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未必震主
功高震主，这是个敏感事儿，领导对此比较计较，部属也须对此常具戒惕。这时候如果某人再因成绩突出而忘乎所以、不讲规矩、居功犯上，那就是在勇闯雷区了。
秦将白起攻城略地，屡建奇功，然而后来对秦王态度倨傲，又是罢工又是怠工，终被秦王赐死。韩信简直就是为刘邦“包打天下”的，平定齐国后，韩信持功向刘邦讨封“齐王”，犯了大忌，最终遭到荼毒。年羹尧战功赫赫，位及人臣，但是自恃功高、骄横跋扈：赴京途中，都统、总督都得跪道迎送；到京时，王公以下官员都得到郊外跪接；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竟也“无人臣礼”，最后被赐自裁，实在是自己作死。
人在职场、官场，只要谨记老大是谁，功高就未必一定震主。
秦国名将王翦，在攻灭六国、一统天下中居功至伟，功名不在白起之下，而得善终，这关键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同样是在自己正确的意见不被接受，秦军败绩后秦王亲自到府上致歉并再请出山时，白起的回答是“臣宁伏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就是死也不去当败军之将，王翦却不那么牛气任性，只是以年老多病予以推辞：“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秦王嬴政坚持定见，王翦在提出军队的规模要求以后，也就欣然从命。这个时候的王翦讲政治，识大局，知所进退。
出征前王翦多次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而允之。部属不解：将军是不是过分了？王翦说：“秦王生性多疑而不信人，现在他将全国的军队交给我，我不多多索要田宅说为子孙计，那不是要让秦王对我心存猜忌吗？”王翦这么做，是向秦王表明自己的志向不过如此，借此消除秦王对他拥兵自立的疑惧；同时这种自低境界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在政治上向秦王示弱，表明自己甘为人臣的态度。秦王对此果然“大笑”。如此之下，功劳再高也就不会震主了。
王翦攻下楚国后班师回到咸阳，秦王为他举行庆功宴会，封他为侯，王翦就在会上向秦王请求解甲归田。此时天下一统已成定局，这也正是自己急流勇退、消除功高震主之虞的时候。王翦向秦王推荐了其他将领，让他们去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公里，自己则告老还乡。王翦就此功成名就，得以寿终正寝。
敬畏君主、所有的功绩都是在君主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这既是出于理性，也有因人而异的性格因素。
卫青，几乎是汉代抗击匈奴的代名词，他“材干绝人”，“自立汉以来始破匈奴”，继而七战七捷，大大改变了战场形势，巩固了汉朝江山。卫青与霍去病被匈奴敬称为“汉子”，“汉子”一词由此而来。汉武帝为表彰卫青的功绩，在大将军之上又加封他为大司马，使他得以管理日常的军事行政事务，以代太尉之职。此外卫青受封长平侯后，又经两次益封，《史记》称其所得封邑一万六千七百户，《汉书》则记为二万二百户和三万户。卫青的三个儿子也都被封为列侯。
卫青抗击匈奴时勇猛善战，“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但是对同僚部下却谦和仁让、气度宽广，《史记》称其“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渡）河，乃度（渡）。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也许是自小为奴多经磨难，卫青为人处事始终低调谨慎，甚至在拜将封侯之后，被李广的儿子泄愤打伤，也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汉武帝对霍去病恩宠日盛之时，过去卫青的许多故旧都转到了霍去病的门下，卫青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而处之坦然。
卫青一生功勋卓绝，却不因功高而有半点嘚瑟。他从奴隶到将军，全靠汉武帝的知遇，因此自有肝脑涂地之愿，于情于理他对武帝都恭敬有加，百分之百地“遵命”。部将苏建的3000骑兵意外遭遇匈奴上万主力，前将军又临阵倒戈，苏建苦战一天只身逃回。军中有人说苏建以少敌多，奋战一天不降，可见忠勇，不该被杀；也有人说大将军就任以来，还未杀过败将，杀苏建正好立威。卫青则一如既往地多请示、勤汇报，他说自己蒙天子殊宠为大将军，虽有权力，但不敢擅专，还是把这事交给天子定夺，于是用囚车押回苏建，汉武帝放了苏建将其贬为庶人。武帝不喜欢臣子搞团团伙伙，卫青虽然权倾朝野，威信很高，但是谨守规矩，没有一个门客。卫青从不越界干预政事，像霍去病建言分封皇子的事情，卫青是不会做的。有人批评卫青过于“和柔”，然而这就是卫青的风格。卫青去世后，汉武帝为纪念他的功勋，谥号为“烈”，取“以武立功，秉德尊业曰烈”之意，又为之修建了一座阴山形状的墓冢。
郭子仪是历唐肃、代、德宗三朝的元老。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儿子郭旰也英勇战死；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说服回纥，威服叛将，平定河东，是为唐王朝的中流砥柱。
但是像历代的名将一样，郭子仪也遭到来自朝廷权臣的猜忌和谗言，有人屡次诬告他拥兵自重，况且郭子仪在部将中威信极高，“朔方将士思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这就更让人不放心了，唐肃宗因此几次急诏他回京述职。在受到委屈、受到诬陷时许多人会经不住憋屈，采取顶牛或更为出格的态度，然而郭子仪只要一接到诏书，每次都当即移交兵权，随即启程回京。有一次，他入朝后，发现专权用事的宦官忌惮他功高任重，整天在皇帝耳边吹阴风，于是干脆上表，自请解除所有职务。郭子仪不恋兵权，更无尾大不掉的事情；在朝政急难时，又随叫随到，几上几下，摆平危局，任劳任怨，绝无怨言。(https://www.daowen.com)
如此这般几次后，唐肃宗彻底打消了对郭子仪的疑虑：“国家再造，卿力也。”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及此后的唐朝乱局，如若没有郭子仪，唐朝恐怕早已亡国。而郭子仪谨守名分，从无僭越之念；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一次，他与肃宗敞开心扉、剖肝沥胆，好几次君臣二人都激动得“涕泗交流”。
郭子仪的儿子娶了公主，小两口一日拌嘴，公主欲以己父压公公一头，小郭气道：“啥了不起啊？我爹还不稀罕当这个皇帝呢！”公主气极，“奔车奏之”，回宫告状。唐代宗却平静地说：“他说的不错，他爹要是想当皇帝，这天下就是他家的了。”然后劝慰了公主，让她赶紧回家。代宗这是在与郭子仪经历了多次的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心以后，才这么说的。郭子仪囚禁了“坑爹”的儿子，一路小跑到宫中请罪，倒是代宗宽慰了他。
郭子仪出将入相三十余年，功高而不震主，受到几朝皇帝的尊宠，被呼为“尚父”，八子七婿都身居显贵，麾下数十名部将封王晋侯，获赐良田房产甚多，最后以八十五岁高龄谢世。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等人生赢家，就在于后人对他的评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
功高未必震主，史来多有，另一位可予一说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起，曾国藩组建湘军，经多年鏖战，于1864年7月率军攻破天京（南京），剿灭了太平天国，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又倡议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一方面，曾国藩对于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深有体察，评议甚多，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时，曾国藩的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才予纳谏。但是另一方面，曾国藩从小受湖湘学风濡染，读圣贤之书，崇道学名教，而纲常伦理也就框定了他对于君臣关系的根本定位。
平定太平天国数年后，曾国藩与其知心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对话。
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对晚清治下的国家，评价是“抽心一烂”，并预言满清政权将在五十年内瓦解。
然而曾国藩却仍然认为“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也就是说他对朝政可以有批评，对时局可以有忧虑，却绝不会有“犯上”之心。
咸丰与慈禧对于曾国藩的功绩一面大加表彰、给予提拔，一面又始终尽可能地对曾国藩的军权进行制衡，这是为君之道的题中之义。在湘军攻灭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拥兵三十万，自己的派系遍及军政要津。其时也有人劝曾国藩拥兵自立，但是曾国藩绝对不会有此考虑；相反，曾国藩在攻破天京仅一个月后，就奏准裁撤了湘军两万五千人，以后又一再裁减，也就是把事情做在了主子生有防范和戒心的前面，以免功高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