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见真情
公元908年的7月，京城的最高长官“京兆尹”杨凭案发，官场耸动。
杨凭历任要职，在他任湖南、江西观察使，即军政首长时，就贪贿敛财，“为（唐）德宗所姑息，故穷极僭奢，无所畏忌”。到了唐宪宗时杨凭升迁至京兆尹，随即又在长安的“永宁里”大建豪宅，还蓄养了许多妓妾，一时间永乐里“美人如云”，引起时人非议。其实当时早就有人在“候着”他了。时任御史中丞，也就是监察副部长的李夷简当年官职还小的时候去江西出差，曾经也干过御史工作的杨凭没把他放在眼里，“不顾接之，夷简常切齿”。有了这种过节，这杨凭却还恣意妄为，“夷简乘众议，举劾前事”，并且说杨凭修建的豪宅规制有僭越之嫌，这是死罪。“大老虎”杨凭下狱后，牵连不少人，李夷简还拘捕了不少杨凭在外埠任职时的下属同僚，获得了杨凭更多的不法罪证，坐实了这起大案要案。事情报到唐宪宗那里，宪宗则重演了君主“圣心仁厚、宽大为怀”的套路，在一通严厉指责后，免其死罪，将其贬去广西一个小地方当个小县吏，“驰驿发遣”，即行走人。
过去杨凭“重交游，尚然诺”，哥们簇拥，朋党不少，这个时候的杨凭即已成钦定罪臣、过街老鼠，那么这些人通常的做法：一是检举揭发，划清界限，所谓墙倒众人推；二是撇清关系，自证清白。对于杨凭来说，此时最为凄凉的是，在他离开长安时，竟无一人前来送别，毕竟他以前也帮过许多人的忙。非但长安无人送别，一路南行，过关过驿，也无一人迎送，真是世态炎凉。
到了蓝田驿，杨凭已经心灰意冷。然而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在驿站道口摆下了酒席，专程为杨凭送行。此人叫徐晦，当年科举及第和任职小官时得到过杨凭推荐，杨凭自己可能已经不甚记得此事了。然而这时候的一樽热酒，一声珍重，直把杨凭感动得稀里哗啦！而徐晦的此举，未考虑杨凭的罪责，只与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恩情义有关。朝廷重臣权德舆原来与杨凭交情颇深，对于送不送杨凭这件事，心中必定万般纠结，最终他还是没有相送。知道徐晦专门为杨凭饯行后，他找徐晦问话，并说：“今日送杨凭，定受连累。”风险肯定是有的——杨凭罪行确凿，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这徐晦却去搅在里边。再说监察全体官员的李夷简是个厉害角色，又是杨凭的对头，且还是李唐王室的宗亲，徐晦这么做是要给他难看吗？但李夷简要整死你这么个小人物，实在是易如反掌。徐晦却回答说：“我曾受杨公眷顾，杨公被贬，我岂能无言而别？”杨凭炙手可热、高朋满座的时候，轮不到徐晦；而现时让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风险，陷杨凭于凄惶之中，而对于徐晦而言，此刻对道义的坚持压倒了对风险的忧虑，“岂能无言而别”，他必须表明自己的心迹，以给杨凭一点暖意和慰藉。徐晦的回答，让权德舆“大惭”，感慨万分。
没过多久，李夷简上奏皇帝，竟是推荐徐晦为监察御史，唐宪宗立刻照准。徐晦不知自己为何能够升官，李夷简对他说：“君不负杨凭，肯负国乎？”事实上，徐晦为官，就是靠个坦荡耿直。
同事、上下级之间，当然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酬酢聚合，这很正常；但是既然是人之与人，那么人们之间就有可能形成超乎是非利害、功名得失的诚挚情义。虽然这概率很小，但是徐晦这么做了，更值得庆幸的是，权德舆、李夷简、唐宪宗也能够由此察人，对他予以认可了。
徐晦的送行，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人——严修。严修是晚清时期的教育家，提倡新学，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新军”思想上一拍即合，进而成为挚友。
光绪、慈禧去世后，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其时，载沣与镇国公载泽，肃亲王善耆，还有载洵、载涛、溥伟、溥伦等一帮子血统纯正的亲王一起研读“乱党”康有为、梁启超的《上摄政王书》，信中历数袁世凯的罪状，“潜伏爪牙，阴谋不轨”，然后又有康、梁给各省督抚的电文“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云云。袁世凯是晚清的能臣与重臣，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又成了“忠臣”。当时帝、后两党剑拔弩张，谭嗣同夤夜造访袁世凯，请袁世凯发兵北京，杀荣禄、囚太后，至于袁世凯说了些什么以及事后有无告密，日后康、梁和袁世凯各有各说，扑朔迷离。但是那次夜谈之后，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里返回宫中“亲政”，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人血溅菜市口刑场，袁世凯则很快接替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梁及维新派由是对其恨之入骨。然而就在慈禧太后去世才七天的时候，袁世凯便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大公报》、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随即都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以致连康、梁维新派都直呼袁氏此举“手段真是可畏”。善耆、载泽等等皇族少壮，本来对袁世凯的崛起，就已经忧心忡忡、焦躁难耐，“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了。”现在这么一来，载沣等人更感觉到了袁世凯的咄咄逼人，双方的矛盾激化。醇王府的书房里一时摩拳擦掌，溥伟甚至要请出咸丰皇帝赠予的祖上的宝刀，亲手杀了袁世凯。于是，在众人的鼓说之下，载沣杀袁的决心渐定。没想到在诛袁问题上，大家竟与“康梁乱党”不谋而合。没过两天，载沣和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传进宫来，听说要杀袁世凯，奕劻称此事须问一下张之洞，方为妥善。张之洞与袁世凯有隙，在军机处结下梁子，但是张之洞对于杀袁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奕劻却大致心中有数。
已经获得情报的袁世凯，心急慌忙地带着重礼拜访张之洞，却被告知“大人没在府里”而被拒之门外，弄得袁世凯又是一身冷汗。隔天的上朝时辰，敦实矮个的袁世凯没了往日的雄健步风，腿脚发软，磨蹭在后边。走到殿廷的时候，被早先买通的当值太监悄悄拦住：“袁大军机可勿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袁世凯听了，如遭当头闷棍，魂飞魄散，身不由己，转身就走，并且急忙出京走避。
这边，张之洞被摄政王留下。说及要杀袁世凯，业已老迈的张之洞未免兔死狐悲。他缓慢而又沉重地回禀道：“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袁世凯跑到天津，不禁悲从中来，这躲得了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吗？幸好这时候传来了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心头这才大石落地，长舒一口气，然后赶紧掉头回京。(https://www.daowen.com)
回到北京第二天，袁世凯就接到了那道上谕：“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这就已经到了1909年的年头上，袁世凯带着家眷老小，也带着惊恐和一腔子的悲愤怨恨，黯然离开北京。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两个人（一说为三人）。怎么堂堂的直隶总督竟弄到这般“众叛亲离”？你懂的。而这两人之一，就是严修。天寒地冻，雪花飞舞，此时此刻的一声珍重，这才叫落难见真情。
接着严修“独抗疏”，称“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时人称严修此疏“颇为难得”。随后，严修“旋亦乞病去官”，也辞职不干了。等到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了大总统，多次委以高官厚禄，却均被严修拒绝。袁世凯欲复辟称帝，严修竭力劝阻。袁世凯去世，严修参与料理后事，而对于袁世凯，他始终“口不臧否人物”。严修待友的可贵之处，就是不循行情，一以贯之，持之以恒。
社会生活中，“朋友”的概念，就是讲交情，有情义。但是感天动地的情况一般还是不多的，而一旦有这样的故事，就值得留诸青史了。
江南才子吴兆骞于顺治年间参加乡试中举，然而此次乡试爆出舞弊案，十多名考官被处死，已考中的举子被押解至北京，由顺治帝亲自复试，合格者保留举人资格，不合格者治罪。吴兆骞少有才华并恃才傲物，拒绝复试，因而下狱。后虽经礼、刑两部多次严审，查明吴确无舞弊行为，其仍被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此地重冰积雪，非复人间，至此者九死一生。身为朋友的顾贞观，在他被流放时，立下“必归季子（吴兆骞）”的誓言，他不断奔走于权贵之门，去找那些与吴兆骞有过交情现为官员的人，如苏州的宋德宜、昆山的徐乾学等等，希望他们顾念旧情，能为营救吴兆骞助一臂之力，可是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这是“朋友”的常态，况且这还是皇上钦定的案子，世间会有几人像顾贞观这么“傻”呢？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当收到吴兆骞的塞外来函，“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顾贞观凄伤落泪，却又一筹莫展，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康熙十五年，顾贞观结识了同为词曲爱好者的纳兰性德，其父是朝廷重臣纳兰明珠，顾贞观遂“为兆骞求援于容若（纳兰性德），未即许”。性德与吴兆骞并无交情，一时未允。这年冬天，顾贞观移居北京千佛寺，于冰雪中感念良友的惨苦无告，为之作《金缕曲》二首寄之以代书信，告之珍重。曲中有句云：“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维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此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兄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当纳兰性德读到这两首“悲之深、慰之至”，无一字不自肺腑的至情之作时，落下泪来，并“应允五载为期，营救兆骞入关”。吴兆骞后经纳兰父子之力被释归来，到纳兰明珠府上拜谢，明珠将他延入书房，壁上有书“顾梁汾（贞观）为吴汉槎（兆骞）屈膝处”几字，也就是顾贞观曾在这里为营救吴兆骞向纳兰父子下跪求情。此前吴兆骞还因小事与顾贞观有点不快，看到这行字，“不由大恸，声泪俱下”。看来朋友、部属之间的真情义，常常要在你落难的非常时刻才会显现出来。当然，最好是没有什么落难的事情发生，而一旦碰上了难事，首先也不要期待别人帮忙。同时要记得的是，假使获得了朋友全力以赴的帮助，那么这除了朋友的为人上品之外，一定也有你自己先前的“赠人玫瑰”、性情相投的预设造化在。
历史上就有一个人，应该伴随着文天祥而被人记取，他就是张千载。
张千载和文天祥从小就在一起读书，比较要好，后来文天祥高中状元，且一步步当上了宰相，而张千载则一直是个乡里的小文人。文天祥在位居高官地位显要时，张千载从不去找他；文天祥多次征请张千载出来做官，张千载也一概推辞，只在家里种田读书。但是张千载虽然“屡辞不仕”，也久未与文天祥谋面，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文天祥的心仪和敬重。二人尽管身份地位不同，但这也没有影响两人的相知相惜。
文天祥率军抗元失败被俘，一路北上被押解去大都。张千载听知此事后，马上变卖了所有家产，当文天祥被押解路过家乡时，张千载去上下打点，试图营救文天祥。但是因为文天祥的官职地位，无人敢徇情私放。无奈之下，张千载就请求跟随文天祥一同北去大都，以一路照料他的生活。当时押解的军官钦佩文天祥的为人，就予同意了。“丞相往燕（大都），千载亦往。”一路上，张千载对文天祥悉心照料。到了大都，文天祥被关到一所会馆，张千载就在附近租了房子住下，每天去给文天祥送饭送菜，前后三年，从未间断，直到最后为文天祥送行。这是怎样的朋友情义和信念啊！文天祥在狱中写了很多诗文，张千载花钱买通看守，悄悄把诗文带出来，其中就包括《正气歌》，它之得以留传后世，是为张千载所为。文天祥受刑后，张千载悄悄做了一个木匣，藏纳了他的首级，并且费劲周折，找到文天祥夫人的尸骨，然后“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安葬”。张千载为此倾家荡产。而特立独行、心高气傲的李贽却特别为张千载写了一个小传。这位张千载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