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比较酷，却谈何容易
在单位集体或者在社会人群中，人们的处事方式可能会是个性张扬、我行我素的风格，也可能会是顺应潮流、从众从势的类型。前者自然是比较有型，后者则就流于一般，比较平庸。至于它们的是非对错，很难一概而论，需要因人、因事、因时而论。在历史的职场、官场中，古人为此提供了许多事例，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我们也是需要具体分析，然后才能确定其参照意义。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个文人名士的朋友圈。他们放荡不羁、纵情山水、酣饮高歌，特别是其中的阮籍、嵇康，以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著称。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愤世嫉俗、睥睨群小的心态。他几次被迫为官，都心不在焉，佯狂避世。而他的放浪形骸、行止无端、目无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被人上奏要以发配来予以惩罚，然而阮籍的说法是：“礼法这种事，难道是为我这样的人规定的吗？”所以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会以赞叹的口吻说“阮籍猖狂”。其时，架空了皇帝而独揽朝政的司马昭曾经还想与阮籍结成儿女亲家，阮籍竟大醉60天，终于让这档子事情不了了之。
嵇康才华横溢，在诗、书、画、音律上，造诣尤深，可是此人率性放任，桀骜不驯，行为举止几近荒诞不经，与寻常世俗格格不入，比如他体貌俊朗，却极端地不修边幅，穿着邋遢破旧，身上长满虱子，不剪头发，蓬头垢面，基本就是一个济公模样，此即所谓“天质自然”。司马昭想聘他为官，他跑出去躲避。权臣钟会前去拜访，嵇康不予搭理，自顾打铁，钟会讪讪欲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拂袖而去。同为竹林七贤中人的山涛调职时，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原职，嵇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决不同流合污，其中说道：“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您处事通融，对人称赞多责怪少；我性格直率偏狭，不识时务。我只是偶然跟你交上朋友。听说您升迁了，我不感到高兴。恐怕您就像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操刀做菜，要拉人帮忙一样，可这等于使我手执宰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气味。嵇康的这种做派，令“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并且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而竹林七贤的发起人山涛，同样喝酒放达，具体处事却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山涛见识不凡，明辨情势，他原在曹爽手下任职，后在曹氏与司马氏权斗之际，料知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待司马氏掌控政权以后，他顺应形势，出仕为官，以效经世致用。与阮籍、嵇康的超然世俗不同，山涛处事恰恰有“行不违俗”的风格，在他为官之时，有人送给他高档丝绢上百斤，他不想要，可是世风之下，拒绝就会显得与众不同，显摆自己清廉，他思忖再三收下以后，将丝绢藏在阁楼上。同时山涛又有着自己的政治操守和原则，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将丝绢交公，包裹上积满了灰尘，封条印章都未动过。因此山涛既有顺应潮流、行不违俗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一面。他的官做得很大，照例应该是家大业大、锦衣玉食，但是他始终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至司马昭、司马炎都要给予米和布的生活补贴。山涛去世后，家中只有十来间旧房，一大家子住房紧张，还是晋武帝司马炎出面为其家人建造了一些住房。特别是山涛好心举荐嵇康，嵇康却以“绝交书”告白天下与山涛决绝断交。山涛大度宽容，始终对此保持沉默。嵇康入狱，山涛几次上疏请为嵇康减刑，没有成功。嵇康有一对小儿女，他没有将他们托付给意气相投的阮籍等人，而是托给了山涛，并且对年仅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山涛没有辜负这份重托，视他们为亲生子女，悉心培养，待嵇绍长大成人，山涛推荐他担任了公职。
特立独行、不入流俗、不屑功名的阮籍和嵇康，为后世留下了一种人格的范本，而山涛因为不能免俗、耽于功名而为后人有所侧目和不屑，其实顺应潮流、行不违俗而又坚守自我的山涛，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为人处事的范本？我们在看阮籍、嵇康时，自会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而在看山涛时，就会感觉更多一些亲和力。
隋唐时期的名臣裴矩，顺应时势、左右逢源，前佞后忠，适时而为，却遭至历史的质疑和诟病，原因则是因为他有能力应世，却无原则信念立身。在隋炀帝杨广前期振作有为时，裴矩经略西域，独当一面，消弭边患，大有功绩；等到隋炀帝好大喜功、横征暴敛、荒淫无道、朝政昏暗时，裴矩也曾有过劝谏，却遭隋炀帝贬斥。杨广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反对意见，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我最不能忍耐。”于是裴矩趋应事态、投其所好。“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隋炀帝劳师动众，几次出兵百万攻伐高丽，裴矩予以支持，然而军事行动终究无功而返。隋炀帝性喜豪奢，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元宵庆典，召集全国数万名艺人前来汇演，丝竹喧嚣，灯火辉煌，闹腾一个月，耗费惊人。裴矩随炀帝出巡江都，当时义军四起，御林军士气低落，逃跑不断。裴矩向隋炀帝建议，让军士就地娶妻纳妾，以安军心，隋炀帝大喜，“公定多智，此奇计也”，立即下令照办，包括尼姑、道姑在内的众多女子顿时遭殃”。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然而司马光指裴矩就是佞臣。
隋炀帝被杀，隋王朝覆灭，裴矩辗转归顺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政治清明，国事振兴，在这样的形势下，裴矩对自己的处事方式做了重大调整，正所谓“君明臣直”，他秉公办事，屡献良策，更能诤言直谏，敢于为皇帝纠错。唐太宗得知许多官员涉嫌受贿，决定予以惩治，于是暗中派人以财物行贿，有个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缯，太宗大怒，要杀了他以儆效尤。裴矩犯颜进谏，指出太宗这是“钓鱼执法”，不合道义，“此人受贿，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感觉裴矩言之有理，欣然纳谏，并召集百官对他们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两位皇帝的赞许，指涉的内容与性质却截然不同。然而正所谓“淮南为桔，淮北为枳”，裴矩虽无原则信念之根，但是时势造人，他顺应风向形势的做法，算是“情有可原”吗？(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因为如此：像海瑞那样在行为方式上全程特立独行的，难能可贵；而像李贽那样在思想理念上系统地独树一帜并且予以高扬的，更不容易，以至青史留名。
李贽称自己的著述是“离经叛道之作”，他的离经叛道，主要表现为对主流、正统的儒学礼学的批评。他对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都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言论多非圣人所言，是经过后人拔高形成；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有感而发，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的“非圣无法”本身就大不合时宜，所谓“狂诞悖戾”，而他进而抨击许多官吏是借儒学的仁义道德之名而行鱼肉百姓之实，是“冠裳而吃人”。李贽以“异端”自居，在他对800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常常不循成说定论，自称“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人作对敌”，比如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同时，李贽激烈抨击当时官学和士人的独奉儒家，指斥程朱理学是伪道学，许多道学家是伪君子：“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男盗女娼之意）”；“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只是“以欺世获利”，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实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的直率实在。而对于被假道学贬斥的个人私欲，李贽却竭力为之正名：“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理学有说“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却偏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的学说与观念绝对不合时宜，却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某官员秉承首辅的旨意上奏明神宗，攻讦李贽。李贽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著述遭焚毁。桀骜不驯、狷狂激进的李贽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喉自尽，“卓吾（李贽）血流二日以殁，惨闻晋江，士庶甚闵”。李贽也算是身体力行地为自己七十六岁独具一格、不同凡响的思想人格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笔。
当然，像阮籍、嵇康、海瑞、李贽这样的特立独行，是为世间极品，其所难为。于此也可见：如果没有出色的才学禀赋，那么所谓的特立独行可能就只是标新立异、脾气乖张而已，不值一提；而如果没有百折不挠的心志守持，那么所谓的特立独行基本也就是个笑话。而其最大的障碍，还是它在现实环境中的可操作与否的问题。所以我们钦佩阮籍、嵇康、海瑞、李贽，至或引以为偶像，可是真正地要如此这般，又几人能为？当然，事事时时地不盲从、不跟风，而只一时一事地、“记件式”地表达独立见解并且坚持己见，比如像韩愈的“不迎佛法”，虽然也很难，也有风险，但是相对而言，于我们的可接近度就要高一些了。
当时社会兴盛信佛，适逢扶风县（宝鸡市）的法门寺地宫开塔，取出供奉的一枚佛指舍利供人瞻仰。唐宪宗也信佛，下旨派人前往法门寺迎佛骨入京城皇宫供养三日。此事件在全国引发一场浩大而狂热的礼佛风潮，百官无不铺张奉迎，百姓更是趋之若鹜，甚至有不惜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奉的。奉迎佛骨的活动，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他以《谏迎佛骨表》，上表劝谏，反对佞佛。“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所以应该取消奉迎佛骨，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同时韩愈还指出：不是说佛法有灵吗？可是历史上一些崇佛的王朝，结果都不好，寿命都不长。
韩愈面对皇帝亲自发动的奉迎佛法的举世热潮，头脑清醒，绝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并且态度鲜明，勇于批评，彰显自我，不惜溯流顶风。韩愈为此受到了唐宪宗贬职外放的处分，而他我自为我、表明己见的风骨，留下了历史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