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人“不作为可善终”
“不作为”所指涉的懒政怠政、贻误工作、罔顾民生，让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贬义词。从古到今的职场官场，都有一些坐着举足轻重的职位，心安理得地拿着俸禄薪水，却惯于推诿塞责，整日甩手不干事的人物。明宪宗年间，因为大臣们不作为、混日子的功夫到家，甚至还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典故说法。
不过，不是所有的不作为都没有道理，鉴于特定的时势条件，有些不作为也有它可以“申辩”的理由，甚至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
刘邦去世，汉惠帝继位，第二年，丞相萧何去世。萧何去世前推荐了一个接班人：曹参。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也就是“萧规曹随”。曹参时常不务政事，沉湎于酣饮，一些大臣官吏见丞相这种状态，就想来规劝进言。然后他们一来，曹参就命他们“喝酒！喝酒”，臣僚想瞅着机会说话，曹参又是“喝酒！喝酒”，官员们无奈喝醉，始终不能进言。
那么，曹参是没有能力吗？曹参与萧何同为县吏出身，刘邦起事即随之打天下，主持大小战役无数，攻城略地，几无败绩。刘邦称帝后封官论赏，曹参食邑10600户，萧何8000户。刘邦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刘肥年轻，故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佐助齐王。曹参任齐相时，放手施政，以使齐国政通人和，政局最为稳定。现在他当了朝廷丞相，怎么反倒无所作为了呢？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朝中任官，惠帝对他抱怨了丞相的不作为。曹窋便按照惠帝的意思劝谏曹参。曹参大怒，将儿子暴打一顿说：“这种天下之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到了朝拜时，惠帝责备曹参：“是我让曹窋劝谏你的，你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什么意思？”曹参连忙摘下帽子谢罪，然后说：“陛下认为和先帝（刘邦）比，谁更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能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加贤能？”惠帝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英明！高皇帝和萧何既已平定天下，各项政策法令完备明确，现在陛下临朝听政，我等恪守职责，继承遵循前辈制定的法度不要犯错，这不正是正确的执政理念吗？”正如司马迁所言：“然百姓离秦之酷后，（曹）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当然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在当时吕后专权、诸吕用事的情况下，稳住刘邦、萧何既定的大政方针，“守而勿失”，也不啻为最明智的“作为”，所以老曹就老是“喝酒、喝酒”了。
惠帝听了曹参的陈述，认为说得非常好。事实上，汉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与民生息，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另一位不作为却情有可原的人物是卫绾。
卫绾是汉文帝的专职司机，驾车技术一流，为人忠厚老实，汉文帝后任他为中郎将，成了一位“马车将军”。汉文帝临终前嘱咐太子刘启（汉景帝）：卫绾是长者，要善待他。景帝即位，卫绾仍为御驾，景帝却对他十分冷淡，卫绾也一如既往地默默无言、认真工作。一次，景帝终于问他：“那年我召请你，为什么不来？”景帝还是太子时，一次召请一些臣子予以宴请招待。被未来的皇帝约请，还不跑快点？所以大家都去了，只有卫绾称病未去。现在卫绾怎么回答景帝呢？他说：“臣下死罪，那时我确实病了。”其实景帝也明白，当时卫绾一意伺奉文帝，如果跑去太子府赴宴，他觉得不妥，现在卫绾却也只能这么回答景帝了。景帝觉得卫绾的忠君心思没错，就要赐他一柄剑。那还不赶快谢恩！卫绾却诚实说道：“先帝赐我六柄剑都还在，臣不敢再接受赏赐。”真的假的？皇帝的赐剑很值钱，他竟没有变现还全都留着？景帝让人随卫绾去家里看，先帝的赐剑果然都好好地敬陈着。被景帝亲自验证了忠厚老实的卫绾自此官就做大了，“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不过卫绾在当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老师的时候，估计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看护者而不是教读者。此后卫绾就当上了丞相。(https://www.daowen.com)
卫绾所以能当丞相，显然还是因为忠厚老实；可是忠厚老实就能当丞相了吗？汉景帝是怎么想的？当时景帝一朝，强者能臣多了去，晁错、周亚夫、窦婴、袁盎、灌夫等等，有好些却让景帝很不省心，卫绾却完全是另一种路数：他慎守职位，没有主见主创，只管上传下达，守道而已，“醇谨无他，绾无他肠”，也许景帝这会儿要的就是这类型的。果然卫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他上朝奏事，只说职分内的例行之事，从开始做官直到位居丞相，始终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建言。对于朝政管理，卫绾既无拾遗补缺之功，也无兴利除弊之绩，更无积极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是个不作为的典型。卫绾也许人不错，他很少与人争执，下属有过失，他尽量遮掩，有功劳，总是让给别人。卫绾的丞相一直做到汉武帝的时候，终因能力差、不作为而被解职。
那么，卫绾的不作为能够怪他吗？而且这样的不作为不是既定的时势所需吗？
关于不作为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人物——曹振镛。
据清人所记，曹振镛自述为官之道，就是“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由此可见曹振镛官居要职而无所作为的状态。《清史稿》中关于曹振镛的记述一共只有700多字，与他官历三朝、位极人臣的地位很不相称，在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其实老曹工作做了不少，也可谓恪尽职守，可是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显赫事迹。
官场深似海，曹振镛的“多磕头，少说话”，其实说的就是“谨慎低调”的为官要诀，并且他也身体力行了。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每次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公正守法，既不埋没人才，又绝对不开后门。对于选拔到金殿面试的考生，他必预先一一校阅他们的考卷，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为官50多年，身居要津，却从来没有贪渎徇法之事。他是盐商子弟，当时两江总督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损害了盐商利益，亲属纷纷投诉到曹振镛处，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并不徇私。曹振镛的谨慎低调，还表现在他尽可能地与臣僚处好关系。在盐政改革的事情上，他不徇一家之私的做法就让两江总督陶澍钦佩信服。道光年间，清廷平定新疆叛乱并活捉主犯回京，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但是曹振镛甚至令人重修报告，以将功劳全部推给他人。道光皇帝有一次问曹振镛外面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一听就知道是内务府报上的价格有猫腻，他的回答既不能欺君又不能害人，于是曹振镛说：“臣不知道，臣身体不好，不吃鸡蛋。”
“多磕头，少说话”其实也道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曹振镛久历官场，看到过很多事情。当年雍正给乾隆的遗嘱中说：“大学士（也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将来二臣（另一臣为鄂尔泰）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乾隆继位后，张廷玉仍然忠心耿耿、勉力尽职，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却说张廷玉“毫无建白，毫无襄赞”，“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就像个没用的老古董。其后乾隆任用年轻的满族权贵讷亲为军机大臣，排名在张廷玉之前；而讷亲以后因某事与乾隆意见不合，即被赐死。张廷玉先被乾隆以年老为由，准予不坐班，实际是被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再以言行不合上意，而被剥夺政治待遇。而乾隆的宠臣和珅，在乾隆去世才8天，即被公布20大罪状，15天时即被赐死。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清廷其实是不准许大臣特别是汉人大臣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大有作为的。它所需要的，只是日常办事做事的“奴才”，所以“多磕头，少说话”就对了。
曹振镛也许平庸，但是既定的历史环境造就既定的历史人物，平庸的嘉庆、道光，只会选用“克勤克慎”的曹振镛。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只能出现于国难危局之时，其所谓时势造英雄。那么在嘉道时期、国势衰落之际，曹振镛有没有可能成为张居正那样的中兴之臣呢？张居正以少主年幼而摄政专权，遂成中兴功业，曹振镛内没有这样的品器，外不具这样的政治条件，所以他的工作重心，也就是围着皇帝转了。道光帝提倡节俭，曹振镛就穿起补丁裤子；道光批阅奏章冗文不厌其烦，曹振镛就建议“抽检捉错”，然后严厉训诫，官吏以皇上明察秋毫，再不敢烂陈擅奏。有清人笔记说曹振镛的不作为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大家都“循默守位，浸成风俗矣”。曹振镛对于官场的慵懒萎靡也许确有责任，但是官场颓败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已非曹振镛一人可以左右。
曹振镛在嘉庆皇帝出巡时代理君政三个月，以及在嘉庆、道光两朝位及人臣时，其所念兹在兹的，就是自己不生事，朝政国体不出事。对此，曹振镛还算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