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字的创制

一、韩国文字的创制

关于古代韩国语的考证，可参考的史料极度匮乏，直到公元前后，在中国的《三国志》中才找到一些相关记载。当时在朝鲜半岛，北方有夫馀、高句丽、沃沮、濊等语言存在，南方有马韩、辰韩、弁韩被称为三韩的语言存在，但是直到15 世纪，韩国都没有记录韩国语的本国文字。

（一） 汉字的使用

15 世纪之前, 韩国没有本国文字。在古代，东亚唯一存在的文字就是中国的汉字。当时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汉文化载体的汉字也随之传入周边诸国，在东亚的这些国家中，汉字最先传到韩国。

在古代韩国，随着国家事务的繁杂，统治阶层对文字记录的需求日益增加，汉字本来是汉语的记录符号，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和作为表音文字的韩国语属于不同语种。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中国汉字逐渐被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比较接近的韩国接受，并作为文字记录的手段广泛使用。据史料记载，在韩国古代的三国时期就有借用汉字书写的记录，如百济在375 年编撰了《书记》，新罗在545 年编撰了《国史》。韩国借用汉字书写的发展历程如下。

韩国人最初使用汉字来书写一些诸如人名或地名的固有名词。众所周知，汉字以单音节字为主，汉字最初的造字基本遵循一个字符一个音节的原则，同时一个汉字对应一个意思，也就是汉字基本是“一字符一音节一字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韩国人学习汉字的难度。在韩国，随着传入汉字数量的增多和对汉字熟悉程度的增加，古代韩国人开始考虑如何使用汉字来书写本国的语言，特别是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被书写出来让人识别的需求最强烈，所以出现了用汉字书写人名、地名的情况。这种借用汉字书写韩国语的方法被称为“汉字借用表记法”。

最初的“汉字借用表记法”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首先，中国的每个汉字既代表一个意思，又代表一个发音。韩国语是表音文字，所以最初使用汉字书写韩国语时采取的是“丢其意，取其音”的方法，即在使用汉字进行韩国语固有词汇的书写时不考虑汉字代表的具体意思，只借助汉字的发音，如《三国遗事》中对当时的“赫居世王”做注释时说：“盖乡言也，或做弗矩内王，言光明理事也”，这里的“弗矩内”就是借用了这三个汉字的发音。这种只借助汉字发音的韩国语表记法在韩国语言史上被称为“音读表记法”，这种借字方法和汉字六种造字原理中的“假借”原理相通。诸如此类的还有《三国遗事》中对当时的高僧元晓的记载“元晓亦是方言，当时人皆以乡言称之，始旦也”，这里的“元晓”即是“始旦”的音读表记，和汉语中音译外来词的方法是一样的，像“india”的翻译，据《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印度者, 唐言月”，印度国名本来源于梵文“sindhu”，其波斯语为“hindu”, 意为“月”，起初在汉语中翻译为“身毒”“天竺”,后来随着其发音弱化为“indu”, 故改其称呼为“印度”。

除了上述只借助汉字发音的“音读表记法”之外，古代韩国语中还有一种只借用汉字意思，不考虑汉字发音的“训读表记法”。例如在三国时期新罗语中的“水”字只表示“水”这个单词的意思，和其发音没有任何关系。关于“水”字的用法，在三国时期的地名中也有相关记载，“買忽一云水城”中“水城”这一地名即采取假借汉字意思的方法。有些地名同时采取了“音读”和“训读”两种表记法，如上面的“買忽一云水城”这一例子中“買忽”就是借用汉字“水城”的发音的意思。从合理性上来看，这种同时采取两种方式的汉字假借方法书写韩国语更加合理，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既表示出了所标注单词的发音，也表示出了其代表的具体意思。后来注解中国南北朝时期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时，亦传承了同时标注出每个汉字发音和意思的“音读”“训读”法，如对“天地玄黄”中“天”字注解时采取了“天하늘텬”的形式，即“하늘”表示“天”字的意思，“텬”表示“ 天”字的发音。在韩国，《千字文》作为韩国人学习汉字的入门书籍被广泛使用。

在尝试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使用汉字进行书写后，古代韩国人从5 世纪时开始把这一方法由词汇逐渐扩展到整个句子，具体方式有“吏读”“口诀”和“乡札”。“吏读”又被称为“吏道”“吏书”，使用“吏读”方式记录韩国语句子时，采取的具体方式是先把句子结构按照韩国语的“主语+ 宾语+ 谓语”的语序进行排列后，使用汉字标示出韩国语中特有的助词 （ 加在名词后）和词尾 （ 加在动词、形容词后）。换句话说，“吏读”就是按照韩国语的语序特点将汉字排列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字表达方式。和韩国语不同，汉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 谓语+ 宾语”。此外，汉语属于独立语，构成句子时各部分的语法关系通过单词的位置顺序体现, 而韩国语属于黏着语，构成句子时各部分的语法关系通过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和词尾体现, 这些助词和词尾须加在实词后面。因此, 使用汉字书写韩国语时, 不仅要考虑两种语言语序上的不同, 还要考虑如何用汉字标示韩国语语法关系的助词和词尾。758 年的“葛项寺造塔记”是使用“吏读”方式进行记录的典型示例。

二塔天寳十七年戊戌中立在之

娚姊妹三人業以成在之

上面两句的意思是“这两座塔是在天宝十七年戊戌时建立的，是用兄妹三人的功业建成的”。上句的“中”字对应助词“- 에”，表示时间；“在之”对应复合词尾“- 겨지”，表示终结和尊敬；下句的“以”对应“- （ 으 ） 로”，表示手段、工具、方法。

“吏读”最初在吏官之间广为使用，主要用于官方文书的书写。“吏读”直到20 世纪初才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使用时间之久，与统治阶层使用汉文进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吏读”亦是中国古文书的翻译注释手段，其典型示例是用“吏读”方式注解中国明朝时期的《大明律》，《大明律集解》在高丽末朝鲜建国初期传到韩国，太祖李成桂登基后，用“吏读”的方式注解了整部典籍。这部法典作为法籍的典范影响了朝鲜半岛五百年之久。

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大明律》

其嫡妻亦年五十已上弋只無後爲去等《大明律直解》

上述《大明律直解》中的“其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根据韩国语的特点用“吏读”方式注解后变成“其嫡妻亦年五十已上弋只無後爲去等”，注解后的“吏读”文中的“亦”“弋只”对应韩国语主格助词“- 이 / 가”,“爲去等”对应韩国语终结词尾“- 거든”，“为”对应韩国语动词词缀“하다”。

除了这种主要用在官方的“吏读”方式之外，还有“口诀”和“乡札”两种方式。

首先，“口诀”是指在汉文原文上，根据句子结构插入韩国语助词和词尾。下面是来自《童蒙先习》中“ 口诀”的典型示例。

天地之間萬物之衆厓 唯人伊 最貴爲尼

上句中，“厓”对应格助词“- 에”，表示地点；“伊”对应格助词“- 이”，表示主语；“爲”对应形容词词缀“하다”；“尼”对应连接词尾“- （ 으 ） 니”，表示根据、理由。和前面介绍的“吏读”的不同之处在于，“口诀”采取的是在汉文原文的基础上，插入一些表示助词和词尾的汉字。

这种类似给汉文添加注释形式的“口诀”方式一直使用到朝鲜时代，极大地方便了韩国人阅读和理解汉文书籍。“口诀”也分“音读口诀”和“训读口诀”两种，简单来看上面所举示例中的“厓”“伊”“尼”等就是借用汉语发音进行书写的“音读口诀”，而“爲”就是借用其意思进行书写的“训读口诀”。随着“口诀”的不断发展，这些表示韩国语助词和词尾的汉字逐渐被简化，甚至简化到原来汉字的一两划，这也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尝试和进步。

“乡札”的使用原理和“吏读”“口诀”区别甚微，主要是韩语中名词、动词等实词采取借用汉字意思的“训读”方式；助词、词尾等虚词采取借用汉字发音的“音读”方式。现存流传下来的有关“乡札”的资料主要集中在新罗时期被称为“乡歌”的文学体裁上。下面是《三国遗事》中记载的“乡歌”代表作品“处荣歌”。

東京明期月良夜入伊遊行如可

上句的意思是说“在东京 （ 疑是当时“首尔”的称呼）明亮的月亮下，夜里游玩”。句子里的“東京”“明”“月”“夜”“入”“游行”等实词都是借用汉字的意思进行表达，“期”“良”“伊”“如可”等表示句法关系的虚词则采取了借用汉字发音的形式，即韩国语句子中“实词+ 虚词”采取的借字表记方式是“训读+ 音读”，这是当时“借字表记法”的基本原则。“乡札”表记法由于其表达体系的复杂性，同时又不能完全满足韩国语的表达需求，故持续到高丽初期便逐渐消失。

上述三种借用汉字表示韩国语的借字表记法，在当时没有自创文字的情况下是一种积极尝试，韩国语实词借用汉字的意思表示，助词和词尾等虚词借用汉字的发音表示，借用表意文字的汉字来书写表音文字的韩国语，特别是汉文中没有的助词、词尾部分，通过汉字的“表音化”方式处理, 充分体现了韩国语作为表音文字的特性，这一方式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过这些表达方式终究满足不了韩国语文字表达的需求，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汉语音韵体系和韩国语音韵体系不同，因此使用汉字表示韩国语固有助词和词尾时，会出现使用一个汉字无法充分表达出韩国语固有词音节的问题。在后来的“口诀”“吏读”“乡扎”表记方式中也用过把韩国语的一个音节分解成两个小音节，从而使用两个汉字进行书写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带有恣意性，缺少一贯性和体系性。

其次，借用汉字意思使用“训读”方式标记韩国语实词时，可以知道汉字表达的意思，但是从汉字中正确还原出原本韩国语的发音就有一定难度，同时较难判断所对应韩国语词汇原本的形态，因此会出现难以区分多义词、近义词等情况。

再次，“借字表记法”没有形成统一体系。这种表记方式是经历漫长岁月形成的一种“习惯”，无法找到一种始终一贯的表记原则。上面所谈到的把一个助词或词尾的音节分成两部分，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进行的牵强表达缺乏系统性。同时，实词采取借用汉字意思的“训读”法和助词、词尾等虚词采取借用汉字发音的“音读”法并未得到真正贯彻，随处可见本该“训读”的地方使用“音读”，本该“音读”的地方使用“训读”。此外，同一韩国语发音使用不同汉字进行书写或者同一个汉字被读成几种发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表明“借字表记法”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表记原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把汉字和韩国语中的每个音节一一对应起来进行书写的方法，日本也经历过借用汉字进行文字生活的时代，日本的“假名”就是采取这一方式。与日语不同，韩国语中的音节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所以此方式无法应用于韩国语中。在上面的“借字表记法”中，亦曾使用把韩国语的音节再细分成更小字素进行书写的方法，但是一个音节如何分，具体分到何种程度，这在当时“借字表记法”还没形成完整体系的情况下，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二） 韩文的创制

尝试借用汉字进行书写后, 古代韩国人逐渐感觉到这一表记法无法满足韩国语表达的需要，于是，新的尝试出现了。到了朝鲜时代，熟知中国音韵体系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君王——世宗大王利用个人的博学和权力，创制了一套既科学又具有独创性的韩国文字——韩文。

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和作为朝鲜建国理念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儒教在朝鲜王朝之前已传到朝鲜半岛。在中国，儒教哲学高度发展到宋朝时形成了宋学，宋学的基本理念是用哲学和心理学解释儒学的“形而上”理论，宋学在探讨宇宙的原理、人类的本性以及“理”和“气”方面，参照并进一步发展了“太极说”。

“太极说”起源于宋朝的周敦颐（1017-1072），其创制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中说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里强调万物之本为太极，太极动静之中生出阴阳，阴阳之中又生出五行。以此说为根据，宋朝儒学者开始探讨宇宙的根本和人性的本质，并进一步发展相关哲学理论，以邵雍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人类的声音。至此，单独发展而来的声韵学和太极阴阳五行说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到了朝鲜初期，朝鲜学者特别崇尚中国宋朝的“程朱学”，当时被研究较多的是宋朝时期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四书集注》。当时明朝极度崇尚宋学的永乐帝命令编撰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些作为官僚们的必读书籍，拥有强大的社会统招力量。当时的思想界都是以朱子学为统治纲领，这些书籍也被传入朝鲜。随着这些书籍的传播，书籍中包含的朱子学思想也一起传入朝鲜，其中占据分量最大的《性理大全》在世宗即位三年后的1419 年传入朝鲜。据《世宗实录》记载，世宗元年12 月7 日，作为谢恩使的静宁君从中国北京回到朝鲜时，带回了永乐皇帝特赐的《新修性理大全》。这本囊括了宋朝时期众多学者学说的《性理大全》成功引起了一向好学的世宗大王的兴趣，世宗大王不仅自己仔细学习，还命令当时朝鲜集贤殿的学者们仔细研究此书，因此收录在《性理大全》中的有关太极图、太极图说、皇极经世说、易学启蒙等理论得到了深度研究。

细看韩文创制当时的文献，基础理论大部分都来源于收录在《性理大全》开头部分的周敦颐的理论，关于声韵方面的理论大部分参考的是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和学者们对此所做的注释。这些充分说明韩文最初创制时，其语言观的形成受《性理大全》的影响之大、之深。

韩文创制当时，关于声韵学的理论主张基本来自《皇极经世说》，这和朝鲜学者们对邵雍学问的研究息息相关。邵雍作为性理学者，对人的声音有极大兴趣，并尝试用“易数”理论解释人的声音。他摆脱了传统“ 切韵”韵书理论和研究态度，创制了正确体现12 世纪宋朝首都——开封现实音的音韵图——“皇极经世唱和图”，此音韵图被其师弟蔡元定简略化并整理后，以“十声十二音唱和图”为标题收录在《性理大全》第8 卷，同时附有学者们对此所做的注解。仔细研读《性理大全》的世宗大王和集贤殿学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内容，在当时的很多朝鲜文献中，邵雍的这一理论都得到了应用。下面详细了解一下韩文的具体创制过程。

对于韩文的创制，最初颁布的文书叫“训民正音”。在“训民正音”开头的序中对这套文字创制的目的和总体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序中写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申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从中可以看出，韩文创制的初衷考虑到了当时语言文字不一致的情况，即当时的韩国语口语和借助汉字表达的书面语不一致，所以没有条件学习汉文的普通老百姓的文字生活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世宗大王新创制了28 个基本韩文字母，以方便百姓学习和日常使用。

在新创制的这套韩文字母体系中，对28 个字母的具体发音进行解释时借助了现有汉字，如“ㄱ , 牙音，如君字初发声”，是指新创制的辅音字母“ㄱ”，其发音相当于汉字“君”字的声母部分；“ㅣ，如侵字中声”，是指元音字母“ㅣ”的发音相当于汉字“侵”字的韵母部分。在新创制的韩文中，有个独创之处就是除了辅音和元音之外，还创制了作为音节收音的“终声”，即有些音节采取了“初声+ 中声+ 终声”三分法，且没有再单独创制表示终声的字母，而是采取了“终声复用初声”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创字母的复杂性。

在这套被称为“训民正音”的新文字于1443 年正式创制之后，世宗大王还组织集贤殿的学者们对这套文字的创制原理和整体体系进行了非常细致地讲解。随之于1446年颁布了相应的《训民正音解例本》，这本书在被正式颁布之前，韩国学者们对新文字的创制原理进行了各种推测，有的学者主张这套文字是方块文字，因为它和古代朝鲜木制门窗中的小方块很相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套新创制文字的朴实易学性。

在《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开篇，提到“天地之道，阴阳五行而已。坤复之间为太极，而动静之后为阴阳。凡有生类在天地之间者，舍阴阳而何之。顾人之声音皆有阴阳之理……今正音之作，初非智营而力索，但因其声音而极其理而已。”从这一段可以看出“训民正音”这套文字的创制原理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太极阴阳五行理论。

阴阳五行理论来源于中国，是中国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理论主张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世界在阴阳两种气的作用下滋生、发展和变化，同时认为最基本的五种物质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是构成世界必不可缺的元素。它们相生相克，并一直处于不断运动与变化的过程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阴阳五行理论影响久远，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古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对古代天文学、气象学、算学、化学、音乐以及医学等学科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传到了韩国，在高丽末期朝鲜初期，儒家哲学中的宋学（程朱学）传入韩国并被韩国学者们广泛研究。从韩国文字最初被创制时的《训民正音制字解》中可以看出，在韩国文字的创制过程中，宋学理论自始至终贯穿其中。朝鲜时代传入韩国的宋学主要从哲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阐述儒学的形而上理论，探讨宇宙的原理、人类的本性以及所谓的“理”和“气”，当时朝鲜的学者对易经理论有所研究，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太极说”理论，此理论在后来韩国文字创制过程中成为其基本指导理论。

据朝鲜时代史料记载，当时占朝鲜社会主宰地位的哲学思想——宋学——认为太极是万物的本源，根据太极的静止或移动产生了阳和阴两大原理。在阴阳的配合下，金木水火土五行出现，之后在阴阳二气以及五行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男女之分，之后衍生出世界万物。朝鲜时代韩国文字的创制极大程度地遵循并反映了这一原理。具体来看，首先在韩文元音字母的创制上，充分反映出了中国阴阳五行理论中的“阴阳”原理。韩文字母最初被创制时共创制了11 个元音，其中最基本的三个元音字母是根据“象形”原理，通过模仿构成大自然的三大基本元素“天、地、人”的形状创制而成。对于这三个基本元音字母，《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制字解”中记录道：“·舌缩而声深，天开于子也，形之圆，象乎于天也，ㅡ舌小缩而声不深不浅，地开于丑也，形之平，象乎地也，ㅣ舌不缩而声深，人生于人也，形之立，象乎人也。”具体解释的话就是说，这其中“·”是“形之圆象乎天”，即“·”是把圆形的天空抽象描写成一个点；“ㅡ”是“形之平象乎地”，即“ㅡ”是把平形的大地抽象描写成一条横线，“ㅣ”是‘形之立象乎人’，即“ㅣ”是把直立的人抽象描写成一条竖线。在这三个基本元音字母的基础上，又根据阴阳交合原理分别创制出了其他元音字母。对此，《训民正音解例本》中有记载说：“取象于天地人而三才之道矣，然三才为万物之先，而天又为三才之始，犹“·ㅡㅣ”三字为八声之首，而“·”又为三字之冠也……一开一合，ㅗ与·同而口蹙，其形则·与ㅡ合而成，取天地初交之意也，ㅏ与·同而口张，其形则ㅣ与·合而成，取天地之用于事物待人而成也，ㅜ与ㅡ同而口蹙，其形则ㅡ与·合而成，亦取天地初交之意也，ㅓ与ㅡ同而口张，其形则·与ㅣ合而成。”

 “ㅗ , ㅜ , ㅏ , ㅓ”四个字母中，“ㅗ , ㅜ”由象征天（太阳）的圆和地的横线组合而成，这体现了太阳从大地上面升起、下面降落的基本原理。从发音上来看，表现太阳升起的“ㅗ”，其发音洪亮而温暖；与此相反，表现太阳降落的“ㅜ”发音低沉而冷淡。“ㅏ , ㅓ”则由象征天（太阳）的圆和人的竖线组合而成，体现了太阳从人的右边（东边）升起、左边（西边）降落的“一深一浅，一开一闭，阴阳分而五行之气具”的阴阳五行原理，其发音也是有“洪亮”和“低沉”之分。元音字母的这种“象形之法”不是模仿“天地人”的本来形状，而是把“天地人”的形象抽象化后又符号化，因此也有学者指出这种造字法更接近汉字六书中的“指事”。如果不考虑韩文中“文字——声音”的对应关系，只考虑文字形状的创制，确实运用了汉字六书中的“象形之法”。

韩文中的辅音字母是通过模仿发音器官的模样，按照“牙音、舌音、唇音、齿音、喉音”等中国传统音韵的五种声音“五行原理”分类，根据“基本字——加划字”的顺序依次创制而成。当时创制的辅音字母共有17 个，首先按照“牙、舌、唇、齿、喉”划分，分别模仿各自对应的发音器官形状创制出“ㄱ、ㄴ、ㅁ、ㅅ、ㅇ”5 个基本字母，具体来看，在《训民正音制字解》中提道：“初声十七字牙音‘ㄱ’像舌根闭喉之形，舌音‘ㄴ’像舌附上颚之行，唇音‘ㅁ’像口形，齿音‘ㅅ’像齿形，喉音‘ㅇ’像喉形。”即牙音“ㄱ”模仿发此音时舌根堵住喉咙的样子，舌音“ㄴ”模仿发此音时舌尖贴在口腔上颚的样子，唇音“ㅁ”模仿嘴略张的样子，齿音“ㅅ”模仿牙齿的形状，喉音“ㅇ”模仿喉咙的形状创制而成。如此一来，韩文字母的发音和形状吻合，从而方便普通百姓进行学习和掌握，实现了这套文字的初衷——为黎民——而创制。韩文里的“象形造字法”受古代汉字造字法中“象形”的影响，不同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指出汉字这里的“象形”指“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也就是说六书中的“象形”是模仿所要描写的具体事物的形状，这样制造出的汉字符号代表所对应事物的意思、意义。而韩文中的“象形”指的是像字母发音时其发音器官的形状，这样造出的韩文字母代表所对应字母的发音。总结来说，汉字六书的“象形”展示的是“文字——意义”的对应，韩文中的“象形”展示“ 文字——声音”的对应。其他辅音字母则是在5 个基本字母的基础上，通过“加笔画”创制出来，在字形上比基本字母多一画，在发音上规定“加笔画而声稍厉”，这样的造字法可以说更接近汉字六书中的“指事”原理。

上述五组辅音字母的形状和发音又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紧密相扣，如牙音是从嚼齿中发出的，嚼齿又壮又长，相当于五行中的“木”；舌音是舌附上颚发出的,舌较尖且移动频繁，相当于五行中的“火”；唇音是从双唇间发出的音，唇虽有棱角但是唇需闭合成音，相当于五行中的“土”；齿音是从牙齿间发出的音，牙齿坚硬且能切断东西，相当于五行中的“金”；喉音是从喉咙发出的音，喉咙一直处于湿润状态，相当于五行中的“水”。

韩国语的音节是由辅音和元音组合而成，这亦体现了“动静互根阴阳交变，五行”的原理。它有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成的“二分节”音节。也有由三个字母组成的“三分节”音节。在“三分节”音节中，处在最下面位置的终声字母是根据“其动而阳者乾，其静而阴者乾”的天地阴阳原理创制而成，亦是根据“一元之气，周流不穷，四时之运，循环无端”原理采取了“终声复用初声”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