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十三周
我们顶着风往前走，小路旁开满了散发着椰子香气的亮黄色金雀花。他穿着那件黑色的旧夹克，带着软呢帽，惠灵顿长靴上沾满了花园里的泥土。就像之前我回家后两人经常做的那样，爸爸和我已经徒步越过了去往桑德豪斯的悬崖——就在苏格兰的西南角；在城堡点休息几分钟，喘口气。顺着刻在石头上的标记，看向朝着加拿大的铁灰色大海，那是我过去十二年的家。每个人都说我和爸爸是“同类人”。我们心有灵犀，不用言语就可以交流，无须多说就能体会彼此的感受。1996年那一天，就在他六十七岁生日后，这些也没有改变。
那次远足三个月后，爸爸被诊断出患有四期脑瘤，他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打电话叫我回家。也许他觉得我会知道该怎么做，毕竟那时我已经当了十五年的肿瘤科护士了。然而对我来说，那通电话让我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我的事业土崩瓦解。我瞬间变回了女儿，而不是护士。我无法在父亲快要死去的时候照顾其他癌症患者。我告假去了苏格兰。父亲病重后的十三周里，我几乎都在那里度过。
他是因为突然失忆去看家庭医生的，扫描显示他的脑子里有一个无法通过手术移除的大肿瘤。他的肿瘤医生说，治疗胶质母细胞瘤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副作用会让他在仅剩的几个月里失去尊严。没有外科手术，没有化疗，也没有放疗，这意味着死亡几乎是板上钉钉，但也意味着父亲有希望体面地离去。
“我长了瘤子，很深的那种，在大脑正中央，是这样吗？”我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在吃晚饭时问我。
“是的，爸爸。是一种名为胶质母细胞瘤的四期脑瘤。”
“我长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脑瘤，是不是？我会因此而死吗？”短期失忆症让他很难记住信息。
“是的，会的，爸爸，我很遗憾。第一次就诊时，肿瘤医生就告诉过你，你的生命只剩下三四个月了。”我的声音颤抖了。
“我得了什么病——我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肿瘤？是恶性的吗？”他又问。
我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才华横溢，曾因艺术方面的成就被菲利普亲王封为骑士，而现在，他连一件小事都记不住。
一开始，我回答得既温和又小心。我不能撒谎，不能在回答时假装还有希望。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他问了一遍又一遍，试图理解那个不断在脑海中消失的噩耗。重复的提问消磨了我的耐心，烦躁情绪慢慢涌上心头。
“爸爸，你得了癌症，再过三四个月就要死了。”我的语气急促，几乎带着敌意。
真相一定“砰”的一声击中了他大脑中还完好的部分。“我要死了？好吧，我可不要和尚的尿。那些得了癌症的人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满世界找偏方。我不是那种人。我度过了圆满的一生，就要离开这里了。只是你妈妈会很难过。”他看着我，离别的悲伤在眼中闪烁。
接下来的十三个星期里，他只在医院过了一夜。我们让他住进了神经外科病房来做脑部活检，这样可以确认脑部扫描的结果有没有问题。我松了一口气，庆幸医生没有完全依赖于科技：活组织检查将确保我们能用肉眼看到癌症。
护士带我们去看他的床位。在19世纪南丁格尔式的病房里，十张床并排靠着一面墙，对面还有十张。小小的护理站坐落在光亮的油毡地板中间。根据我的经验，护士们在周末会用电动打蜡器把地板擦得锃亮。每天天亮前，每张病床都会围着十到十二名医生，他们大声讨论每个病人的健康报告。我知道，第二天早上爸爸进手术室前，很多同房病人都会知道他大脑的状况。这有一种别样的安慰。我希望他们能在他动手术的时候送去些善意的祝福。
妈妈拉起床边薄薄的橙色幕帘，想给我们三个人留点私密空间。我能听到其他探病者的低语，他们可能是唯一能理解我们这份痛苦的人。
爸爸穿着淡蓝色病号服，中间缺了一枚纽扣。这衣服让他显得苍老了不少，身子也单薄了。他坐在干净的白床单上，下面是盖着塑料布的床垫，动一动就沙沙响。他一直穿着袜子——也许光脚受不了冰冷的床单。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妈妈和我匆匆告别了，因为无法陪伴而感到无比内疚。
“明天见，亲爱的。”她低声说，轻轻吻了吻爸爸的嘴唇。
失去理智也不见得全是坏事。爸爸像失去过去一样失去了未来，而死神就活在未来。忧虑已经退居二线，他变得更温和、更自在了。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束缚他的角色和身份。爸爸曾是丈夫，是父亲，是成功的商人，还是高尔夫球手。他是个内向的人，有一种不形于色的幽默感。在星期天的晚饭后，他特别喜欢跟我们六个人玩他自创的城市问答游戏。
“冰岛的首都是什么？拼出来。”
“‘刚毅木讷’是什么意思？”他问。孩子们只会摇头。“南希，你说呢？”
妈妈不知道答案时总会显得局促不安。
“意思是‘安静，沉默寡言’，”他说，“就像我。”
在无数个寒冷的周末，他拖着全家去看待售的灯塔。他会说服船夫带我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来到某个贫瘠的小岛，几个小时后再把我们接回来——那时我们总是浑身冰冷，狼狈不堪。他幻想着过上隐士的生活，但后来又开玩笑说那就得忍受我们所有人。他从来没有买过一座灯塔。
他忠诚而善良，急躁又挑剔。他喜欢约翰·多恩的诗，喜欢读关于二战的书。在他走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依赖他。我的活字典不见了。我总是懒得自己做政史方面的研究，一有问题就打电话问他，并且总是能得到答案。他在大学里学过中世纪历史。在他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是他的存在给了我活在世界上的安全感。
爸爸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就让护士回家了。在这个私密空间里，我的父母已经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如果在这里和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待在一起，我和两个姐妹会感到不舒服。
在人生最后时刻，大多数人的呼吸都会变得缓慢，但父亲的呼吸却加快了。他听起来像在努力挣扎。他闭着眼睛，脸上的皮肤看上去很年轻，柔软的棕发还没有花白。还是个孩子时，我记得自己用手掌摩擦着他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因为粗糙的手感咯咯发笑。他的男子汉气概引起了我的兴趣。
妈妈紧紧挨着爸爸，握着他的手。每隔一会儿，她就摸摸他的脸，摸摸他的头发，说：“没事的，比尔。”
即将与爱人阴阳两隔，但她似乎知道死亡是仁慈的，脸上忧虑的皱纹变得柔和了许多。死亡并不可怕，这是自然过程。一个妻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近身相伴——送一位伟大的男人离开这个世界。
他突然睁大了眼睛，吓了我们一跳。眼眸中的绿色比我记忆中更加鲜亮。他望着我母亲，她也以目光回报。我感到两人共度三十八年的感情是如此深厚，此时的几秒仿佛永恒般漫长。两人心有灵犀，深爱不需言语。
接着，是他最后一口气。吸气还是呼气？我不知道。没有什么气息渐弱，只是戛然而止，一口气没了，我们身边就只剩一片寂静。
妈妈想睡在他身边，在丈夫躯体旁度过最后一个夜晚，尽管最后那身躯定会长出瘀斑、变得冰冷。她没怎么睡着，我想她整晚大概都在追忆过去。那些年，她用双手抚摸他身体每一寸肌肤，对他了解至深。天刚亮，她就起来给他擦洗身体，为他穿上一件熨烫整齐的干净睡衣。
小时候我会给他熨衣服挣零用钱。我最喜欢他的大棉手帕了，熨好后再叠成一个特别的形状，它就会完美地从爸爸夹克口袋里探出头来。睡衣总是最难熨的。要抚平所有的折痕，你得在烫衣板上来来回回翻动。
妈妈也曾是一位护士，她知道如何妥帖地为逝者着衣。你得让遗体面朝着自己，在背后撑一个枕头，防止身体再翻回去。如果有人帮忙会简单些，但妈妈想一个人做。
上午10点左右，她仿佛决定顺应天命，点了点头。不久，我们听到外面的碎石路上灵车驶来的嘎吱声。两个神情严肃的人来到门口，其中一人腋下夹着可折叠担架。他们看上去像是来取什么要退货的东西。如果他们能笑一笑，哪怕只是微笑，感觉也会好很多。死亡应该让人悲伤，而非冷漠。
妹妹凯特和妈妈待在客厅里，而我把葬礼师领进卧室。我希望他们能带着敬意把爸爸搬上担架。我不忍心看，害怕他们没这么做。在医院，有些人搬弄尸体就像移动家具。我总是想说：“小心一点，拜托了，他是一个家庭重要的宝。”
他们推着爸爸出了前门，脚在前，头在后。妈妈一直拒绝目睹人们把他从房子里带走的样子，但我看到她站在客厅门的玻璃窗后面，满眼都是失去亲人的落寞。从紧抱在怀，到无奈放手，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一瞥中结束。
我还记得那种空虚的感觉，那种永远回不到过去的深深痛苦。我再也没有父亲了。
12月的那个早晨下雪了，仿佛在回应我们内心的寒冷。冬日苍白的阳光透过车道顶上那棵大白桦树光秃秃的树枝，把我唤到了户外。没有太多的雪要铲，但这是个动起来的好借口，可以提醒我生命仍在我的血肉中流转。
从大门到车库的那条车道很陡，我知道如果不抢先一步铲雪，妈妈一定会坚持自己来做。第二天早上，她可能会像往常一样走去商店买《先驱报》，我不想她因滑倒而摔坏哪根骨头。悲伤可能会攫住她所有心神，让她很难注意到马蹄路上的坑坑洼洼。
我从里面打开车库门，走到户外，感到刺骨的寒冷驱散了脑海中的迷雾。我已经三天没出门了。铲起车道上成堆的雪花时，我没想到自己如此轻盈，一下子振奋了起来。研究一个有解的问题让人心满意足。十三个星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局面，没有对策，没有答案，只有注定的结局。
突然，一抹鲜红映入眼帘——未见其形，已闻其声——是一只小小的知更鸟，胸脯鲜亮，栖在一条靠近地面、结满冰霜的杜鹃树枝上，离我的左靴大约三英尺远。当旋律婉转而出，它那乌黑发亮的眼睛牢牢吸引了我。它能唱出七种高音，啁啾声像魔咒一样重复，我觉得它把我带回了一个欢乐仍在的地方。
知更鸟从树枝上跳下来，直接从敞开的门里飞进车库。它先停在爸爸的车顶上，环顾四周，思考下一个落脚点。它从他那套高尔夫球杆里的推杆上起飞，沿着一排园艺工具蹦蹦跳跳，一路走向他沾满泥水的大号惠灵顿长靴。记得孩提时代，我曾穿着他的靴子、鞋子在花园的小路上拖拖拉拉地往前走。知更鸟在他的花呢帽上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了。它俯冲下来，躲过伸缩车库门，越过花园的后门飞上蓝天。我一直默默注视着它，直到那身影消失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