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一群虎鲸
蕾切尔让我检查一下她右大腿内侧的小肿块，就在膝盖上方。
“感觉像个囊肿。”我说，手指摸到了蕾切尔皮肤下的入侵者。我一刻都没有想过那会是肿瘤。恶性肿瘤通常有固定的位置，而且从外面很难摸到。
蕾切尔和我一样做过多年临床护士，后来她成了护士教育工作者，而我成为了专科护士。十年来，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去奥卡斯岛报名参加同一个触摸治疗工作坊，目的是提高我们的技能，同时也了解彼此分开后的生活。蕾切尔和我总是对此期待不已。
几周后，我的电话响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蕾切尔说。接着她沉默了，这停顿仿佛有一辈子那么长。我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你在我腿上摸到的肿块是一个恶性毒瘤。我的肿瘤医生告诉我，他可能不得不切除我整条腿。”她的声音沙哑了。
“噢，该死。我很抱歉，蕾切尔。”我说。我知道不是所有的恶性毒瘤都需要这种凶险的手术，但我也知道，如果这种恶性肿瘤可以选择手术切除，那么蕾切尔就有痊愈的希望。这个诊断意味着接受几个小时的手术，然后是多轮化疗和数月的康复治疗。在她六十大寿的三周后，蕾切尔必须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气来面对这一切。她十年前经历过一次乳腺癌，但这次是一种新的原发性癌症，完全是另一种猛兽。
“恶性毒瘤不怎么好，是吗？”她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不想停顿太久再回答。“这要看病理，不是吗？在我们得到更多信息之前不要想太多。”我说，试图抑制住心头翻腾的恐惧。癌症是一场噩梦，截肢是另一场。
蕾切尔不需要我说“嘿，你是个斗士。你曾经面对过一次癌症，而且你战胜了它。你可以再获得一场胜利”。
对死亡的恐惧夺走日常生活后，人们会迷失方向、无比脆弱，命运就在此刻现身。现在不是朋友们说漂亮话的时候。
想了很久才找出些词句，我试着让爱意顺着电话线流到那一头，希望她能感觉到。
“我真希望现在就在你身边。你会一步一步挺过去的。”
我听到了她的呜咽声，急切地想再说点什么。如果蕾切尔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我早就握着她的手了。身体接触可以更容易地传达我的爱。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问。
“下星期我要进城去找外科医生雷斯汀。你听说过他吗？”她问。
我说：“人们都说他是最好的医生，不过在对待病人的态度上没有得到那么高的评价。”
“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我宁愿他手艺精湛而非善于倾听，你说呢？”她回答说，“我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情感上的支持。”
“我想是的。”我说。有些医生在这两方面都很优秀，希望他是其中之一。我认识的一些医生既精通外科手术，也极其擅长沟通。他们明白，要让人们有能力去处理眼前艰巨的任务，情感羁绊和专业技能缺一不可。如果知道有人关心自己，我们就能勇敢地面对挑战。
“你能来跟我们一起赴诊吗？多一个人陪着会有帮助的。迈克尔和我肯定非常紧张。”她说。
“当然。”我知道如果我经历了同样的事，她也会陪在我身边。
几天后，在11月一个下雨的日子，蕾切尔和丈夫乘早班渡轮去温哥华。我去会合时，他们正并排坐在医院等候室米色的塑料椅子上。房间里挤满了人，但没有人交谈；诡异的寂静散发出未知的恐惧。迈克尔把一份没打开的报纸放在膝盖上，一只胳膊松松地搂着蕾切尔的肩膀。他皱着眉头，盯着房间那头的病人教育手册。蕾切尔看上去高兴得出奇。她在黑色牛仔裤上面配了一件靛蓝色的长羊毛开衫，深蓝色的眼睛把她浓密的齐肩直发衬得更白了。
“嘿，简妮。对不起，这么早就把你从床上叫起来。”蕾切尔高兴地说，站起来迎接我。
“今天我只愿意来这儿。”我笑着说。我抱了抱她，然后是迈克尔，最后在唯一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约定的时间过了四十分钟后，护士站的一位护士大声喊道：“蕾切尔·麦克劳德，这里。”她指了指一扇门，走了。
这位医生的办公室看起来像理疗师的房间：一个角落里堆着大大小小的彩色健身球，另一个角落的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堆砝码；一面墙边安置了轮椅、助行器、拐杖和手杖；房间中央有一台带结实扶手的跑步机。
我们进去前，雷斯汀医生坐在桌上。他站起身，桌上放着一张薄薄的表格。文件夹的一边用红墨水写着“蕾切尔·麦克劳德”，里面记录着她的未来。他先握了握蕾切尔的手，然后是迈克尔，最后对我简单点头示意。他请我们坐下。
“我们开门见山吧，好吗？我们都知道你来的目的。”医生不等回答就接着说，“恐怕情况非常严重，需要立即进行大型手术。”他低头看着自己闪亮的布洛克鞋，也许希望它们能把他带走。直接的目光接触可能有助于减轻打击。
“还有呢。”蕾切尔鼓励道，好像她在谈论别人。
“嗯，我一直希望能挽救那条腿，但你这种情况办不到。我们得切除那条腿，给你装上假肢。经过良好的理疗，大多数人都能恢复得很好。你会在几个月之内——怎么说呢——再次自立。”
他微笑着讲出这个双关语，词句飘在空中，然后重重地落在我们脚下的灰色油毡上。“那”条腿，而不是“你的”腿，这种谈话一向很艰难。
“哦，还有好消息：癌症还没有扩散到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他说。
蕾切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微笑着说：“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练了这么多年瑜伽了。树式，我最喜欢的姿势之一。”
她把右脚的脚掌高高抬起，撑在左大腿内侧，用左腿稳稳地保持平衡。两只胳膊举过头顶，双手合十。她展示了自己身体的柔韧性，靠一条腿也能适应生活。蕾切尔一向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此时看得出来，雷斯汀医生不知道该不该微笑。
他说话的语速很快，倒着走向门口——他还有别的病人要看。“好吧，我一两周内通知你来手术。麻醉师会在手术当天早上见你。有什么问题吗？”
蕾切尔看着迈克尔，后者摇了摇头。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往往会被吓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问题都想不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一大堆问题才会从脑海中浮现。有时医生给病人带来坏消息后，只给一次提问的机会，让病人感到时间十分紧迫。如果蕾切尔有时间消化这些信息，她可能会问：能给我一点时间想想吗？或者：如果以后确实有问题，我怎样才能联系到你？
临走与医生握别时，我被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谢谢你。你选的这条路可不好走。没多少人能做你这样的工作。感谢你帮助我的朋友。”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镇静的表情柔和了许多。过去成百上千个病人的反应和抗拒影响了他——他们吓坏了，甚至想要开枪打死那个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我希望蕾切尔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
常年目睹医患之间缺乏温暖和关怀的互动之后，我很自然地开始尝试让医疗专业人员更加人性化。我们被教育要在自己和病人之间制造距离，据说是为了自我保护，不去承受一定会在我们内心出现的负面情绪。我相信，这种距离实际上让医生和病人都失去了人性，抹杀了彼此真诚、互相关怀的可能性。我相信那种关怀会为康复提供基础。
雷斯汀医生快速和蕾切尔握了握手，目光落在左手的文件夹上。“那么，再见。”他打开门，走出了房间。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去医院那条街另一头的咖啡店里喝拿铁。我问蕾切尔，她和外科医生面诊时为什么这么平静。
“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她说。
她回忆起那天早上，自己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一想到要见医生就怕得要命。他会带来检查结果，还会告诉她肿瘤是否已经扩散到了身体其他部位。他会推荐她要接受的手术类型。
蕾切尔瘫倒在渡轮里的座位上，完全无视了身边与她结婚二十五年的丈夫迈克尔。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仿佛独自乘着木筏在海上漂流，无法回岸，也看不到陆地。出发大约十五分钟后，蕾切尔依稀听到了渡轮广播。她听见迈克尔嘟哝着说右舷船头上有一群虎鲸。他建议蕾切尔和他一起到甲板上，但她摇了摇头。她记得低头看着自己的跑鞋，发现鞋带松了——那天早上离开家时，她根本没心思把它们系好。
我不想出去淋雨。我以前见过虎鲸。我会再见到它们的，她想。她觉得自己变了样，不再是那个喜欢在约翰斯通海峡划独木舟、在温暖的夏夜睡在户外的人了。
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拉了她一把，使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力量太强大了，简直无法抗拒。她走出舱门，去迎接甲板上狂风大作的清晨。几乎是全黑的天空与地平线上钢灰色大海融为一体。甲板上湿漉漉的，闪闪发光。雨水直接打在她的头发上，风吹开了她没拉上拉链的羊毛夹克，头发一绺一绺贴在脸上。她注意到迈克尔和另外三个人挤在右舷甲板前最远的地方，一起眺望大海。
蕾切尔加入了他们。她从甲板栏杆上探出身子，看到了一个黑白相间的身影——一只巨大的虎鲸在离渡轮大约一百英尺[3]的地方浮出水面。一阵喜悦的震颤传遍了她全身。很快，她数出了七八只虎鲸。它们时而上浮，时而下潜，互相环绕，背鳍指向天空，消失在满是泡沫的海浪下之前，一股水柱从虎鲸的喷水孔喷向空中。一对年轻的虎鲸模仿它们的母亲，也在水里上下快游。蕾切尔想，这很可能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
那天站在风雨交加的甲板上，蕾切尔觉得看到虎鲸可能只是一时走运，但她希望这不止如此。她愿意相信它们是来支持她的，来把她从孤立和绝望中解救出来。她曾经在书上读到，如果一个集体中有一只虎鲸生病了，其他虎鲸会轮流从下面支撑着生病的家人。
蕾切尔看到了宏大的东西。她感觉到了数千年来西海岸生生死死的世人。不管她会活多久，她知道，在这个集体的故事中，她将被永远怀念。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无论外科医生会带来什么消息，无论接下来的生命是长是短，都没有关系了。
生命的长卷在她面前徐徐展开，就像它对时间长河中无数的人和物种一样。视野开阔的那一刻，蕾切尔感觉到深深的平静。她称之为“恩典”。她告诉我，在与雷斯汀医生的会面过程中，她始终保持着这份平和的心态。
八天后，我推开一扇扇“闲人免进”的大门，来到了重症监护室。在医院工作给了我自信，让我有勇气推开那些禁止一般人进入的大门。大多数病床上都躺着失去意识的病人，他们与呼吸机、导管和静脉注射器相连。勤奋的护士们手里拿着写字板，监控着电子屏幕，一时忘掉了自己家里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机器发出提示音，提醒人们注意某个病人。
我答应过蕾切尔，在她做完手术后，我会尽快给她做触摸治疗。我们都读过文献，证实这种能量疗法可以显著减少手术后的疼痛，尤其是幻肢疼痛。
我俯下身，亲了一下蕾切尔的脸颊。麻药的辣味在呼吸中久久不散，而她看起来就像大多数术后病人一样，疲惫而放松。
她笑了笑，脸色苍白。“谢谢你能来。最近还好吗？”
“我很高兴见到你。”我说，“还疼吗？”
“哦，我被这个小玩意儿‘绑定’了。”她说着，拉开了床单。蕾切尔给我看了病人用的镇痛泵，它连接在一条细管上，直接插入硬膜外间隙，在两个椎骨之间。这是控制术后疼痛最有效的方法，蕾切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打进额外药物。
“现在我觉得挺好。迈克尔刚出去吃了点东西，所以你来得正是时候。来点触摸治疗如何？”她问。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当一个人感到无助时，我总是乐意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蕾切尔和我已经练习、教授触摸治疗很多年了，我见过无数处于痛苦中的人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放松下来，只要三四分钟。我的手掌在一个人身体上方几英寸的地方慢慢移动，从头移到脚，就能让他深深地放松——我不需要知道其中的原理。“迈克尔还没有学会怎么做触摸治疗吗？”我笑了，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梗。迈克尔接受过好几次触摸治疗，而且很享受放松的感觉，但他仍持怀疑态度。不管一个人相不相信，触摸治疗的放松效果都不受影响。
轻轻拉开床单时，我的胃里感到一阵不安。我闭上眼睛，平静了一下。我默默地祝愿蕾切尔和重症监护室的每个人都能早日康复。我把右手放在蕾切尔仅剩的那只脚掌下，左手轻轻抚在她的脚踝上，一种熟悉的宁静感传遍了我全身。她开始平静下来了，我听到了轻柔的喘息声。我在脚部停留了两三分钟，想象着紧张感从脚掌流到我的手心里，然后通过我的脚流进我的身体里，最后融入土地。然后我轻轻走到床头，把手放在她身体上方几英寸的地方，从她的头顶移到躯干，然后是左腿、左脚，还有她右腿和右脚曾在的地方。这项技术的创始人德洛丽丝·克里格说过，如果医生冷静而踏实，病人就会很快放松，焦虑时就不一样了。我发现这个过程让我平静了下来。
我又想起了那群虎鲸，想起了它们在海洋中远游的那份轻松。我希望蕾切尔学会用一种新的方法看待世界后，也能如此游刃有余。我看着她脸上的肌肉不再紧绷，眼皮在梦中轻轻颤动。她渐渐入睡，呼吸变得又缓又深。
蕾切尔和我不再一起去奥卡斯岛的暑期训练营，但我们偶尔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都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蕾切尔的手术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她的癌症一直没有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