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怎样成为带团队的高手

看曹操是怎么做“猎头”的

一个领导的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能够选对人才、用好人才。历代明君强人治国兴邦，都有贤臣良将的辅助，比如楚悼王之于吴起，秦孝公之于商鞅，齐桓公之于管仲，秦始皇之于李斯，刘备之于诸葛亮，以及李世民之于魏徵。但是在取人用人上形成明确思路和系统方法的，是曹操。

曹操自己就是人才招聘上最大的“猎头”，拜官者如荀彧、程昱、郭嘉、贾诩、刘晔、满宠、吕虔、毛阶、司马懿；拜将者如许褚、典韦、张辽、徐晃、曹洪、夏侯惇、张郃、夏侯渊、高览、乐进、于禁。这些都是史书留名的人物，不愧是一流团队，超豪华阵容。曹操甚至还想策反、招揽关羽和周瑜。在人才问题上，曹操是认真的，除了实事实办，他的指导思想在几次的“求贤令”中得以反映。

其一，“明达不拘，唯才所宜”。

这是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为成就大业，曹操曾先后几次求贤，而求贤的标准是有才而不必品行端正，“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他又列举伊尹、吴起、管仲、萧何、韩信、陈平等人，虽然“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却“卒能成王业，声著千载”。因此，“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只要有才，不仁不孝没有问题，这不免有点惊世骇俗，可是曹操却对此开宗明义。

曹操最厉害的高参郭嘉，就是他取人不拘一格的典型例子。郭嘉的计谋，在曹操灭吕布、败袁绍等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曹操和袁绍开打之前，曹操担心东吴的孙策让他腹背受敌，郭嘉却料定孙策必将死于匹夫之手，这使得曹操能够集中兵力对付袁绍——郭嘉绝对是未卜先知的神人。郭嘉几乎从未失算：史书说他“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曹操说他“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但是郭嘉有一处短板——生活作风问题。《三国志•郭嘉传》中说：“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曹营的御史中丞即纪律监察官陈群，以郭嘉的生活作风问题，对他进行弹劾。看来诸如贪财好色之类的问题，郭嘉一定不少，不然陈群不会多次举告。郭嘉对此毫不在乎。曹操挡下了郭嘉的问题，并且对他愈加倚重，“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这恰恰是曹操识人取人的重要思路，而犯有错误、留下辫子的人物，通常也更容易掌控，也会更加效力。郭嘉说曹操的用人是“唯才所宜，不问远近”。而对于陈群的办事严正，曹操也给予了表扬。郭嘉英年早逝，曹操在赤壁遭遇大败后，曾经叹道：“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其时荀彧留守后方，有说程昱对于火攻和黄盖的投降都有过警言，然而曹操未予采纳，结果曹军果败于黄盖的苦肉计以及火攻。

曹操取人不拘一格最具特点的，大概要算他惯于“招降纳叛”了。曹操的谋士战将，大多数不是起家时候的原班人马，而是从别家阵营，尤其是从敌方阵营挖过来的，从袁绍处投奔曹操的，就有荀彧、郭嘉、许攸、荀攸、陈琳、张郃、高览等等。对于弃袁投曹、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张良）”的荀彧，曹操除了理所应当地给予高薪之外，更重要的是马上给予了“别部司马”的高位，因为真英雄最渴望的是用武之地。如此推重荀彧，是曹操“招降纳叛”的模本化做法；同时在曹营之中没有亲疏之分、嫡系旁系，归顺者大都被因材使用，许多人成为重要骨干。于是乎，士为知己者用。在乱世期间，这样的取人方法直接吸引的是各路高人熟手，避免了人才培养、锻炼、考察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在短期内，造成了敌消我长的力量对比呈几何级转变。

曹操取人不拘一格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不计前嫌的尺度。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辱骂曹操为“赘阉遗丑”，是下贱的阉宦出身，这是曹操最忌讳的事情。除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苦于头痛，病发在床，卧读陈琳檄文，竟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袁绍兵败后，“只见刀斧手拥一人至，操视之，乃陈琳也。操谓之曰：‘汝前为本初（袁绍）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你骂我也算了，为什么骂到我祖上呢？陈琳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也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非但没杀，曹操还给了他个文官职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当时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

这样的人都能在曹操处得到优待重用，还有什么人不能呢？只要你有才。

其二，用人不疑。

曹操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曹军从袁营缴获了大量的文书信札，其中有不少是曹操大本营许都的官员和军队将领与袁绍的通信。这事情说严重了，是通敌背叛；说轻一点，是两头下注，脚踩两条船。毕竟当时，袁绍实力雄厚、兵强马壮，胜算看起来更高。“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要说曹操大度，不如说曹操睿智。如果按图索骥，搜杀相关者，那就有一大批有用的人才人头落地，以至全体惊悚，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曹操现在的做法，无疑令许多人在松了一口气之后，对主公心悦诚服。曹操此举，极大地收揽了人心，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再看袁绍那边的情况，谋士将领本来也是阵容强大，但是袁营内部的钩心斗角、倾轧陷害，就没有消停过。从袁营投奔曹操的诸多高人强将，有的是因为诋毁谗言而为袁绍所疑，有的是因为家人犯事而恐遭到牵连，有的是因袁绍指挥失当而至败绩很可能被问罪，于是才不得已而走人的。袁营内部这种谗毁掐架的风气，责任在领导，是袁绍为此提供了市场和空间。

当然，放任利用部属的不和争斗，常常是驾驭掌控部属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在征战攻伐、争夺天下的非常时期，用人不疑应该成为主导并且也是更为科学合理的用人方法。曹操的谋士程昱性子急，人缘差，直至弄到有人借机举报他谋反，但是曹操却全然看清其中的情势，非但没有对程昱生疑，反而对他愈加信任，这种做法的示范效应，就是极大地压缩了内部缠斗的空间，增强了团队的合力。事实上，曹操阵营很少内讧，也很少叛离。曹操所以能够成为三国期间的第一霸主，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袁绍再怎么“四世三公”、家大业大，输也是输在这里。

官渡之战之前，曹操率兵征讨刘备。袁绍的谋士田丰对袁绍说：“同您争夺天下的是曹操，现在攻击曹操的后方，一战可定。军队应时而动，现在就是时候！”袁绍却说儿子生病，不能组织军事行动。田丰用拐杖敲地：“咳，大事完了！本来的天赐良机，竟然因为小孩子生病丧失机会，可惜啊！”袁绍听到后很是恼怒。曹操打败刘备，袁绍这才发兵攻曹，田丰极力劝阻：“现在不能打了！”袁绍非但不听，还以田丰破坏军心将其下狱。曹操知道田丰不在袁军中，喜道：“袁绍必败。”袁军溃败，曹操叹道：“假使袁绍用田丰之计，胜败局面还不知会怎样呢。”袁军土崩瓦解之际，众军士捶胸而哭：“如果田丰在，何至于此！”狱吏对田丰说：“您这下要受到重用了。”这如果是在曹操这边，基本上是肯定的，曹操曾经多次因为失败而主动认错，并向部下道歉。然而此刻的田丰说：“袁公表面宽厚，内心却猜忌。如果他出师得胜，我或许可以得到赦免；现在打了败仗，他心中怨恨，猜忌就会发作，我就不指望活命了。”袁绍回来后说：“我没有采纳田丰的意见，被他耻笑。”于是杀了田丰。袁绍为此背负了永久的恶名，自己也离彻底败亡不远了。

其三，为我所用。

曹操用人不管是不拘一格还是用人不疑，最高原则都是“为我所用”。如果说曹操用人也讲德才兼备，那么这个“德”就是遵从忠诚，唯我是从，并且随着基业已定，这个原则愈加明确。谁要是违反这个原则，曹操是翻脸不认人的。因此而遭殃的人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咎由自取。杨修自恃聪明机灵，每每揭穿曹操的用意心机，是为不恭，终被曹操处死。许攸投奔曹操时，曹操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许攸献计说：“今孟德（曹操）既无援军，亦无粮草，岂非危急？现袁军的粮草屯于乌巢，并无重防，只须派军急袭乌巢，烧其粮草，不过数天，袁军必然败亡。”曹操从其计，大破袁军。但此后许攸自恃功高，得意忘形，出席会议直呼曹操小名：“阿瞒，没有我，你得不到冀州。”曹操表面上嬉笑，心里已成芥蒂。一次，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说：“这家人（曹家）没有我，进不得此门。”如此不敬犯上，许攸终被收押并被处死。

二、言辞不慎。崔琰曾为曹操屡献上策，待曹操势位已定，某人上表歌功颂德，崔琰则说：“随着时间变化，情况也会变的。”曹操知道后十分恼怒：“也会变”是啥意思？于是派人监视崔琰，可崔琰没有思过的意思，照旧人来客往。于是崔琰被杀。

曹操的性格本来既有大度的一面，也有忌刻多疑的一面。娄圭与朋友外出，见曹操父子出行的威势，朋友不胜赞慕，娄圭却说：“人生在世，功名要靠自己，怎么能光看别人呢？”有人将娄圭的言语报告曹操。这是要另起炉灶吗？曹操于是就把娄圭杀了。

三、离心离德。曹操的重视人才、礼贤下士，都是实用主义地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主目的服务的，然而一些“士”原本的政治理想和独立品格，渐渐与之发生了矛盾。孔融是天下名士，与曹操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格格不入，并且说话很重，常常冒犯曹操。因为孔融名重天下，曹操还容忍了他一段时间，然而最终还是指使人枉奏孔融“招合徒众”“谤讪朝廷”“欲图不轨”，并将孔融处死，株连全家。“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就是孔融希望八九岁的小儿得免时，儿子说的话。

在一些曹操认为的重大问题上，如有背忤，曹操也是不留情面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对大臣的最高礼遇）。荀彧却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此议惹怒了曹操，曹操当即给以颜色，荀彧因此忧虑而死。也有史书称，荀彧患病时，曹操赠送食物给荀彧，荀彧打开食器，见器中空无一物，明白其意，遂服毒自尽。

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大业做出贡献的人，到后来不得不通过退隐以求自保。程昱以“知足不辱”为由，乞求退休。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

史上“家族企业”接班小秘密

宋孝宗即位的第二个月，就为岳飞平反。岳飞是他父亲宋高宗赵构下诏杀害的，现在为岳飞翻案，却也是秉承了赵构的旨意。杀害岳飞，天人共愤，赵构将带着这历史的污名而去；而继位的宋孝宗，则可借此揽人心、立威信、开新局，这等于就是赵构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份特殊而又优质的政治遗产。

史上的一些新君，初登大位即对先帝的重臣予以裁夺，其事理明显却又内含玄机，耐人寻味。商鞅变法，再造秦国，但是在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即位不久，商鞅就遭杀害并被车裂。商鞅之死固然有一些必然因素：秦惠文王做太子时犯错，商鞅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劓刑，即割去鼻子。另一位老师公孙贾遭墨刑黥面。秦惠文王如今即位，岂有不报此仇之理？商鞅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新君为缓解、平衡关系，也要杀了商鞅——不过商鞅新法既行十年，保守势力其实已经不成气候，虽有文艺作品说秦惠文王主政三年后，甘龙、杜挚等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曾策动复辟，但是《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均未记载，不足为凭。

那么除了秦惠文王的报仇动机，以及不太具有说服力的传统势力的压力，商鞅之死又有着什么更具必然的，也就是政治的逻辑呢？

距当时史实最近的《战国策》中这样记载：“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这是真的假的？秦国传承500多年，到秦孝公已是第31代，怎么说转让就转让了？而且还是转让给一个入秦才10年的“外国人”？商鞅推辞不受，除了谦虚之外，他应该明白自己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商鞅的新法峻厉激进，以使秦国短期内富国强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招惹了太多的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史记》），如此之下，怎么服众？其实秦孝公也肯定知道商鞅虽有能力和权位，却不具备为君的条件；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征求商鞅的意见呢？这无非是要试探商鞅的想法。秦孝公这么问，表面上显示他认为商鞅有为君的资质，然而潜层次里是他可能感觉商鞅自己会认为具备担任国君的可能和条件。既然现在商鞅“辞不受”，那么，这种情况对于必定继位的秦惠文王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商鞅之法已经在大刀阔斧地推进后，行之十年，成为定法，形成制度，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执行，商鞅于此已不会造就更多的增量，也就是说，商鞅的存在对于秦惠文王已经并非必不可少。“制度比人强”，这是秦孝公给予儿子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其次，孝公出此语，表明的情况又是：19岁的秦惠文王可以被废黜，因为尚属稚嫩。然而与此同时，商鞅能力超强又十分强势。对于将他引进、委以重任、鼎力支持的秦孝公，商鞅当然服膺；可是他对于稚嫩的秦惠文王就很可能构成一种负面的压力，甚至构成不稳定、不可知的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没有了商鞅，对于秦惠文王以及未来的秦国又会怎么样呢？事情明摆着：情况会更好。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就浮现了。对于这一点，商鞅和秦惠文王未必会想到，而秦孝公却不会想不到。秦孝公在病重弥留之际，思量并介入了未来秦国政权的布局与商鞅的安排，关键是这样的布局安排究竟是什么？以及在传位交班中例行的人事安排和臣僚点评中，孝公又会怎样对儿子评说商鞅？

秦孝公崩、秦惠文王立的当年，就由那位公子虔出来举报商鞅谋反，这个罪名完全站不住脚甚至违反常理，这一切只是让人感觉到“安排”的痕迹很重。那么，在商鞅“必然”的命运轨迹中，有没有秦孝公的影子呢？值得思量。

在这一点上，清代和珅的命运，也有点殊途同归的意思。从当时的人事态势来看，和珅的人生结局，也是处在了预设的必然之中。

和珅精明强干，从一名草根侍卫擢升为朝中大员，深得乾隆的宠信。和珅的能力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理政处事十分干练，二是敛财聚财是一把好手，更为强项的是，他将“乾隆爷”服侍得十分周到。和珅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为乾隆奉献的一生，他既为乾隆办理政务，又陪乾隆找乐子，乾隆在世，于公于私都需要和珅。和珅一门心思为乾隆服务，并不志存高远，虽在高位，不结党羽，“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在这一点上他又很懂规矩很合上意。但是和珅却有一大人生败笔，就是变了态的贪赃枉法。乾隆去世后，和珅即被抄家，他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而乾隆年间朝廷每年的财税收入才只七千万两！

和珅跟随乾隆23年，除去当侍卫的几年，他能在20余年中大规模地贪贿囤积如此巨量的财富，必定吃相难看，因此在朝野声名狼藉。问题是，在“康乾盛世”中占有一半、颇能洞察世事的乾隆皇帝，对于和珅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20多年里竟然没有察觉？这是不太可能的。关键是乾隆需要和珅这么一个忠诚贴心的“全职”奴才。

然而乾隆再怎么长寿，终有交班的一天。那么和珅面对继位的嘉庆皇帝，又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况呢？

第一，和珅既然是乾隆的“一人之臣”，那么他对嘉庆就全然失去了价值。

第二，和珅已经成为朝野隐忍不发的众矢之的，如治其罪，将昭示新帝的开局新气象，政治上可大大得分。

第三，和珅囤积了巨量的财富，说白了，这就是乾隆让他给嘉庆积的钱。

对于这样的处境及其危机，和珅想不到，可是乾隆却应该早就想到。而和珅不除，对嘉庆开局不利。

于是，乾隆去世没几天，嘉庆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8天后即公布了和珅的20大罪状，15天时即被赐死，一切就是早已规划、按部就班而已。

那么在和珅命运的必然性上，乾隆、嘉庆爷俩会不会早有默契、暗示、约定，甚至授意呢？

在“事为来者虑”上做得更绝的，也许是汉景帝。

汉代自吕后乱政之后，外戚干政就始终是几代皇帝心头的阴影。汉景帝时，窦太后甚至提出景帝以后要把帝位传交给他的弟弟，也就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汉景帝病危期间为16岁的刘彻主持了“加冠礼”，然而继位的刘彻（汉武帝）将面临更大的外戚干政的压力，除了太皇太后窦氏，还有皇太后王氏。窦氏这一系的代表人物是太皇太后的侄子窦婴，王氏这一系的代表人物是皇太后的同母胞弟田蚡，窦婴和田蚡在汉武帝时先后担任宰相。

窦婴和田蚡有隙。田蚡奉王太后诏令娶妻，并宴请在京列侯。酒宴上，“窦党”灌夫醉酒后大骂田蚡，被拘禁、待治罪。窦婴要搭救灌夫，但是王太后强力插手，甚至以绝食要挟，于是灌夫罪名成立。为救灌夫，窦婴向汉武帝出示了景帝给他的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假如遇到不便困厄之事，你可随机将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窦婴希望能够借此增加话语力量。

按照汉廷规矩，皇帝诏书必定要在内府存留副本。汉武帝让人一查档案，却没有窦婴所持诏书的副本。于是窦婴被劾伪造诏书！这是百分之一百的死罪。

窦婴身为几朝大臣，难道不晓得遗诏需要对照副本吗？他这不是找死吗？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份遗诏呢？《史记》《汉书》都说有，而一些史家在排除了各种可能之后，认为这是汉景帝刻意安排的一个陷阱。那么景帝为什么要杀窦婴呢？

窦婴在景帝平叛七王之乱时出任大将军，协助周亚夫在平乱中立下大功，被封为魏其侯，赏黄金千斤。窦婴身为外戚，为人豪放不羁，景帝赏赐的黄金，他全都摆列在走廊穿堂，任由属下校尉酌量取用。然而对于景帝废太子刘荣，作为太子太傅即刘荣老师的窦婴竭力反对，并为此“罢工”；以后刘荣犯错被拘押，索要纸笔要给父亲写信，被景帝亲自指派的办案廷尉拒绝，窦婴以他特殊的身份探监并给刘荣拿去了纸笔。周亚夫为这事被逼死，景帝没有因此杀窦婴很可能只是碍于窦太后，所以只能以“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的理由，将其闲置。那么作为外戚重要人物的窦婴，对新太子刘彻以及以后的汉武帝会是什么态度以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可是景帝恐怕到最后都无法向刘彻谈及窦婴，因为武帝的祖母即太皇太后还在，搞不好事情反而会弄僵。如果景帝真要以此计杀窦婴，那么这就是要为武帝的当家执政清障，因为窦婴不是盏省油的灯——当年景帝宠信晁错，大臣对晁错的建言大多缄口，唯有窦婴敢于当廷反驳。

景帝在冷落了窦婴以后，却又在临终前给予他这样一份诏书，这不有点奇怪吗？如果这真是一个局，那么又怎么确定窦婴会入套呢？窦婴人脉广、好交友，还哥们义气爱出头，窦系与田系的争斗是可以预料的事，届时窦婴拿出先帝遗诏，也是大概率的事。如果确是早有预判，那汉景帝真是掐算如神了！事为来者虑，总是那么煞费苦心。

于是，“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就是在大街上被斩杀了。

刘邦、李世民的从长计议

刘邦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因为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与匈奴交战老吃败仗，刘邦对他不放心，韩王信担心因此被杀，便与匈奴联手攻汉，联军随即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

隔年刘邦亲自率军击败韩军，韩王信投奔匈奴。

秦朝末年，群雄鏖战中原，踞于北地的匈奴趁机坐大；楚汉相争，无暇北顾，匈奴的冒顿单于依仗兵强马壮，屡屡南下侵扰黄河流域，直接威胁到此后汉王朝在中国北部的统治。韩王信叛逃后，汉军与匈奴直接干上，汉军连战告捷，史记这一段的战事就是“破之”“又破之”“大破之”，而匈奴则是连战连溃。

是时“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刘邦派人侦察冒顿虚实。只见匈奴部众尽显老弱战马也多精瘦，数批侦察兵回来都说“可击”，唯独娄敬前去观察以后回来说：两国交兵，应该秀肌肉才是，哪有刻意示弱的，这里一定有名堂，我看不能打。刘邦听了大为恼怒，将娄敬拘禁起来说等凯旋回来再算账。实际上，刘邦因为汉军节节胜利，有了轻敌思想。

刘邦带领几千兵马突进到平城城东五公里处的白登山，旋即落入匈奴事先埋伏于此的精锐部队的包围；冒顿单于同时指挥数十万大军，截住了后面的汉军步兵。刘邦组织突围，几经攻战，没有成功。冒顿率领骑兵进行围攻，也未得逞。双方相持不下。

其时正值隆冬，刘邦及所率汉军被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史记》称，刘邦这时用陈平计，派人下山秘密求见冒顿的阏氏。

其时冒顿单于对新得的阏氏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在山下扎营，也经常和阏氏一起骑马进出，情深意笃。汉使依陈平吩咐乘雾下山，阏氏听说有汉使来见，就悄悄屏退左右，召见汉使。汉使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说是汉帝赠送的，另取出一幅图画，说是汉帝请阏氏转交给冒顿单于的。阏氏一见金银珠宝，满心喜欢，再打开图画，只见画上绘着一个绝色美女，“这是干什么用的”。汉使回答说：“汉帝被单于围困，愿意罢兵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送给您，再准备把国中的第一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军中，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阏氏微怒道：“这个用不着，拿走！”汉使走后，阏氏觉得，若两军还是这么僵持，汉帝就会把美女献给单于！于是，她回到后营，就对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阏氏又说：“汉帝被围七天，军中没有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再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麻烦了。”单于便在第二天传令把围兵撤走。

陈平命士兵分列两边，每人以强弩朝外搭两支利箭，然后于雾中慢慢撤出包围。“狼狈逃窜”到平城时，汉朝的援兵已到。其实令冒顿撤围的更大原因：一是与韩王信部约定了会师的日期，但他们的军队没有按时前来，冒顿怀疑有诈；二是汉军的大部援军已经近在咫尺。

刘邦得脱，主力其实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完全可以卷土重来，报复泄恨；可是刘邦在向娄敬道歉后，又接受了他的建议——从长计议。

一位英明的政治家做出决策，常常不是依恃好勇斗狠，有时候恰恰需要审时度势，采取妥协和解的政策。刘邦接受“从长计议”，与匈奴冒顿暂罢干戈，也正是情势所迫。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刘邦为策反项羽的部将，多允封王；但是坐上帝位以后，他开始对这些异姓王横竖不放心了，韩王信也是因为不信任刘邦而叛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越加防范猜忌，异姓王也就越加不安生。对于刘邦来说，这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果然此后数年里，臧荼、陈豨、彭越、英布、卢绾都相继谋反了，连韩信也是“被谋反”而给干掉的。至于什么民生凋敝、与民休息之类，显然只是穿凿附会、老生常谈的说辞而已。为了平叛，刘邦连年征战，何曾消停。

对匈奴从长计议，从而赢得时间、摆平内患、巩固政权，无疑是英明正确的。刘邦又再采纳娄敬建议，让女儿嫁与冒顿以为和亲，因吕后不答应，日夜哭泣，刘邦改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了冒顿单于，并派娄敬陪同前往，与匈奴订立议和联姻盟约，附以每年赠送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等等。自此，汉朝与匈奴约定以长城为界，两邦关系得到暂时的缓和。同时汉廷又移民十万到关中地区，以增强汉匈之间的区域性战略缓冲。

唐太宗李世民、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联结起来的是一幅和亲睦邻的盛世图景；可是在此之前，李世民与松赞干布也有过不打不相识，然后从长计议的先期故事。

大唐帝国建立以后，国势强盛。此时，松赞干布也已称雄雪域高原，定都逻娑（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他两次出使长安，提出要娶一位唐朝公主；当然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松赞干布并不仅仅只是想娶个汉族媳妇，而是想让唐帝国认同吐蕃的地位，但是这要求被唐太宗李世民拒绝。松赞干布认为这是与隋唐两朝都有和亲的鲜卑族吐谷浑国王从中使坏，便出兵击败吐谷浑，兵锋直逼松州（松潘），扬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完全是一副“抢亲”行径。松州都督韩威受命轻率出战，大败而归，松州眼看就要失陷，形势危急。

李世民遂于八月中旬，遣步骑五万击之，大败吐蕃二十万军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松赞干布大惧，仓皇逃回逻娑，然后派遣使者向唐朝廷谢罪，并再次请婚，有点不依不饶的架势，简直是爱死了唐公主。

权衡之下，唐太宗没有恃强任性，而是采取了绥靖安抚的政策，他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的和亲请求，同意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唐太宗李世民的从长计议：一是吐蕃对唐朝威胁不大，松赞干布无非就是想娶个唐朝公主，唐军一战而胜，让吐蕃臣服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二是唐朝的心腹之患以及李世民的主要军事目标，是在东北方向兴兵作乱的高句丽，唐皇朝需要避免两线作战。不然的话，唐皇朝就需要在西线集结重兵防止吐蕃东侵，那么就没办法集中力量东征高句丽。

于是文成公主在专使及众侍从的陪同下，踏上了漫漫的唐蕃古道。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亲自率军远行至柏海（现在的玛多县境）迎候。在离黄河源头不太远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畔，松赞干布建起“柏海行馆”。

文成公主行至玉树时，拿出父皇给她的谷物种子和菜籽与工匠一起向玉树人传授种植的方法和磨面、酿酒等技术。玉树人非常感激文成公主，当地的藏民把她的足迹和相貌都刻在石头上，年年膜拜。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以后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松赞干布非常喜欢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专门为公主修筑了布达拉宫。

和亲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一般多是在国势紧蹙之际对异族国度做出的和解求全之策。但是文成公主的入藏则有所不同。当时唐朝国势强盛，并且是在战胜吐蕃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反而答应了松赞干布之请，同意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这正是李世民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的英明决策，彰显了一位杰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气概和水平。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中原与吐蕃之间一直和睦相处。此后200多年间，很少发生战事，使臣和商人频繁往来。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中原文化，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唐朝也不断派出各类工匠到吐蕃传授各种技术。

李世民：你以为你是谁？

只要上面有老天、有父母、有领导，那么“你以为你是谁”这句话，对所有的人就都是适用的警训。身在江湖，要知天高地厚，人情世故；职场官场，最忌嘚瑟张狂，趾高气扬。一句损话“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恃才傲物，得意忘形；二是居功自傲，忘乎所以。

三国时候的祢衡颇具文采和辩才，但性格刚直傲气，喜欢指摘时事、轻慢他人。他二十岁时到许都游学，许多贤能的书生谋士也都来到这里。有人问祢衡：“怎么不去投奔陈群、司马朗？”祢衡回答：“我怎么能和杀猪卖肉的人结交呢！”又有人问他：“荀彧、赵融怎么样？”祢衡以荀彧长得帅、赵融肚子大，便说：“可以借荀彧的脸去吊丧，可以让赵融去管理厨房。”如此嘴炮恶言、贬低他人，就是因为他要表示自己的才情高于别人。而当时三国争雄，英雄名士辈出，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就是会些诗文，就这般狂妄自大，可见也是浅薄而已。即以诗文而言，学无止境，你祢衡真就这么牛了吗？越是学问高深的大家，往往越是大智若愚，这不是要你谦虚低调，而是你本来就不够份。

曹操召见，祢衡推脱一阵终究前去。曹操听说祢衡擅长击鼓，于是就大宴宾客，检阅鼓史包括祢衡的鼓曲。各位鼓史都要换上专门服装，轮到祢衡上场，他径直来到曹操面前，官员喝令换衣，祢衡干脆脱掉所有衣服，赤身裸体，再慢慢换衣，他演奏《渔阳》鼓曲，倒是不错。曹操笑着说：“本想羞辱他一下，没想反被他羞辱了。”祢衡再次拜见曹操，手里拿着三尺长的大杖，坐在大营门口用大杖捶着地大骂曹操。京剧《击鼓骂曹》说的就是这事。曹操不担诛杀名士之名，让他去了刘表处。

按说祢衡目空一切，自当放浪江湖，又何必去依附权贵？祢衡却还是去了刘表那里，刘表对他十分礼遇。一次，祢衡将刘表与几个文人草拟的一份奏章视为垃圾，撕了扔在地上。他另起炉灶，即刻写成奏章，言辞语义确实可观。然而祢衡就是一个“杠精”，此后又数番侮辱、轻慢刘表，刘表难以容忍，刘表部下都欲杀之，但是刘表没上曹操的当，把祢衡送到黄祖那里，祢衡又去了。

黄祖开始也能善待祢衡，让他做些文书工作。黄祖的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一次宴请宾客，有人送来一只鹦鹉，黄射当即让祢衡就鹦鹉作赋一篇，以此让嘉宾高兴高兴。其实这时候的祢衡也就是权贵的弄臣而已。祢衡提笔就写，一蹴而就，文辞色彩堪称华美。这番显摆之后，黄祖问他对当下才学之士的评价，祢衡与孔融和杨修交情尚好，便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其他皆平庸之辈，不值一提。”黄祖又问：“那你看我如何？”祢衡说：“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你不过是庙里的泥胎菩萨，还不会显灵。黄祖毫不客气，杀了祢衡。祢衡死时二十六岁。曹操得知祢衡被杀后哈哈大笑：“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祢衡喜逞口舌之快，每每出言不逊，虽然腹有诗文，却没有学会做人。但是祢衡之狂，毕竟还有才学，而如果碰到现如今那些读过几本书也写过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得，谬托知己，到处招摇，装腔作势，夸夸其谈，一副酸样的“名人学者”，更是只能让人大倒胃口了。

至于居功自傲、忘乎所以而错估情势的，先看看那位北魏第一谋臣崔浩。南北朝时，鲜卑族的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为弘扬光辉历程，令邓渊编修国史，但这邓渊不识上意、不善曲笔，对鲜卑“旧恶”多有记述，拓跋珪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杀了。拓跋珪的孙子拓跋焘统一了中国北方，盛世修史，让崔浩任总撰稿，再修国史。崔浩的身份地位就非同一般了，他在任拓跋珪秘书时，勤勉谨慎，拓跋珪胡乱杀人，他却安然无恙。此后任明武帝拓跋嗣的“帝师”，当时东晋被刘裕篡政后称为刘宋，刘宋打算进军关中，需要假道北魏。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满朝大臣群起反对，只有崔浩说不宜出兵阻挡，不如借道于刘裕，纵其入关，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堵其归路，可以一举两得。拓跋嗣不听，出兵迎敌，遭到惨败，后悔不迭，恨未用崔浩之计。太武帝拓跋焘时，南面的刘宋虎视眈眈，北面的游牧部族柔然蠢蠢欲动，公卿大臣全都主张全力对付刘宋，只有崔浩说刘宋目前不足为虑，应该先剿灭柔然以解后顾之忧。此后的形势果如崔浩所料。总之，崔浩每常料事如神，谋事精准，拓跋焘对之恩宠有加，他曾对众公卿大臣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实施”；又对归附的众多部族酋长说“别看他不能弯弓挥刀，我百万军旅都归他指挥”。崔浩入宫可径入拓跋焘的卧室，拓跋焘也随时会去到崔浩家里；而崔浩自恃才略及拓跋焘的宠任，“专制朝权”。

崔浩在受命担任北魏《国史》总撰稿后，向拓跋焘请示操作原则，拓跋焘指示“务从实录”。可是怎么理解执行君主这样的旨意，这你应该懂的。但是精明一世的崔浩这次却不知哪根筋搭错，没有吸取邓渊的教训，犯了“秉笔直书”的毛病。他是要打造《春秋》似的文化工程，还是要成就自己的千秋功业呢？然而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判断失误。于是鲜卑祖上弑君、乱伦、虐杀等各种糗事，30卷的《国史》中都有记述。要知道，鲜卑族也在发展进步，诸如父死子娶其后母、兄死弟娶其嫂的传统习俗，已经刻意回避、不愿提起，崔浩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特别是鲜卑自称是黄帝后裔，崔浩却不知依据了什么，称鲜卑是500多年前西汉降将李陵娶匈奴女子后繁衍生息的后代，这就严重降低了鲜卑人的规格身价。这样的撰述竟然还不经送审，直接就刻上了石碑。原来太武帝拓跋焘肯定是要以“撰写”光辉历史作为正面教材的，不想崔浩却整出各种“黑恶材料”的史事，这个错误就致命了，于是崔浩直接被杀。有说崔浩被杀还有压制汉人士族的原因，但是除了崔浩本人，他还被诛灭了九族，这显然还是因为他的“暴扬国恶”，令拓跋焘气急败坏。而这“国史之狱”的祸事，一多半就是出在崔浩因为位高权重而忘乎所以上。

再说大名鼎鼎的尉迟恭，唐太宗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当年陪同李世民打猎时遭遇敌部，对方骁将带领骑兵直奔李世民而来，尉迟恭策马冲上前去，大吼一声，一枪把那骁将挑落马下，掩护李世民杀出包围。在李世民与当朝太子李建成斗法争权时，尉迟恭竭力鼓动李世民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自己却跌落马下，齐王李元吉夺下了他的弓箭要勒死他，危在旦夕时，尉迟恭赶到，一箭射死了李元吉。此外，尉迟恭还有许多重大战绩军功。李世民坐上大位后，授尉迟恭右武侯大将军，赐予吴国公爵位，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一起实封一千三百户。中国民间多有张贴门神的传统，两位武门神一为秦琼，另一个就是尉迟恭。可是当年尉迟恭功成名就以后，负功自傲，老子天下第一，看谁都不顺眼，总喜欢找别人的碴，跟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过不去，因此被发往外地任职。

一次尉迟恭回京，唐太宗李世民宴请各位大臣，尉迟恭去时见有人坐在了自己的上座，便发怒道：“你有何功德，竟敢坐我的上座！”其时坐在下座的任城王李道宗过来劝解，尉迟恭竟然挥拳就打，他铁匠出身，武艺高强，这一拳过去，身为唐朝宗室并且战功赫赫的李道宗猝不及防，一只眼睛几乎被打瞎。李世民顿时怒形于色，愤而罢宴，他接着对尉迟恭说的话就威猛了：“每当我读到汉高祖诛灭功臣的时候，心里常常为之忧戚，所以我很想与各位公卿大臣共同享有富贵，并且福泽子孙。但是看到你身居官位却屡屡违禁犯法，才知道韩信、彭越被碎尸剁成肉酱，并不是汉高祖的错。”事实上，在不少君主常以刀锯刑戮而威治臣下时，李世民和赵匡胤倒是很少诛杀大臣，而是以威望和人格魅力来慑服群臣的。接下来李世民就对尉迟恭说得更加透彻了：“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对于功臣的封赏抬举，当然首先是根据他们的功绩，但是说到底，这也是君主的政治操作；功臣如果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张狂过头，那么抹去你的功绩甚至罗织你的罪名，同样也是政治需要。所以尉迟恭你就好自为之，不要到时候后悔。听到李世民这么说话，尉迟恭肯定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开始自我检点。

可惜李世民的这段话，没有作为后世的官员必读，以至每每有官员因有恃无恐而铸下大错；而他们所“恃”的，就是他们曾经的功劳。你工作做出了成绩，得到表扬嘉奖，固是理所当然；然而需要谨记的是，如果没有领导给你提供平台，没有同事的协助帮忙，你赤手空拳、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什么功绩。如果你立功受奖就忘乎所以，那么麻烦随即就到了。

宋真宗时，辽国出动大军进犯边境，形势危急。宰相寇准极力主战，先鼓动真宗去前线慰问将士激励士气，再严整军备，辽军没有占到便宜；而辽军主将在视察前沿时，又被宋军强弩狙击射死，辽军军心浮动。这种情况，促成了谈判的契机。那么谁去呢？大臣们都比较“慎重”，毕竟这责任太大，风险也太大，是个烫手山芋。于是大臣就推荐了一个中层干部曹利用，曹利用当仁不让，毕竟他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再说人生就在于一搏嘛。去谈判之前，真宗给他提了官阶，曹利用则请准了谈判的底线：土地不给，要钱至多一年一百万两。曹利用道：“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随后寇准又对曹利用说：“虽有旨许一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曹利用去辽营，咬死了朝廷给的价码，“禀命专对，有死而已”，不然只能战场上见分晓了。就这样，谈判居然成了，著名的“澶渊之盟”就此签立。宋真宗大喜过望：封赏！擢升！可是曹利用成了明星功臣以后，就开始牛气烘烘神抖抖飘飘然起来了。

一次寇准敬酒敬到曹利用这儿，曹利用实在跩得很，就是不喝，寇准脸上就挂不住了：“你不过一介匹夫，竟然不给我面子？”曹利用回道：“我是朝廷大臣，你宰相骂我匹夫，明天到皇帝那儿论理去！”

在一次仪典上，官员依官阶高低拜见皇帝，曹利用却与宰相王曾较起劲来，估计他心里是说，若不是我“捐躯以入不测之虏”，哪里有你的太平宰相做？阁门惶恐不知所措，最后只好让两人一起进门觐见。宰相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在朝中“以勋旧自居”而得罪人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以至“左右多怨”。

宋真宗去世，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太后召曹利用问事，曹利用过去从来都是直通真宗的，现在却要向他老婆汇报工作了。觐见时，他竟用手指去弹弄那垂帘上的珠子，事涉大不敬，他却不以为意。有人将此告诉太后，太后说：“知道了。”

宋仁宗邀诸大臣钓鱼，那时有两条规矩：一是要皇帝钓上鱼了，大臣才能起竿；二是皇帝专用红线鱼抄，大臣用白线鱼抄。皇帝钓到鱼后，曹利用也钓到了鱼，然后，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皇帝专属的鱼抄去网鱼，有同行大臣断言：“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

也是活该曹利用倒霉，他的侄子在地方上当官，一次小子酒喝多了，身披黄衣，叫手下喊他万岁，只此一条，侄子被杖毙，曹利用被刘太后一贬再贬赶出京城，去外地赴任时太后还派了内侍随行押送，内侍一路羞辱威逼，曹利用终于在路上自杀身亡。曹利用为官本来不错，是个有担当有能力的好官，只因为居功自傲，最终落得这般下场，实在可叹。

有的时候，功劳很大的时候，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居功自傲、得意忘形，以至不可一世，忘记了领导、君主之下“你以为你是谁的”的诫惕。有一个因此而在三年时间里，从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到九十二条重罪以至家破人亡的，就是康熙、雍正的两朝重臣年庚尧。年庚尧治理四川，平定新疆准噶尔和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雍正元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甚至在谕旨里说：“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疼你，才能对得起天地神明。”年庚尧遂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承袭，其父也被封为一等公。年羹尧历任四川巡抚，陕甘总督，兼理云南事务。对于年羹尧的功绩，雍正说：“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赐赏给年羹尧的，除一般的金银财宝，还有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马褂、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一次赐予其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无以复加，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

可是还没到两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年羹尧已经不能为雍正所容忍了。年羹尧赴京途中，令直隶总督、陕西巡抚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王公以下的官员到郊外跪接，年羹尧自恃功高，牛得不行，坐在马上经过，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王公大臣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这摆谱也就摆得没了章法。更有甚者，他面见雍正时，“御前箕（叉开腿）坐，无人臣礼”；雍正奖赏军功，整治皇八子胤禩集团，京中传言这都是雍正听从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与之“配套”的事情还有很多：年羹尧擅作威福、骄横跋扈，他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他却擅称“令谕”，真把自己当成了二皇帝；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将他们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上谕所到之地，官员必须迎诏，跪请圣安，但雍正的上谕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他觉得他可以例外；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自己出资刻印的一部书，雍正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年羹尧自己已拟好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此外，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要优先录用，号称“年选”，甚至他的家奴都分别担任了要职，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权力集团。

雍正视察年羹尧的大营，将士整装列队迎候，雍正令“卸甲”，将士们一动不动，年羹尧得意地说他的军队：“只知有军令，不知有皇上。”然后道，“那就卸甲吧。”众将士这才听令而动，这是在跟皇上嘚瑟个什么劲呢！要知道如此忘乎所以，是犯了大忌！以至于雍正憋气回到后宫，对年羹尧的妹妹年妃接连说道：“卸甲！卸甲！卸甲！”皇上晚上要妃子侍寝照例有个“翻牌子”的议程，年羹尧在晚上竟然也要搞个“翻牌子”的戏码……

年羹尧终于接到雍正一道新的谕旨，内容语气与以前大相径庭：“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既然你搞不清楚自己是谁，那主子皇上就要来帮你搞搞清楚了。年羹尧迅速从总督一等公之类，发落至小城看守城门。随后年羹尧被押至北京会审，给他开列的大罪有九十二条，雍正说，这九十二条中适合极刑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过去有功，特此开恩，赐其狱中自裁。九十二条大罪，雍正你早干什么去了呢？这就说不清楚了。

《清史稿》中说年羹尧“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那么这“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为你是谁”。

突破你理解的“外来户吃香”

职场上的外来户，就是非本地、非原单位的人员。外来户在升职、任用上常常比较抢眼，这是职场、官场的常见现象。那么，是管事的领导偏心吗？可是就算一个领导偏心，也不能许多领导都这么偏心吧？那么，为什么外来户吃香呢？

第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人往高处走，这是人的天性本愿。可是这也不是一厢情愿、乱走瞎闯就能够遂愿的事情。你愿意往高处走，高处愿意待见你吗？因此，人往高处走，自己要优秀。外来户要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学业、才干上，多加努力，发愤图强，以期脱颖而出。

外来户在古代，就是客卿，而他们能够吃香，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战国时期的吴起就是一位客卿。之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赏识吴起的悟性，遂授予吴起《法经》。吴起又先后师从曾参的儿子曾申和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子夏，因而从不同学派中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吴起不仅“学历”高，而且具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他到魏国任主将，率军与秦国连续交战，攻城略地，没有败绩，打得秦军找不着北。吴起首创了职业、重装的“武卒制”；“吴起与秦战，舍不平拢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在与秦军作战时，有时夜晚他就睡在不平整的田地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以与士兵同甘共苦。秦国出兵五十万以决战翻本，吴起率五万军队大败秦军。李悝称吴起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

一般客卿外来户的才干，也就系于一端，但是吴起不一样，他是一位全才，非但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吴起与魏武侯乘舟从黄河顺流而下，魏武侯看着两岸的峻岭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随即引经据典，然后说道：“国家的强大，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政权的稳固也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如果君主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吴起到楚国以后，楚悼王让他当令尹（宰相），进行当务之急的变法。吴起即以敏锐的思路和超强的执行力，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主要措施是：“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让一些旧贵族迁“广虚之地”，以开发土地；“选贤用能”，为选拔人才；“明法审令”，强调效率与公平。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史记》记载，变法使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诸侯中的强国。

客卿外来户的作用和重要性，诚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所说：“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李斯言之凿凿地说了那么多，而他自己以行动诠释的正是作为客卿的“概念流程”：人往高处走，自己要优秀。

初时，李斯在厕所里看见老鼠遇到人或狗，就赶快逃走；但在米仓里看到的老鼠，吃得又大又肥，也不受人或狗的惊扰。由此他感叹：人有没有作为，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然而你要选择环境，又得凭真本事。于是，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拜荀卿为师，学习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毛泽东在1964年一次接见外宾时说道：“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学成以后，原籍楚国的李斯觉得楚王和六国都不足于成事，于是选择了投奔秦国。

到秦国后，李斯向秦王嬴政分析天下大势，建言灭诸侯成帝业。秦王采纳他的计谋，遣人持金玉游说六国，离间各国君臣。李斯在秦灭六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秦国统一天下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离不开李斯，他的政治主张直接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基本格局。

李斯的政治才干不同凡响，并且他的文章比如《谏逐客书》以及他的书法也都出类拔萃，鲁迅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而这样的李斯，既彰显了客卿的要义，也成就了非凡的功名。

第二，外来户更为效力和效忠。

外来户没有根基，没有关系，没有荫庇，没有拼爹、打招呼、通路子、求照顾的门道。有一部苏联的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就叙述了这样的情形，它的主题很明确：外来户要立足生存，只有靠你自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以后就成了一个相关释义的专有词汇。

外来户去到新的地方新的单位，初初会觉得少了点人情味；然而作为你选择的“高处”，它又常常会有一个优点，就是相信并欣赏你的能力。所以外来户为此就需要努力打拼、积极工作、付出更多，因此也就经常能够业绩出众。这些客卿外来户的奋发作为，首先当然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功名；而志存高远的境界，则会是为了集体的功业、君主的江山，乃至是社稷苍生。

在内因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外来户出人头地的外因条件，就是领导的赏识和器重。因此就像范雎说秦昭襄王、商鞅说秦孝公、李斯说秦王嬴政，客卿外来户的首要目标，就是进入领导的视野。而一旦上位以后，领导或君主就是他们的所有依靠，就是他们冀望建功立业的贵人恩主；也因此，他们对于领导和君主，没有抵触和牢骚的资本，更不会有萌生二心的机会和实力。更何况，他们所有的行为举动，经常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在那儿盯着。所以当秦孝公临终前试探性地表示要让王位于商鞅时，商鞅明智地予以拒绝了——他本事再大，也没有为王的社会基础。因此外来户客卿能有的就是服从、紧跟和效忠，就是“士为知己者所用”；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为了达到目的而极尽钻营、巴结、奉承的人物，不过这终究只是少数。而领导和君主，又怎么可能不喜欢那些既尽力又尽忠的外来户“员工”呢？

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在汉廷养马时被汉武帝发现，以后成为武帝、昭帝的股肱之臣。金日磾谨慎稳重，几十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侍奉汉武帝，从来没有过失。特别是在一位军官身怀利刃半夜潜入皇宫准备行刺武帝时，始终警觉的金日磾赤手空拳就扑了上去，让汉武帝躲过了一劫。

东晋时的王猛家景贫寒，曾以贩卖畚箕为业。王猛偶遇白首老翁的传说，很像当年张良于下邳桥遇到黄石公的故事。《晋书》说王猛“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有人邀王猛出仕，王猛看不上，跑掉了，“遂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当时桓温权倾一时，他召见王猛，委以高官，王猛认为桓温并非明主，也未应允。直到王猛以一个汉人外来户的身份遇到了前秦氐族的宣昭帝苻坚，才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的“高处”。王猛以自己的胆识才干，殚精竭虑，竭诚付出，积极作为，很快成为苻坚主要的谋臣，官至丞相。苻坚让他裁夺一切内外军政之事，并十分感激地对他说：“您日夜操劳，忧勤万机，我就像周文王得到了姜太公，可以优哉游哉享清福啦！”王猛在政治上压制权贵，整肃吏治，强化中央集权；在军事上统兵消灭前燕，为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在经济上劝课农桑，开放山泽，兴修水利，改进耕作。王猛理政期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拔幽滞，勤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伐无不克，秦国大治”。作家柏杨说：“王猛是中国成功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在他之前有诸葛亮，在他之后有王安石，诸葛亮欠缺军事上的成就，王安石欠缺坚强的支持力量，所以王猛得以独展长才，把一团乱糟糟的流氓地痞、土豪恶霸，硬是凝结成金钢，不但国泰，而且民安。距今虽已一千余年，但仍使我们对于那个辉煌的时代，怦然心动。可惜王猛早逝，假使上苍延长他十年二十年寿命，他带给社会的政治轨道，会更巩固。”

也许是太过给力，王猛积劳成疾，终于在五十二岁时病倒。弥留之际，王猛仍然秉持一腔忠诚，对苻坚说的都是为君为国的公事，特别是他的告诫：“晋朝虽然僻处江南，但为华夏正统，而且上下安和。臣死之后，陛下千万不可图灭晋朝。鲜卑、西羌虽然降伏，却是我国的世仇宿敌，迟早要成为祸害，应逐渐铲除他们，以利于国家。”

康熙对此说道：“王猛之事秦，竭忠尽智，至于临殁之时，犹惓惓以善作善成，望秦王追踪前圣，宜其主眷优隆，为人臣所当勉也。”

然而八年后苻坚辜负了王猛的忠言，举兵南侵，果然在淝水之战中遭遇惨败，前秦由此衰落，此后苻坚经常痛悔自己没有记取王猛的遗言，但已悔之晚矣。

第三，外来户有助于优化权力结构。

外来户吃香，直接搅动的就是老员工老同志、宗室权贵的奶酪，但是这对于领导的择优汰劣、形成竞争机制以调动多方积极性，以至君主对于权力制衡、君权独尊，都是大有裨益的。

吴起入魏，才干功绩夺人眼球，也因此改变了原本的权力格局，威胁到了相国公叔痤的权位，公叔痤遂以阴招逼使吴起走人。吴起入楚为相，又颠覆了原本的权力结构，他的变法首先针对权贵豪门，消减他们的职位待遇以资强军，严格法纪以消弭官宦特权，强令贵族迁往僻壤以开发土地，可谓招招见骨。所以楚悼王刚死，尸体还停放在大殿里，贵族们就迫不及待地对吴起动手了。楚国的变法彰显了吴起的能力，却真正于楚国与国君有利。吴起执政时看起来指哪打哪，实际上他所具有的只是执行权，而新旧权势的两方抵拒，使真正的大权集中到了楚悼王手里。

商鞅入秦，被秦孝公任为“左庶长”，这是一个非王族而领政的官职，且是让一个外来户担任，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权位安排；而商鞅变法必然地遭到了元老旧臣的反对，秦孝公让两方公开辩论，甘龙、杜挚等人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有秦孝公撑腰，商鞅在思想主张，特别是在职权上压制了旧权贵，司马迁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然而秦孝公死后，商鞅死于非命，其中自然有保守势力的推动。

委客卿外来户以重要职权，既可利国兴邦，又能以新旧两派权势的相互对峙、相互制衡，避免一方独大、尾大不掉，以至反客为主，其于领导、君主，何乐而不为？所以“外来户吃香”的题目，又完全可以改为“高明的领导善用外来户”，或者就是“明君用客卿”。

而外来户客卿与本土员工及宗亲权贵因为利益基础不同，因而形成矛盾冲突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秦宗室大臣皆言于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而这样的情形恰可为领导和君主所用。

这种新旧派系的对抗，甚至在范雎潜往秦国的半途中就已经展开。范雎的车子远远遇到了穰侯魏冉的车队。范雎连忙下车躲避，他知道，相国魏冉很排斥客卿。魏冉果然询问并搜查了车子，“我最讨厌外来的说客，这号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数年后范雎在完全得到秦昭襄王信任的时候，终于开始向以魏冉为代表的宗亲权贵集团开战。他对秦王说：过去我“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而君权独尊、兴利除害、掌握生杀予夺的才是名副其实的王。如今太后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出使国外从不报告，华阳君、泾阳君惩处断罚恣意妄为，高陵君任免官吏自己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范雎接着又列举了历史上多个惊心动魄的臣弑其君的例子，“主不觉悟，故失其国”。而秦国现在的情况是，从小吏到高官，再到大王的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的人。我看到大王在朝廷孤单一人，暗自替您害怕，“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这番说辞让秦昭襄王出了一身冷汗，他当机立断，让太后赋闲，收回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也全部迁出都城。随后秦昭襄王任范雎为相，秦国的权力格局为之一新，而秦昭襄王就此将国家的根本大权握到自己手里，并以范雎的进言，除掉了敢于对己不敬的穰侯集团的重要成员大将白起，最终成为一代雄主。

王猛来到前秦，曾建议苻坚加强王权，抑制氐族权贵势力，这样才能政令统一，上下步调一致，外可御敌，内可安民，国家才能昌盛发展。苻坚觉得王猛言之有理，而且正合自己心愿。可是王猛这个汉人外来户在三十六岁那年接连擢升五级，以后竟成为百官之首，内政外交一把抓，“权倾内外”，这让氐族的权贵王族十分忌恨，忍无可忍。氐族豪门出身的樊世，当年跟从苻坚的哥哥景明帝苻健进入关中打天下，立下大功，封姑臧侯。自从王猛来后，眼看着前秦朝廷官制的尊卑高下发生改变，樊世不买账了，他带头跳出来，公然藐视王猛，“数与之争论，欲当庭折辱之”。一次他嚷嚷道：“我们这些人，曾与先帝出生入死，共兴大业，却不得参与机密。你无汗马之劳，凭什么专管大事？这不是我们种下庄稼而你来白拣粮食吗！”王猛虽然日理万机，但却不得不匀出时间和精力与权贵势力做坚决的斗争，他冷笑道：“不光是你种我收，还要让你做好饭端给我吃呢！”樊世跺着脚咆哮：“姓王的，迟早必叫你头悬长安城门，否则我不活在人世！”樊世这不只是气话，他实际是道出了权力重新分配后许多人期待的一种结果，樊世挑战王猛，只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爆破点。

然而对于苻坚来说，王猛是他所要倚重的，而权力格局的变化及优化，更是他所需要的。他得知樊世发难的事情以后，十分明确地说：“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群臣方能整肃。”

第二天，樊世上朝言事，苻坚说：“我听说杨璧这个人才貌双全，想选他来配公主，你看怎么样？”樊世一听勃然大怒，苻坚明摆着是要羞辱他，因为杨璧已是他的“毛脚”女婿。于是樊世说：“杨璧是我早已选定的女婿，而且早有婚约在先，陛下怎么可以让他来上配公主呢？”

这时候王猛在一旁插话道：“陛下身为帝王，自古以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难道樊将军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吗？现在你竟敢与陛下争婚，这岂不是天下有两个天子了吗？哪里还有上下之分呢？”樊世见王猛如此讲话，火冒万丈，从座位上冲过来拔拳就打，左右大臣急忙上前拦住。樊世随即破口大骂，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苻坚一怒之下，命令将樊世推出斩首。杀樊世以儆效尤，就是为了推进巩固新的权力格局。

太后的弟弟也就是苻坚的舅舅强德酗酒闹事、强抢民女和财物，众官吏谁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王猛却立刻下令逮捕，一面向苻坚报告，一面开刀问斩。等到苻坚派人持赦书飞马赶到时，强德已经“陈尸于市”。紧接着，王猛又与御史中丞全面彻查害民乱政的公卿大夫，无所顾忌，一举干掉了横行不法的二十多名权贵人物。于是，百僚震慑，豪门屏气。此刻苻坚对于王猛的做法不由赞叹道：“直到今日我才知道天下是有法纪的，天子是尊贵的！”而这法纪既是用于治理天下，也是用来整治嚣张跋扈的皇亲国戚的，这对于优化国家的权力结构，加强君权，大有裨益。

识别你身边韬光养晦的同事

所有在事业功名场上打拼的人，都有可能在发展途中遭遇人为的阻碍，也常会采取能屈能伸、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图获得有利的转机，就算是皇帝老子比如汉宣帝，在权臣政治的挤压扭曲下，也演绎了委曲求全、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超级戏码。

汉宣帝的爷爷刘据曾经是汉武帝十分喜爱、悉心培养的太子，性格宽厚，处事开明。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了60多岁的时候，开始犯糊涂。他变得多疑起来，总觉得有人要用巫蛊之术，即以制作木偶再用针刺诅咒的方法来加害于他。当时受命负责侦办“巫蛊案”的是心术不正的武帝宠臣江充，他借此罗织罪名、广设牢狱、戕害无辜。太子刘据素与江充有隙，现在对其愈加憎恶。江充明白，一旦太子继位，自己就难逃杀身之祸。于是江充诬称太子在宫中巫蛊作祟。刘据在情急与愤怒之下，杀了江充，又将江充手下的巫师烧死在上林苑中。如此作为，形同造反。太子悬梁自尽，太子一门除一襁褓中的孙儿被投入死牢，其余皆被诛杀。这个婴儿也差点被杀，在使臣和狱吏僵持了许久之后，汉武帝说“算了吧”。这个婴儿也就是武帝的曾孙就这样活了下来，以后流落民间，为一小官吏招之为婿，在乡间耕耘放牛、读书教书。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21岁去世，没有子嗣，皇位本可由汉武帝仅剩的另一个儿子继承，但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执意立汉武帝的一个孙子，19岁的刘贺为帝。可是史书称这刘贺继位后荒淫无度、危及社稷，在位27天就被霍光废了。刘贺的行为不端可能不假，但我认为他被废黜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刘贺虽然年轻，被立为皇帝后，却也不愿乖乖听从霍光摆布，竟然一下子从自己的领地带了200多号官员进京，这对霍光等权臣构成了威胁。当霍光提出废掉刘贺时，“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刘贺表示要说几句话，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绶”，大声吼道：“皇太后诏废，安得称天子！”

皇位空缺，这下人们想到了口碑很好、冤屈而死的刘据的孙子，他因少儿时多灾多病，名字就叫刘病已。经霍光拍板，刘病已即从乡舍直入皇宫。

汉宣帝即位后不久，霍光表示要归政于皇帝。汉宣帝血统纯正，身份低微，却从小受教读书，是个有主见、有想法的聪明人，他审时度势，没有接受，朝廷事务仍由霍光决策再禀报皇帝。汉宣帝对霍光十分信赖，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嘛。可是在与霍光同车时他又总是觉得“若有芒刺在背”，同时他在霍光面前始终十分低调甚至谦卑，“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己甚”。韬光养晦，这对汉宣帝来说是必须做的。

但是在册封皇后的事情上，汉宣帝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就是立自己的“糟糠之妻”许平君为皇后，而霍光和他老婆霍显一门心思是要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做皇后。软磨硬泡的结果，汉宣帝这回总算做了一回主。但是霍显不肯善罢甘休，她在皇后分娩之际，竟然派人毒杀了皇后。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对于这事，汉宣帝心知肚明，他悲从中来，既是为心爱的妻子，也是为自己。但是他忍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他只能装糊涂，继续韬光养晦，不动声色。

接着，满朝文武在霍光、霍显的撺掇下，一起起哄，要汉宣帝娶了霍成君，并册封其为皇后。汉宣帝内心的抵触、仇恨可想而知，可是他明白，现时他仍然只能低调忍让，因此他违心地接受了这件事。而成为皇后她爹、皇帝他老丈人的霍光继续主持朝政。成为皇后她妈、皇帝他丈母娘的霍显，更把皇宫当成了自己的家。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汉宣帝继续隐忍。汉宣帝窝囊吗？以后的事情表明，汉宣帝不管对内对外，都是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皇帝；然而现在，他仍然只能虚与委蛇、韬光养晦。

霍光去世后，汉宣帝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以及最高级别的葬礼，这时候，霍显、霍成君竟然还想毒死许平君所生并被汉宣帝立为太子的刘奭。可是汉宣帝对霍家的韬光养晦已经终于到了头。他接着就对霍家采取了一连串削权去职的行动。风声鹤唳，绳索收紧。等到霍家被逼谋反的时候，汉宣帝当即出手，一举弹压，除了皇后霍成君被打入冷宫数年后自杀外，霍家被血腥诛族，几百号人，一个不留。

汉宣帝以韬光养晦而巩固帝业，东汉的刘秀则以韬光养晦而当上了皇帝。

西汉末年，君主昏聩，朝政混乱，王莽篡政。王莽登基称帝后，举措失当加之天灾频仍，各地揭竿而起。刘秀作为汉室宗亲，随兄长刘縯起兵，并加入义军联盟。《资治通鉴》称：“刘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而刘秀的沉稳缜密则与哥哥的豪爽直率不同。

刘縯、刘秀分别在宛城、昆阳之战中，击溃王莽军的主力，声势夺人。但是恰恰是因此，又加上刘縯的强势风格，义军其他派别的首领在刘縯与刘玄两人当中选择新皇时，极力排斥了刘縯。而随着刘縯威名远扬，刘玄一伙觉得刘縯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了，不除掉他难以安枕。刘秀看清了这样的形势，几次提醒刘縯有所戒备，刘縯不以为意，终为刘玄等人设计杀害。当时刘秀正率军在前线攻城略地，兄长被冤杀的噩耗让他悲愤至极。然而这个时候刘秀何去何从呢？如果就此投靠敌方的王莽军，终至身败名裂；如果率性领军为兄长报仇，刘玄等人正对此虎视眈眈，自己势单力薄，势必腹背受敌。于是刘秀疾驰回来觐见刘玄，他不提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劳，只为兄长的“不当言行”谢罪，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然后不与刘縯的故旧部下有任何接触，又没心没肺，谈笑自若，举办婚礼。如此韬光养晦的功夫，没有强大的心智是做不到的。刘玄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因此刘秀不但未获罪，还被继续任用。

当时义军虽然建立了新朝，但是黄河以北并未归附，处于割据状态，亟待攻取，而刘秀几乎是唯一胜任的北伐人选，但是派遣刘秀北伐的计划却遭到了杀害刘縯的大臣极力反对，原因不是刘秀没有能力，而是他能力太强。重要时刻，刘秀淡定沉稳，于背后做了一些关键的人事工作，终于使朝廷上的赞成派成为多数。

刘秀到了黄河北，摆脱了刘玄的控制，随即以凌厉的军事手段和高明的政治手段，打开局面，令形势发生了变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眼见刘秀日益壮大，刘玄不淡定了，他派去使者，封刘秀为萧王，让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又派心腹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到了这个时候，刘秀就不再隐忍谦恭了，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斩杀了刘玄的亲信使臣和派来的太守，在众将拥戴下，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亦称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称帝后，又经过十二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荡平群雄，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刘秀励精图治，改革官制、整饬吏治、发展经济、予民休息、大兴儒学、推崇气节，开创了“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光武中兴”时代。

当然刘秀一旦成就了王业，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兄长刘縯平反昭雪。

像汉光武帝刘秀这样的，还有司马懿和李渊，他们的韬光养晦之术同样炉火纯青，以后也都整出大的来了。

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分别在曹操、曹丕、曹叡时担任要职，“每与大谋，辄有奇策”，特别是在与诸葛亮的相持对抗中，有进有退，各有胜负。魏国的三代君主都死了，司马懿还神清智明地活着，并且成为第四代君主曹芳的托孤大臣，另一位托孤大臣是曹爽。曹爽依仗宗室本家的政治优势，操持权柄，排挤司马懿，任用亲信，让兄弟掌控军权，“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司马懿被架空后，便以生病为由，不再过问政事，韬光养晦，藏锋露拙。有人因此不满抱怨，司马懿则对他们说：“且止，忍不可忍。”

曹爽对司马懿不放心，派李胜去探听虚实。司马懿勉强从病榻上坐起来接待李胜，拿着衣服要穿，衣服却从手中滑落到了地上。又见他用手指着嘴巴，意思是口渴了，丫鬟把粥拿来后，司马懿居然手抖拿不住碗，粥都淌到了胸口上。李胜见此说道：“大家都以为您是旧病复发，没想到病势如此严重。”司马懿则是上气不接下气。李胜又说：“下官奉命调为荆州刺史，特意来向您辞行。”司马懿喘息着说：“哦，并州啊，这里靠近胡地，要好好防备。”李胜道：“是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说：“你是从并州来吗？”然后司马懿又说，“我年老多病，来日无多，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望你们多加照应。”

李胜回去后，将司马懿的情况禀报了曹爽：“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于是断定司马懿不再有威胁，对他完全解除了防备。

少帝曹芳打算拜谒位于高平陵的父亲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们一同前往谒陵。司马懿趁机发动兵变，以皇太后的命令关闭了洛阳的所有城门，并且迅速掌控了京城的军队。曹爽不知所措之际，有人建议他携少帝前往许昌，以皇帝的名义召集天下兵马攻打司马懿。司马懿担心的也是这一招，他接连派人前去劝降，并指洛水发誓，只要曹爽交出皇帝与兵权，保证他的荣华富贵。曹爽想了一夜，也就认了。当然，没过多久曹爽及其兄弟亲信即被杀并被灭族。曹爽这个只知揽权妄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属业余水平的世家子弟，怎么能和司马懿斗啊！

司马懿打垮了曹爽集团后，把持了朝政大权，曹操一生打下来的江山自此转到了司马懿父子手上，姓曹的皇帝成了摆设。到了司马懿孙子司马炎的时候，干脆连这个摆设也不要了，直接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隋炀帝后期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祸国殃民，“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时为朝廷驻守重镇的命官李渊和儿子在民怨沸腾、天下皆反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准备，包括广树恩德、扩充势力、招兵买马，以等待时机，“高祖（李渊）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但是这个动静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李渊立刻开始韬光养晦：称病不出，纵酒寻欢，贪渎受贿，“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让隋炀帝觉得李渊也就是一个贪财荒淫、玩物丧志的货，而这种角色一般不会有政治上的企图心和图谋。然而等到时机成熟，李渊突然举旗起兵，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国都长安，隋王朝随即覆亡，李渊成为新立的唐王朝的首任皇帝。

妒贤嫉能=人心+毒药

妒贤嫉能的事情，似乎只会发生在职场、官场。因为在这样的平台上，本来大家都凭本事、能力吃饭，并且由此确定晋级排位、待遇薪酬，以及尊卑先后；可是人的禀赋才干有大小，这本是世间常理，所以许多人能够服膺先进，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能力才干处于下风时，不服气不买账。如果能够因此各自努力，比拼竞争，倒是好事；而如果心理阴暗、背后使坏，那就成了妒贤嫉能，性质变了。

妒贤嫉能属于不良行为，却又是人性的一种通病，连天皇老子也不能免俗。项羽是为一代雄主，除了对手，其他人都在他的领导下打工。按说部下能力越强越好，都是为他所用，他也不应该有妒贤嫉能的情况。可是事情不然。《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刘邦取得天下后与大臣谈论项羽失败的原因，“高起、王陵对曰：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从楚营投奔刘邦的韩信对于项羽也是这样的评价。项羽看起来是一个武略超众的猛人，其实又有心念狭隘之处，在他起兵抗秦后，曾经有很多贤臣名将，如范增、陈平、韩信、英布、钟离眛等等都投效到他的麾下，但是项羽骨子里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不是看低这些人，就是对之妒忌防范，“限制使用”，使得这些人纷纷愤然离去，弃楚归汉。但凡当时项羽能够善待重用哪怕是其中的一两位，那这天下究竟属谁，还得另说。

隋炀帝杨广文武兼备，更觉得自己的文韬武略盖世无双。《隋唐嘉话》记载，杨广喜好文学，颇有才华，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可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照样是天子。”有一次朝廷聚会，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作诗，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佳构，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而当时“才名冠绝南北”的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并且不识时务地显示了更高的才艺，其中尤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得到众人激赏。据说薛道衡此后以“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而被杀时，隋炀帝还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可见隋炀帝对当时大庭广众下薛道衡的诗句更胜一筹的情景耿耿于怀，而他处死薛道衡，也就有妒贤嫉能的原因在。

妒贤嫉能既属“人之常情”，大多数时候还是发生在同事同僚之间，而在相应的阴招损招搞鬼上，一般也无非是谗言诋毁、挑拨离间、排挤陷害。吴起投奔魏国，被任命为主将，与秦国作战屡战屡胜，这就引起了国相公叔痤的忌惮。公叔痤就玩阴的了，他对魏王说：吴起手握重兵又不是本国人，难免有异心，不如把公主嫁给他，如果他接受了那么他就会铁下心来为魏国效力了。魏王觉得有道理。公叔痤随即带着公主去吴起府上做客，席间却不停地拿话刺激公主，惹得公主大怒，拂袖而去。公叔痤就对吴起说：公主嘛，就是这种脾气。吴起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此后魏王要将女儿赐嫁于吴起的时候，吴起就婉拒了。随后“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公孙痤这就安稳地把持了自己的地位。以后他虽然也举荐过商鞅，可也是到他病重不起的时候，所以司马迁说“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就此而言，魏国曾经有过做大做强的机会而最终衰落，很大程度就是妒贤嫉能惹的祸。

唐玄宗虽然重用李林甫，但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过：“论妒贤嫉能，没人能跟李林甫比。”李林甫为相时，但凡被唐玄宗稍所看重的，李林甫必百般妒忌，“以计去之”。唐玄宗有一次偶然在高楼上看到兵部侍郎卢绚的挺拔身影，不禁赞美了几句，李林甫得知后随即设计，将卢绚贬至东都洛阳。

职场官场上的妒贤嫉能如果不受制约，任恶念发酵，其情形就会像是人心加了毒药。

周朝末期的公孙子都武艺高强，但是在一次阅兵比试、争夺战车时输给了勇力过人的颍考叔，公孙子都由此忌恨不已。在一次攻城作战时，又是颍考叔身先士卒，率先登上了敌国的城墙。公孙子都遂从颍考叔背后对他射出暗箭，颍考叔跌落城墙，因此毙命。“暗箭伤人”即出自公孙子都因妒忌而为的阴毒之举。

庞涓和孙膑二人同门参学六韬三略之要、行兵布阵之法。庞涓比孙膑更早出山，投效魏国，官拜大将军，甚得魏惠王的器重。但是庞涓却有一个隐忧，就是孙膑的才能比他强，一旦孙膑出山，弄不好就会压他一头。于是庞涓“乃阴使召孙膑”，悄悄将孙膑也拉到魏国“建功立业”，实际却是予以监控封杀。孙膑到魏国后，“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庞涓对孙膑还是不放心，于是罗织罪名，砍断了孙膑的两脚，脸上刺字黥面，“欲隐勿见”，让他永久出不了门，见不得人。“孙膑”不是本人原名，“膑”字即为挖去膝盖之刑，然据史家与《史记》所说，孙膑遭受的是断足之刑。不管怎么说，庞涓、孙膑两人同出师门，并无怨隙，庞涓只是因为妒贤嫉能竟能蓄起如此歹毒心肠，并对孙膑施以如此毒手，真是天下绝狠。

严重致残的孙膑终于设计逃脱庞涓魔爪，潜逃至齐国，成为将军田忌门客。此后“田忌赛马”的胜算，就是来自孙膑；而“围魏救赵”也是齐国用孙膑之计而大败庞涓所率的魏军。数年后两人再次交手，孙膑指挥齐军撤退，庞涓率领魏军追击，齐军第一天做饭修灶十万个，第二天减为五万灶，说明士兵因惧战逃跑而大量减员，第三天更减为两万灶。庞涓见到如此情形，很是振奋：“早知道齐军生性胆怯，三天时间，士兵就逃走一半！此时正是追击的好时机，看来孙膑也跑不远了！”于是庞涓亲率轻骑锐卒，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却已经挑选万名弩手，在道路狭窄而多险隘的马陵设伏。他命人把路边一棵树的树皮刮掉，在树干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下”，并指令在天黑后见到火光就万箭齐发。天黑没多久，庞涓率军“如期”赶到，发现一棵树上隐约有字，便命人拿火把来看，当火把照清那行字时，两边箭如雨下，魏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庞涓叹息：“遂使竖子成名！”他至死还在贬低孙膑，也在哀叹自己当初没有将孙膑整死。

妒贤嫉能的另一个史传经典，是李斯对于韩非。李斯、韩非同出荀子师门。李斯后效于秦国，成为秦国丞相；韩非又称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更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体。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积极倡导君主专制及富国强兵的理论。韩非著述传到秦国，秦王见之极为赞赏，《史记》称：秦王嬴政读到《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不久，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应命”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李斯不安生，因为韩非的才能识见明显胜过自己。然而韩非却又有自身的悖论：其学说中本有“势”的思想，用之于人，就是顺应大势，有所作为，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而搏，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众多客卿成就功业的道理；而其时的韩王昏庸无能，从不理会韩非的建言，韩国也一再衰落，但是作为韩国的公子，韩非却执意逆势而为，竭力保全韩国，意图阻碍秦国的统一步调，这就被李斯抓到了软肋。于是李斯乘机向秦王上疏攻击韩非：“韩非前来，或许是认为他能够让韩留存，是为了韩国的利益而来，他的论说辞藻，掩饰诈谋，是想从秦国取利，窥伺着让陛下做出对韩有利的事情。”秦王认为李斯言之有理，便将韩非抓捕入狱。而韩非的才能不能为己所用，就会为己所患。秦王嬴政终于在李斯等人的谗说之下，决定杀掉韩非。可是诏命一下，嬴政又后悔了，派人前去赦免韩非，但是李斯下手迅速，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并拒绝他求见秦王的要求，逼迫其即刻自杀。“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当然，因为妒贤嫉能而如此刻毒以至载入史册的，毕竟不多。不过就算是相比之下属于轻量级，却又是屡见不鲜的妒贤嫉能，终究也是烦心恼人的事情，所以职场官场中几乎人人都对这种行径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也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贤”和“能”的受害的一方，这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是那“妒”和“嫉”的加害者，那么这妒贤嫉能的事儿，怎么又会那样层出不穷、为人熟知呢？在这件事情上，宋朝的蒋瑗倒是够坦白真率，他说：“如果有人超胜自己，我就忌恨他；谁奉承我，我就高兴；听说有人行善，我就怀疑他的用心；见到别人有所得，我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看到别人遭难，我就暗自高兴。”其实，妒贤嫉能的病灶有很多，而自我警醒和自省，促其良性转化，恰是制约限制这毛病的重要一环。

居然有人“不作为可善终”

“不作为”所指涉的懒政怠政、贻误工作、罔顾民生，让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贬义词。从古到今的职场官场，都有一些坐着举足轻重的职位，心安理得地拿着俸禄薪水，却惯于推诿塞责，整日甩手不干事的人物。明宪宗年间，因为大臣们不作为、混日子的功夫到家，甚至还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典故说法。

不过，不是所有的不作为都没有道理，鉴于特定的时势条件，有些不作为也有它可以“申辩”的理由，甚至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

刘邦去世，汉惠帝继位，第二年，丞相萧何去世。萧何去世前推荐了一个接班人：曹参。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也就是“萧规曹随”。曹参时常不务政事，沉湎于酣饮，一些大臣官吏见丞相这种状态，就想来规劝进言。然后他们一来，曹参就命他们“喝酒！喝酒”，臣僚想瞅着机会说话，曹参又是“喝酒！喝酒”，官员们无奈喝醉，始终不能进言。

那么，曹参是没有能力吗？曹参与萧何同为县吏出身，刘邦起事即随之打天下，主持大小战役无数，攻城略地，几无败绩。刘邦称帝后封官论赏，曹参食邑10600户，萧何8000户。刘邦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刘肥年轻，故命曹参为齐国的相国佐助齐王。曹参任齐相时，放手施政，以使齐国政通人和，政局最为稳定。现在他当了朝廷丞相，怎么反倒无所作为了呢？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朝中任官，惠帝对他抱怨了丞相的不作为。曹窋便按照惠帝的意思劝谏曹参。曹参大怒，将儿子暴打一顿说：“这种天下之事不是你应当谈论的。”到了朝拜时，惠帝责备曹参：“是我让曹窋劝谏你的，你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什么意思？”曹参连忙摘下帽子谢罪，然后说：“陛下认为和先帝（刘邦）比，谁更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能与先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比，哪一个更加贤能？”惠帝说：“你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英明！高皇帝和萧何既已平定天下，各项政策法令完备明确，现在陛下临朝听政，我等恪守职责，继承遵循前辈制定的法度不要犯错，这不正是正确的执政理念吗？”正如司马迁所言：“然百姓离秦之酷后，（曹）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当然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在当时吕后专权、诸吕用事的情况下，稳住刘邦、萧何既定的大政方针，“守而勿失”，也不啻为最明智的“作为”，所以老曹就老是“喝酒、喝酒”了。

惠帝听了曹参的陈述，认为说得非常好。事实上，汉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与民生息，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另一位不作为却情有可原的人物是卫绾。

卫绾是汉文帝的专职司机，驾车技术一流，为人忠厚老实，汉文帝后任他为中郎将，成了一位“马车将军”。汉文帝临终前嘱咐太子刘启（汉景帝）：卫绾是长者，要善待他。景帝即位，卫绾仍为御驾，景帝却对他十分冷淡，卫绾也一如既往地默默无言、认真工作。一次，景帝终于问他：“那年我召请你，为什么不来？”景帝还是太子时，一次召请一些臣子予以宴请招待。被未来的皇帝约请，还不跑快点？所以大家都去了，只有卫绾称病未去。现在卫绾怎么回答景帝呢？他说：“臣下死罪，那时我确实病了。”其实景帝也明白，当时卫绾一意伺奉文帝，如果跑去太子府赴宴，他觉得不妥，现在卫绾却也只能这么回答景帝了。景帝觉得卫绾的忠君心思没错，就要赐他一柄剑。那还不赶快谢恩！卫绾却诚实说道：“先帝赐我六柄剑都还在，臣不敢再接受赏赐。”真的假的？皇帝的赐剑很值钱，他竟没有变现还全都留着？景帝让人随卫绾去家里看，先帝的赐剑果然都好好地敬陈着。被景帝亲自验证了忠厚老实的卫绾自此官就做大了，“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不过卫绾在当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老师的时候，估计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看护者而不是教读者。此后卫绾就当上了丞相。

卫绾所以能当丞相，显然还是因为忠厚老实；可是忠厚老实就能当丞相了吗？汉景帝是怎么想的？当时景帝一朝，强者能臣多了去，晁错、周亚夫、窦婴、袁盎、灌夫等等，有好些却让景帝很不省心，卫绾却完全是另一种路数：他慎守职位，没有主见主创，只管上传下达，守道而已，“醇谨无他，绾无他肠”，也许景帝这会儿要的就是这类型的。果然卫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他上朝奏事，只说职分内的例行之事，从开始做官直到位居丞相，始终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建言。对于朝政管理，卫绾既无拾遗补缺之功，也无兴利除弊之绩，更无积极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是个不作为的典型。卫绾也许人不错，他很少与人争执，下属有过失，他尽量遮掩，有功劳，总是让给别人。卫绾的丞相一直做到汉武帝的时候，终因能力差、不作为而被解职。

那么，卫绾的不作为能够怪他吗？而且这样的不作为不是既定的时势所需吗？

关于不作为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人物——曹振镛。

据清人所记，曹振镛自述为官之道，就是“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由此可见曹振镛官居要职而无所作为的状态。《清史稿》中关于曹振镛的记述一共只有700多字，与他官历三朝、位极人臣的地位很不相称，在后世的知名度也不高。其实老曹工作做了不少，也可谓恪尽职守，可是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显赫事迹。

官场深似海，曹振镛的“多磕头，少说话”，其实说的就是“谨慎低调”的为官要诀，并且他也身体力行了。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每次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公正守法，既不埋没人才，又绝对不开后门。对于选拔到金殿面试的考生，他必预先一一校阅他们的考卷，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为官50多年，身居要津，却从来没有贪渎徇法之事。他是盐商子弟，当时两江总督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损害了盐商利益，亲属纷纷投诉到曹振镛处，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并不徇私。曹振镛的谨慎低调，还表现在他尽可能地与臣僚处好关系。在盐政改革的事情上，他不徇一家之私的做法就让两江总督陶澍钦佩信服。道光年间，清廷平定新疆叛乱并活捉主犯回京，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但是曹振镛甚至令人重修报告，以将功劳全部推给他人。道光皇帝有一次问曹振镛外面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一听就知道是内务府报上的价格有猫腻，他的回答既不能欺君又不能害人，于是曹振镛说：“臣不知道，臣身体不好，不吃鸡蛋。”

“多磕头，少说话”其实也道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曹振镛久历官场，看到过很多事情。当年雍正给乾隆的遗嘱中说：“大学士（也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将来二臣（另一臣为鄂尔泰）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乾隆继位后，张廷玉仍然忠心耿耿、勉力尽职，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却说张廷玉“毫无建白，毫无襄赞”，“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就像个没用的老古董。其后乾隆任用年轻的满族权贵讷亲为军机大臣，排名在张廷玉之前；而讷亲以后因某事与乾隆意见不合，即被赐死。张廷玉先被乾隆以年老为由，准予不坐班，实际是被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再以言行不合上意，而被剥夺政治待遇。而乾隆的宠臣和珅，在乾隆去世才8天，即被公布20大罪状，15天时即被赐死。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形下，清廷其实是不准许大臣特别是汉人大臣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大有作为的。它所需要的，只是日常办事做事的“奴才”，所以“多磕头，少说话”就对了。

曹振镛也许平庸，但是既定的历史环境造就既定的历史人物，平庸的嘉庆、道光，只会选用“克勤克慎”的曹振镛。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只能出现于国难危局之时，其所谓时势造英雄。那么在嘉道时期、国势衰落之际，曹振镛有没有可能成为张居正那样的中兴之臣呢？张居正以少主年幼而摄政专权，遂成中兴功业，曹振镛内没有这样的品器，外不具这样的政治条件，所以他的工作重心，也就是围着皇帝转了。道光帝提倡节俭，曹振镛就穿起补丁裤子；道光批阅奏章冗文不厌其烦，曹振镛就建议“抽检捉错”，然后严厉训诫，官吏以皇上明察秋毫，再不敢烂陈擅奏。有清人笔记说曹振镛的不作为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大家都“循默守位，浸成风俗矣”。曹振镛对于官场的慵懒萎靡也许确有责任，但是官场颓败的大气候已经形成，已非曹振镛一人可以左右。

曹振镛在嘉庆皇帝出巡时代理君政三个月，以及在嘉庆、道光两朝位及人臣时，其所念兹在兹的，就是自己不生事，朝政国体不出事。对此，曹振镛还算是做到了。

如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将帅领军在外，对一些军中突发事务应可自行裁夺，不必事事请示汇报；将领率军作战，需要根据战场形势随机应变，不能因为等待君命而贻误战机；军队与敌对垒，应以“兵无常势”而调整战术，不应恪守君王成命——这大概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题中要义。而它的引申意，就是在独当一面的职务行为，比如在营销谈判中，需要根据现场的进退，临机处置，定夺拍板；对于领导和员工，这应该是共同认可的职场要义之一。

第一个将这种概念概括为这样一个说法的，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司马田穰苴。齐景公时，晋国频频攻打齐国的城池，燕国又侵占了齐国黄河南岸一带，齐景公极为忧虑，寝食难安。宰相晏子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景公与之讨论兵事，田穰苴的意见让景公折服，景公遂任其为司马，执掌军事。司马穰苴说：“君王用我，位在大夫之上，我原本身份低微，新赋的权位容易受到轻视，士兵可能不服我，百姓也可能对我缺乏信任，望能以重臣为监军，以为震慑。”景公便派宠臣庄贾担当监军。司马穰苴拜会庄贾后，约定第二天正午在营门整军会合。

第二天，司马穰苴早早来到军中，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沙漏。“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耽误于亲朋好友的酬酢相送。等到中午过后，庄贾久久不到，司马穰苴令人推倒标杆，打破沙漏。一直到太阳下山，庄贾才不慌不忙来到营中。司马穰苴问他为何来得这么晚，庄贾不以为意地说道：朋友相聚，耽误了——这也正应验了大臣不把新帅放在眼里的情形。司马穰苴正色道：“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现在敌国入侵，国民惊恐，士兵在这旷野中整装待发，国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百姓的身家性命都系之于君主。作为监军，你在这样的时候竟然还搞迎来送往！于是问军正（法官）：“在军事行动中迟到者按军法应当怎么处置？”军正说：“当斩。”庄贾慌了，连忙找人赶紧报齐景公求救，但还没等到景公的使者赶到，庄贾就被斩首。众将士看着这个司马穰苴这么厉害，极为震慑！当景公的使者持节急速冲到军中时，司马穰苴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然后又问军正：“擅闯军营军法当如何？”军正道：“当斩。”使者大惧，穰苴说：“君之使不可杀之。”就斩了使者的仆从，砍断了使者马车的夹车木，杀死了左边驾车的马，以为警慑。这样的治军手段，立刻在军民百官中，确立了威严；同时以这样的治军方式，大破晋、燕也是必然之事。司马穰苴遂成为著名的军事家和兵法名家，名列唐代的武庙十哲之一。

著名军事家孙武经伍子胥引荐进见吴王阖闾，吴王让孙武先操练百多位宫女。孙武把宫女编成两队，让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三令五申地告诫她们要遵军令。不料孙武发令时，宫女都嬉笑不止。孙武予以警告后再次发令，宫女们仍然不听。孙武下令将两位队长拖出斩首。吴王急忙求情，但孙武答道：“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也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孙武为将，吴军果然成为常胜军。

在两军对阵、兵戎相见时的战略战术的制定上，“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担当就更加是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了。

汉景帝即位后，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继而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诏令传到吴国，刘濞立即杀害了朝廷在吴国境内所置的官吏，然后联合早已串通好的其他六个诸侯国的宗姓王公开反叛。刘濞等诸王聚众三十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等外族勾结，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从而开始了西汉历史上的“七国之乱”。汉景帝杀了晁错，叛军没有退兵，仍向长安进击，汉景帝遂命周亚夫率军平叛。

周亚夫研判了军事形势，向景帝提出：“吴楚兵（叛军）的势头正猛，与其正面交战，恐难制胜，所以请暂且放下梁国，然后设法断敌粮道，伺机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然而梁国是景帝亲弟、母后最为宠爱的刘武的属地，地处长安的门户与屏障，是叛军的主要攻击目标。

叛军的攻击，遭到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叛军随后攻下了梁国外围的一座小城，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却乘势绕道进军，迅速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军伤亡颇重。汉景帝得梁王奏章，见他性急慌忙、语无伦次，料知情急万分。景帝和梁王的母亲窦太后也不断催促，汉景帝于是派使者诏令周亚夫领兵救援。周亚夫却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由，并不发兵救梁，而是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驻扎下来，深沟高垒，坚守不出。

其时扼守要津的梁国都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梁王又是景帝的胞弟，加上将军张羽的哥哥原是一诸侯国的丞相，因反对叛乱被杀，鉴于这些原因，必定会顽强坚守，拖住叛军。乘此时机，周亚夫派出精锐骑兵，疾行南下，绕到叛军的背后，攻占了水路要隘，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同时又分兵东进攻击另一股诸侯王的叛军，消弭了他们西去增援的机会。

梁国等不到救兵，只能自己死扛，他们激励士卒，发挥潜能，一意死守，拼死抵御；张羽立志为兄复仇，常常乘敌疲惫，主动出击，挫败叛军，从而与叛军形成僵持局面。

叛军粮道已断，梁城又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刘濞孤注一掷，转而率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军心动摇的士卒攻打周亚夫所部。周亚夫避实就虚，一举击溃叛军，参与反叛的诸侯王或被杀或自杀，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只三个月就被平息。“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司马迁在这里说周亚夫比司马穰苴做得更加到位和出色，说的恰恰就应该是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点。这场战争虽然胜利了，梁王刘武和窦太后却和“见死不救”的周亚夫结下了梁子，此是后话。

赵充国是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著名将领。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逾七十，长年督兵西陲。适逢西羌部落兴兵侵扰，赵充国再次出征，亲率一万名骑兵迅速出动，巧渡黄河，立稳阵脚，做好战斗准备。羌人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只以威信劝降，旨在瓦解羌人各部落的联合。赵充国并非怯战，当年他随军出征遭匈奴大军包围，汉军断粮，死伤众多，赵充国与数百名壮士突破包围、攻陷敌阵，其余汉军跟随其后得以突围，汉武帝接见并探视他身上的二十多处伤情，感叹称赞。此时汉宣帝已调发六万兵力准备大战。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道：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汉军出击，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宣帝命赵充国与部下对辛武贤的奏书进行讨论。赵充国长年戍边，熟悉匈奴和西羌的习性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以为辛武贤之策不妥，他认为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即先行打击“先零”，宽恕胁从者，然后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赵充国的上书交给群臣议论。群臣都以为先零部落兵马强盛，难以对付，用兵应该先打击弱的。

宣帝于是发书给赵充国，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并且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出击，分散敌军，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受到皇帝的严厉指责，却并不放弃己见；他认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但只要能利于国家，就应按正确的方略行事。于是上书一面承认过错，一面进一步陈述用兵的利害：侵扰者乃先零羌，而不是羌，“今置先零，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如果汉军“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以“坚其约，合其党”，这样，必然战事难决，旷日持久，耗费巨大，而先诛先零，则其他部落很快就会慑服。好在宣帝从谏如流，很快就采纳了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领兵出击先零，敌众被斩首和溺毙者甚多，缴获牲畜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羌人地区，赵充国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羌人头领派人来说：“愿意返还你们的失地。”此后对羌人部落不用出兵就全部平定。事情的结果，完全印证了赵充国的预见正确，由此也可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重要性。

宣帝又下诏赵充国，要他趁此天时地利、士气高昂之际，继续挥兵进击。赵充国并不唯君命是从，上书称现时实行屯田是为上策。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十分担忧：如果奉命出兵，即使失败，您还可以退守，“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宦官）来指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赵充国叹息说：“为什么说这么不忠的话！”意即将军深处实地，为利国利民，就要坚持正确的意见，并且勇于担当。宣帝收到“屯田书”后复书问：如果实行屯田之策，“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赵充国再上书陈述了“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宣帝再复书，对屯田政策仍有疑虑，要求赵充国认真考虑后再次报告；赵充国又再报称：汉军屯田备战，以逸待劳，“内有无费之劳，外有守御之备”，而且除了西羌，“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专给于一方，颇为不利。

赵充国的每次报告，宣帝都交给众大臣议论。赞成赵充国之策者，起初“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赞成者越来越多。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赵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这表达了当时大臣们对赵充国的信服。宣帝终于肯定了赵充国的意见。

毛泽东1958年在与周谷城的一次交谈中说到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是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十分之一二。”毛主席还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