”。朝鲜政府无奈又重新启用被诬陷革职的李舜臣。在他的指挥下，朝鲜水军取得鸣梁海战的胜利，封锁倭军的水路西进路线。1598 年，丰臣秀吉离世，倭军势力退出朝鲜半岛。此时的朝鲜半岛，政治上秩序紊乱，经济上破败萧条，元气大伤。历经倭乱之后的朝鲜王朝风雨飘摇，国势日渐衰败。连年战争造成土地荒芜，租税制度难以实施，财政陷入混乱。在接连不断的外患危机下，国家的中心任务逐渐转移至守御边防、稳固政权。中央行政机构逐渐丧失实权，负责防御外寇入侵的备边司的权限不断增大。随着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调整，军事上接连新设“守御厅”“御营厅”“禁卫营”等一系列专门机构来强化防卫。由于财政无法支持军政，故更改义务兵役制为募兵制。缴纳定量的军布即可免除军役。
朝鲜王朝中后期的政治斗争激烈，农村自然经济发展困难，社会秩序混乱。曾经作为国家治理理念的性理学沦为党争工具，成为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不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社会缺乏稳健的政治根基，经济发展欠缺活力。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文明与知识通过使臣交流陆续传入朝鲜。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促进了手工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加速瓦解，市民阶层开始分化。17 世纪，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的传入，给朝鲜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开始面对现实，注重实事求是，提出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为朝鲜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初期，实学派代表人物柳馨远 （ 1622-1673）、李瀷 （ 1681-1763） 等针砭时弊，提倡以民为本、以农为本。英祖实施“荡平策”，缓和尖锐的党争矛盾，奖励农桑，重视文化建设，进一步推动朝鲜实学的发展。18 世纪，实学顺应时势从“经世致用”转向“利用厚生”。朴趾源、洪大容、朴齐家等是这一时期实学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的代表作品《热河日记》《课农小抄》等就体现出“农工商贾，各有其学”的观点，主张重视商业流通并强调生产技术的重要性。丁若镛是19 世纪初朝鲜实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的《牧民新书》《经世遗表》《与犹堂全书》是经世致用与利用厚生学说的经典结合。
英祖与正祖时期的开明政治使得朝鲜在平稳的政治局面上进一步繁荣发展，党争的政治弊端仍旧没有在根本上得以消除。从19 世纪初纯祖即位到19 世纪中叶 （ 1801-1863）哲宗时代结束，三代朝鲜国王都是年幼即位，外戚专权，王权旁落，同时滋养出“势道政治”的弊病。官僚阶层的腐败与混乱使社会矛盾加剧，进而导致农民不堪忍受过重的赋税徭役纷纷开始反抗起义。这些叛乱都是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所引发的。虽然起义遭到政府军镇压，农民起义领袖被杀害或被流放，但是在撼动封建王朝思想基础的层面上，叛乱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在新旧文化交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使得朝鲜社会逐渐萌发了应对社会矛盾的新思想——东学思想。1860 年，没落的两班后裔崔济愚在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东学，提出“人乃天”的思想，否定门阀制度与等级观念，主张平等。东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并迅速传播到忠清道、全罗道、京畿道等地。随着东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政府着手开始镇压。1861 年，崔济愚被哲宗以传播邪教的罪名处以死刑。第二代教主崔世亨时期，东学势力又开始不断壮大，逐渐演变成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农民革命战争。朝鲜政府镇压无果，向东学军提出休战和谈，并向日方通报，寻求日方兵力支持。日军在朝鲜的驻屯加深了矛盾的激化，东学军的口号从“斥倭”升级为“抗日救国”。最终，东学军在朝鲜政府与日本的联合攻击之下大败，大批教徒遭到杀害，轰动一时的东学农民运动就此落幕。
朝鲜的势道政治与王室权力之间的斗争在1863 年哲宗过世后达到顶峰，最终兴宣君李罡应的次子得以即位，是为高宗 （ 1864-1906）。兴宣君得号大院君，开启了他12 年的摄政生涯。面对当时朝鲜社会的混乱局面，大院君着力推行改革，任用一些有识之士加强王权，打击外戚专权势力；整顿现有书院，禁止新设书院，把党争和地方势力的核心基础消除。在军事上，他废除权力核心备边司，通过议政府和三军府来确立文、武分治；在经济上，他严惩贪官污吏，推行廉政，废除对农民课以重税的税收制度，有效地缓解平民和农民的经济重担。在外交上，他主张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购置军事设备，开拓边防。在大院君摄政初期，朝鲜对天主教比较宽容；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不断提出通商要求，大院君的态度有所转变。1871 年，美国政府意图迫使朝鲜开放通商口岸而进攻朝鲜，在大院君组织的强有力的军事防御之下，美国失败而归，这让大院君更加坚定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与此同时，他在对内统治上着力加强王权，削弱两班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引发了两班贵族阶层的强势反攻。1873 年，在两班势力的弹劾之下，大院君下台后，外戚闵氏一族掌握政权。1876 年，日本以“云阳号事件”为借口要求朝鲜政府与其缔结条约，在国内议和派的建议下，签订了《江华岛条约》。该条约中尽管有“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约定，但实质上为日本入侵朝鲜做了铺垫。“通商章程”签订后，釜山正式对外开放，元山港和济物浦 （ 今仁川）也被强制开放。该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鲜不得不重视对日关系，高宗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观察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将成果运用于朝鲜，文明开化思想也一并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政府专设“统领机务衙门”逐步推行开化政策，改革军制，学习新式军事。朝鲜政府还主动和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试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西方签署的第一个条约，保障了美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虽然存在部分不平等性，但是它标志着朝鲜政府对外政策态度的转变。
高宗政府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政治支持力量来自开化派知识分子，主要由年轻的两班儒生组成，代表人物有朴圭寿、金玉均、洪英植、徐光范等。他们大多接触过近代先进文明，主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并刊印改革维新书籍与报刊，重视对民众普及开化思想，设立英语学校，向日本和中国派往留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和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开化派知识分子在朝鲜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开化派内部就实行开化革新的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歧：温和派主张推行改革；激进派则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独立自主地实现开化革新。与开化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反对高宗政府提出的开化政策，他们认为外来势力的渗透会给国家造成混乱并带来危机，警惕日本将来会入侵朝鲜。反对者们上书高宗提出“为正斥邪论”，并推举原本的政敌大院君。于是，大院君伺机谋划东山再起，却在发动政变时走漏风声，遭受到严厉的打击，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心有不甘的大院君利用旧式军队军卒对高宗重视新式军队的不满情绪发动暴动，重新获得了处理国家政务的政治权利，全面废除开化政策，恢复旧式军营军制，释放主张“为正斥邪论”的儒学者，搜捕闵氏家族和开化派人士。
1882 年8 月，闵氏家族借助军事援助清除了以大院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恢复政治权力。此时开化派内部的矛盾重新被激化，以金玉均为代表的激化派于1884 年12月联合日本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但激化派政权仅仅维持了三天就匆匆落幕，温和派借助外部力量暂时驱除了日本势力。
1894 年7 月25 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保留在朝鲜驻兵的同时，对朝鲜不断施压要求其进行内政改革。同年，朝鲜政府组织新内阁，设立军国机务处推行近代化改革，并聘请日本公使为顾问，史称“甲午更张”。机务处成员由亲日的开化派和中立人士组成。朝鲜政府在政治上，废除了科举制度，采用新的官吏任用制度；在司法上，与行政分离，收回地方官府的司法与军事权；在经济上，整顿货币制度，使用新货币征收赋税；在社会等级制度上，废除身份与奴婢制度，消除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身份差别。
“甲午更张”意味着朝鲜半岛近代化的开始，尽管这是一次由日本主导的改革，但是朝鲜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真正开始了近代化进程。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朝鲜不甘心受日本控制，以闵妃 （ 明成皇后）为代表的开化派势力主张与俄国交好，试图通过与俄国联手进而与日本势力进行斗争。同年，日本策划谋杀闵妃，史称“乙未事变”。俄国也并不甘心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日渐扩大。1896 年，亲俄派联合俄国势力将高宗藏在俄国公使馆，处死和流放亲日派成员，重新组建亲俄内阁，史称“俄馆播迁”。此次事件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迅速扩张，日俄之间的较量与争夺在客观上为大韩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