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繁荣

三、当代文学的繁荣

8·15 光复后没过几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战争，继而出现了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战后文学在20 世纪70 年代文学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文坛出现了传统主义倾向。柳致环的诗集《与步兵一起》、金宗文的诗集《墙》、赵芝熏的诗集《在多富院》均取材于战争，受到了文坛的好评。

光复后的诗坛以传统派和现代派创作为主。传统派代表诗人有徐廷柱、赵炳华、李炯基等。徐廷柱出版诗集《归蜀图》《徐廷柱诗选》，这两部作品通过发现韩国的传统美，用韩国人熟悉的韵律与词汇来表达民族的思维与情绪。赵炳华的《落叶相聚而生》、李炯基的《落花》是非常重视个人情感并富有哲学意味的作品。现代派代表诗人有朴南秀、金显承、具常、金春洙、金洙暎、全凤健。现代派的作品受西方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较多。全凤健的《钢琴》和申瞳集的《送信》一度很受文坛瞩目。20 世纪50 年代后期，战争题材小说开始涌现。朴荣濬的短篇小说《阴沉的花丛》、黄顺元的《鹤》、金东里的《兴南撤退》等最具代表性。战后留下的是废墟、精神的空虚和肉体的创伤，这一时期，否定现实的现代主义小说得到了发展。代表作有金东里的《蜜茶苑时代》《实存舞》、黄顺元的《人间接木》《矗立在斜坡上的树》、安寿吉的《第三人间型》、孙昌涉的《血书》、吴尚源的《缓期执行》、李笵宣的《误发弹》、崔仁勋的《广场》等。

战后小说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广泛采用了心理主义的表现方法。中篇和长篇的数量显著增加。这与韩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休战后，朝鲜半岛进入了南北分治期。韩国的国家建设面临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两大课题。经济发展依靠强有力的军事独裁主导的经济开发计划得以实现，而政治上的成熟则是通过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独裁权力不断进行民主斗争来实现。正是这种复杂与矛盾，使得文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1960 年4 月19 日，韩国人民通过非暴力和平示威推翻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但“4·19”革命并没有马上给社会带来安定局面和经济发展的契机。1961 年，“5·16”政变后，朴正熙于1962 年上台执政，建立军人独裁政权，开始推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些计划强有力地推动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加速产业化时代。随着产业化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现代化的产业机制得以确立。以往主要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变得多元化，大众生活得以改善。随着近代企业的发展，城市扩大，大众文化开始形成与扩散。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渐增多。城市劳动阶层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劳动条件，农业逐渐从经济中心被排挤出去，农村开始边缘化，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处于强力推动产业化进程中的韩国，为了对抗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政治上逐渐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独裁体制。政治部门，乃至社会全盘秩序以及国民自由都一度受到了限制。

在产业化时代，社会矛盾日渐加剧，现代文学开始快速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韩国社会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价值观多元，新兴的创作理念纷纷涌现，文学家们不断尝试新的主题意识和多样的表现手法，试图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农村逐渐衰落、城市劳动者命运日趋被动的现实之下，文学与现实生活更加紧密相连，大众读者层不断扩大，文学作品出版日渐活跃，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也得以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文学不仅积极执行着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成为民主化运动的中心。

20 世纪70 年代，现实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民文学。在产业化过程中，农村景象日渐萧条，农民生活日渐贫困。农民问题作为一大社会问题，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在小说创作领域，李文求、韩胜源、朴荣汉、宋基淑和金春福等作家颇受关注。李文求通过短篇小说《母牛》、小说集《冠村随笔》《紫芒哭泣的缘由》《我们村》等作品，以虚拟和幽默的文体形象化地描绘出了农村突如其来的变化和传统秩序的瓦解过程，以及农民穷困的生活面貌。韩胜源通过小说集《前山亦层峦叠嶂》《火之女儿》等作品，描写了乡土情趣、生活面貌并展现了农民顽强的生命力。在诗歌领域，申庚林的诗集《农舞》和长诗《南汉江》最具代表性。这些作品深刻地再现了在产业化过程中遭到社会排挤的农民的生活状况。

现实类文学的另一个主要题材是城市贫民与劳动者的生活。这些人大多是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城市，作为城市雇佣劳动力谋生。1970 年代，黄皙映、赵世熙、尹兴吉等是此类型小说的代表作家。黄皙映通过《客地》《骆驼眼圈》《纤纤玉手》《前往森浦的路》和《壮士的梦》等作品，描述了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阶层自我认知被损毁与丧失的过程。赵世熙在其系列小说《矮人射出的小球》中揭示了被压抑和被蹂躏的阶层的生活惨象以及压迫性的不道德的社会结构。尹兴吉在其系列作品《化身九双鞋的男人》《直线与曲线》和《苍白的中年》中批判了被歪曲的产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20 世纪80 年代，梁贵子、姜石景、柳舜夏和金永显的创作引发文坛关注。梁贵子在《远美洞人们》中细致地描述了边缘市民生活的悲欢离合。伴随劳动运动的正式化，关于劳动文学的评论也日渐活跃起来。姜石景的《深林之屋》、柳舜夏的《生成》、金永显的《月见草》、方玄锡的《凌晨出征》和金香淑的《冰壁之草》等作品陆续发表。世态小说可以说是产业化时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创作类别。崔一男、朴婉绪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崔一男通过《首尔的人们》《打令》等作品，以讽刺的口吻描述了在产业化过程中被排挤的市民阶层以及故乡农村的变化。朴婉绪在《裸木》《蹒跚的午后》《城市的凶年》等小说作品中，通过描写20 世纪70 年代的首尔生活面貌批判了中产阶级小市民的物质主义和虚伪主义。

在工业化时代，南北统一问题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创作题材。20 世纪70 年代，随着1972 年“七四联合声明”的发表和南北对话的进行，南北关系呈缓和迹象。但南北分治现状长期持续，南北问题是否就这样被定格的疑问使得韩国民众的不安感难以消除。幼年期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一代于产业化时期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对战争的亲身体验为基础创作了以南北分治为主题的小说，旨在修复南北分治对民族共同体所造成的损害。这些作品包含着一代人对意识形态与战争、血缘、家庭、民族所造成损害的认知。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尹兴吉的《霪雨》、金源一的《黑暗之魂》、全商国的《阿贝一家》、李文烈的《英雄时代》、金源一的《寻找幻灭》、赵廷来的《太白山脉》《阿里郎》、朴婉绪的《妈妈的木桩》等。

在诗坛，金芝河、高银、赵泰一、李时英、金明秀、郭在九、金龙泽、崔夏林和朴劳解等诗人以民众诗的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体现出历史批判意识以及鲜明的民众性。金芝河的《五贼》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对独裁政权的否定，对不正之风的讽刺和批判，以及对贪污腐败的抵抗意识。高银的诗集《前去文义村庄》、组诗《万人谱》、长诗《长白山》非常具有时代性。与此同时，独裁统治的封闭性日渐凸显，人们也开始试图修复在工业化浪潮中受到的创伤。甘泰俊的《身体被替换的人们》《心之所向》、金明仁的《东豆川》、李太洙的《忧郁的飞翔之梦》、金光圭的《滋润我们的最后梦想》《不是的，并非如此》《像小气鬼》、李河石的《透明的里子》《金氏的侧脸》、李晟馥的《翻滚的石头何时方能醒来》《南海锦山》、黄芝雨的《原来鸟儿也会与世长辞》《螃蟹眼中的莲花》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工业化时代的文学创作在主题、技巧层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赵善作、赵海一、韩水山等小说作家通过多样的题材和多元的技巧创作了《为了皇帝》《你再也回不到故乡》《青春肖像》《金翅鸟》《英雄时代》《我们扭曲的英雄》《九老阿里郎》《变更》《诗人》等作品，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层。与此同时，朴荣汉的《人间的凌晨》、尹厚明的《敦煌的爱情》《没有猴子》、李沧东的《烧纸》、李仁和的《永远的帝国》等是文坛不断创新的代表性作品。

在诗歌领域，诗人通过对诗歌语言和形式所进行的多样探索，试图创造新的诗歌美学。黄东奎、郑玄宗、吴世荣、朴堤千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代表诗人。主要作品有黄东奎的《每当看到轱辘我想转起来》《风葬》《无法忍受的轻浮的存在》、郑玄宗的诗集《我是星叔叔》、吴世荣的诗集《造反的光》《最黑暗的一天夜里》、朴堤千的诗集《庄子诗》等。20 世纪80 年代的诗坛还出现了很多打破传统的前卫实验诗，以及反映民众生活状况的散文诗。这些诗歌创作都体现了工业化时代文学所进行的多样化实践。

工业化时代文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连载小说、长篇小说作品。连载小说中李文求的《冠村随笔》《我们村》、赵世熙的《矮人射出的小球》、李文烈的《青春肖像》最具代表性。长篇小说有朴景利的《土地》、黄皙暎的《张吉山》、金周荣的《客主》、朴婉绪的《未亡》、李炳注的《智异山》、赵廷来的《太白山脉》《阿里郎》、金声翰的《壬辰倭乱》、李文烈的《变更》、崔仁浩的《商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