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职场皆以一“惰”字致败
有一种人之常理，就是希望拿更高的薪酬，干更轻省的活儿；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毕竟是少数，因此庸政懒政就在几千年的职场、官场源远流长，甚至各个朝代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人物。
唐代的苏味道曾两度跻身相位，其在主政时擅长打哈哈。他常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称为“苏模棱”，现在的话说起来就是“捣糨糊”。唐玄宗的宰相卢怀慎是个清官，但在政务上毫无作为，任职期间，他把事务都推给同僚，自己概不问事，人称“陪吃宰相”。唐文宗时翰林院规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有个叫裴颜祺的翰林学士爱睡懒觉，总是等到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慢吞吞地到岗，因此绰号“八砖学士”。北宋时王珪上朝主要就是三件事：“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矣”，人称“三旨宰相”。至于“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顾名思义，就知其人浮于事、上班就是混日子的情况。“三阁老”中曾任内阁首辅的刘吉，因为不作为而屡遭弹劾，但是他既“没犯错误”，又“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因而“上宠眷不衰”，弹劾不起作用，人称为“刘棉花”。“三阁老”中的万安更绝，明宪宗好不容易召见群臣议政，大家憋了一肚子的意见才没说几句，宰辅万安顿首呼万岁，然后转身告辞离去，大家不知所措，只好跟着走。太监嘲笑群臣道：“你们群臣老说见不到皇帝，现在见着了，你们却只会呼万岁。”万安因此被称为“万岁阁老”，其实他就是官场的老油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只为“贪位窃禄”，而致庸政懒政，则“国一无所赖，民一无所裨”。因此治国先治吏，是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基本规律。《管子》说：“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韩非子》说：“当今之时，（选用）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而治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庸治懒，狠抓劳动纪律以至职业道德。
那么怎么来治庸治懒呢？这首先自然是开展思想教育，提高认识，劝勉勤政，批评慵懒；其次就是制定规章制度，惩治庸政懒政。
唐代武则天曾亲自撰写过约束、规范臣子思想行为的读本《臣轨》，这从思想认识上抓起，是为治本。另一方面治标也绝对不可或缺，为了治庸治懒、整顿劳动纪律。武则天之后的唐玄宗时期，就制定了“迟到扣工资”的条例，“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唐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此外，唐代官场法纪还有无故旷工要坐牢的规定，凡旷工达三十五天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如果是在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如此动真格地双管齐下，对于改变官员的懒散作风、加强劳动纪律、提高行政效率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到了宋代，各种各样的“官箴”即官员学习材料达四百多种，说明有关廉洁勤政的思想教育力度很大。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新政。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当时不问政绩、论资排辈地升迁官位，以至形成了一大批贪官庸官，于是决定先从整顿吏治下手。他亲自阅览记载各路官员政绩的班簿，对那些贪官自然是毫不留情，而对那些碌碌无为的混混干部，他也绝不手软。在一次地方人事考核中，有个主管路政的官员在工作上毫无建树，考核结果为不称职。范仲淹决定给予该官员撤职调换的处分。不过这个人平日没有贪腐劣迹，家境也较贫寒，因此有人对范仲淹说：“大人，您这一笔勾下去，他一家人都会哭啊。”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好过一个地方的百姓哭。”那么如此这般地狠抓，宋代官场的廉政勤政、劳动纪律一定是特别好了？也许事情应该这么说：如果不是这样的整顿、狠抓，官场风气一定是每况愈下，更加糟糕。(https://www.daowen.com)
明朝的“治庸”也是两手抓，明宣宗朱瞻基就亲撰《官箴》，至于其他劝勉官员廉洁勤政的戒规、官箴石、官箴亭、戒石亭，不胜枚举，当时邹县立下的一块“仁廉公勤碑”，现在已经成为文物；与此同时，明代整治懒政怠政的措施，也够严厉。当时规定，缺勤一天处笞（鞭或竹板抽打）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天处杖（大竹板拷打）一百大板；官员赴任过期限，无故不朝参、不办公，一日苔十，罪止杖八十。对于迟到缺勤，除了廷仗，还有扣俸禄、降官级、罢免，甚至坐牢等各种处罚措施。为了强化吏治，促使官吏尽职尽责，明律还规定：“若各衙门遇有所属申禀公事，随即详议可否，明白定夺回报。若当该官吏，不与果决，含糊行移，互相推调，以至耽误公事者，杖八十。”官吏受理公务，必须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论，如果推诿拖沓、敷衍了事，也要打屁股。而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更不含糊。考成法规定，各级官员事先须确定一段时间的工作目标和规划，然后这份责任书一式三份分交三个职能部门，届时予以对表考察，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考成法考核内容明确，考核方法简单易行，操作性强。该法实施以后：查出未完成工作任务的高级干部（巡抚、巡按）五十多人，均受到相应处分；许多征赋不足九成的地方官遭降级处分，而因懒政怠政被裁撤的官吏有两千多人。
清朝康熙皇帝曾以宋朝某官箴“当官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而书写“清慎勤”三字赠予某位大臣，以谕示百官；雍正让模范官员李卫、田文镜以身说法撰写《州县须知》，让群臣学习，以效廉洁勤政。上行下效，各种官箴类的匾额、楹联、警语当时十分流行，一位直隶总督以自箴联“将勤补拙以俭养廉”挂于堂中，雍正点赞道“公勤不懈”。曾国藩也告诫道：“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与此同时，清代的有关规章条例也很严苛，比如《大清律例》中就规定：“擅离职役着，笞四十，若避难，因而在逃者，杖一百，罢职役，不叙。所避事重者，各从重论。”
雍正是位有名的勤勉皇帝，登基后决心全面整顿朝廷大臣怠惰懒散、玩忽职守的作风。但是官场上这种尸位素餐的不良风气已经积重难返、陋习难除，教育宣传、制定法令，似乎也不好使，收不到很好的效果。于是雍正想了个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主意。一天，雍正使人悄悄地将刑部大门上的招牌摘了下来，藏在刑部大堂的屏风后面，然后耐心等待刑部的反应。然而一天过去了，没有反应，两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直到第七天，雍正召见了刑部主管官员。一见面，雍正就问：“你们刑部衙门外的匾额还在吗？”官员不知皇帝的用意，毕恭毕敬地回答：“在。”这时候雍正的脸色已经铁青，官员不知就里，慌忙又道：“应该还在吧……”说完，不敢言语。
这时，雍正让两个侍从把匾额从屏风后面抬出来。刑部主管官员一看，什么情况？不由吓得直哆嗦，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雍正指着刑部大堂中的匾额，厉声道：“这块匾已经放在这里七天了！可你们上下这么多人，竟然没人发现！如此懈怠，不知你们平日疏忽了多少政务！堂堂刑部之首，尚且玩忽职守到如此地步，又怎么能以身作则、教导下属勤于公务呢？！”雍正大发雷霆，刑部主管吓得双腿发软，连连叩头，俯首请罪，并且表示，立即整改，引以为戒，马上开展行动，整顿刑部吏治。要知道雍正是个厉害的皇帝，像这样的事情被逮着了，降级撤职都还算是轻的。此事传开后，朝廷六部拖拖拉拉、出工不出力的办事作风很快有了改观。
懒政怠政既是某种“人之常理”，与它们的斗争因此也就绵延了数千年，并且始终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