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兹：磨人的美丽
道格走过来，向我递来一个黑色的塑料盒，里面装着他妻子的骨灰。“愿意就抓一把吧。”他说，扬起眉毛，希望我可以这么做。我觉得自己没法对爱人的骨灰如此慷慨。我想我会把他们全都留给自己，不想分享，不想放手，不想这么大方。
一想到要亲手触摸好友莉兹的骨灰，我的呼吸就加快了。不知道为什么，它给人一种十分亲密的感觉。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手伸进了黑暗的盒子里，让自己去感受莉兹曾经充满活力的身体，让手指埋在冰冷、浓密的灰烬里，还摸到了成块的骨头。我停了一下，握住她某个部位，从箱子里拿了出来。我不想这么快结束这个过程，我想近距离看看这盆骨灰，闻闻它们的味道，让它们从指间滑落，就像小时候在绍森德沙滩上玩沙子一样。那时我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会思考大自然要花多久才能把石头变成深深的黄沙。我想研究火是如何改变身体的。我想了解这种形态的莉兹。我想知道，有一天我的身体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但我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几乎没再看一眼那灰色的骨灰。捧起骨灰，左手盖在上面，中间形成了一个温暖的黑色空间。我保护着它的安全，也保护着她的安全。
一周前设计仪式时，道格就想把莉兹的一些骨灰撒在大家一起建成的曼陀罗花坛上。一年前，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人类学博物馆观看藏族僧人在巨大的海达图腾柱之间创作曼陀罗沙坛。僧人们安静地创造着自己意识的象征，图案复杂精美，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五天后，僧人们在一场仪式上把自己的作品扫成一个多彩的小沙堆，几人一起带它来到海边。在那里，他们祈祷吟唱，最后才将沙子放进水里。世上没有永恒，一切转瞬即逝。一想到爱人也会这样消失，我就强烈地抗拒这种想法。
爱莉兹的人们找来玫瑰、百合和鼠尾草，在地板上铺了一块白色帆布，然后把红色、橙色、黄色和白色的花瓣撒在上面。仪式开始时，道格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他想邀请别人和他一起把莉兹的骨灰撒在上面。
一双儿女离家上大学后的三年里，莉兹潜心钻研起自己的创意生活。她学习制作布拉塔饼和巧克力，写诗，用明亮的丙烯颜料画抽象画，为道格给家里客厅做的工艺品家具缝制靠垫。对于她自己，也对于过去十年里我们一起照顾的所有癌症患者来说，美丽在治愈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莉兹对此有深刻的理解。那天，我们为莉兹创作的曼陀罗花坛似乎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祭品。
曼陀罗上所有的花瓣都是五十个亲人朋友小心翼翼从自家花园或是静修中心采来的。花坛布置好后，道格先把骨灰盒递给了儿子威尔，然后是女儿杰奎琳。我感到自己的心脏想要跳出胸腔去安慰他们，缓解他们的痛苦。但奇怪的是，他们自然的动作和神情让我确信，他们有能力接触变成这样的母亲。尽管她存在的方式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但终究是他们的母亲。他们有能力去触摸母亲化成灰的身体，让她依然优雅美丽，把她撒在我们脚下漂亮的花坛上。大家彼此鼓励、共同前行，我感到了身边人对他们的爱与支持。
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父亲的火化现场，正好是二十年前。我跟二十几个家人一起坐在格拉斯哥火葬场，一个寒冷且毫无生气的灰色房间。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看着父亲的棺材从面前几英尺的平台上被机械地传送过来，穿过几条灰色反光的丙烯酸窗帘，就是你在廉价汽车旅馆能看见的那种，只不过这里有看不见的操作员在控制开合。没有人致辞，没有人演奏音乐，没有色彩也没有美感。我们只是被动地看着父亲的遗体化作灰烬。整个过程十分神秘，没有人情味。
我跪在曼陀罗花坛旁，亲吻护在手心里的骨灰，传递我对她的感激之情——这份感谢涌动在我鲜活的皮肤、骨头和血液之中。我把骨灰撒在橙色和红色的玫瑰花上，还有白色的百合花上。看着鲜艳的色彩渐渐被灰色覆盖，祈祷着她能重归美丽。我能感觉到朋友们也跪在花坛周围，尽可能地靠近我们深爱的莉兹，尽管她已远在天国。
莉兹是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让我的生活轻松愉快了不少，因为她在组织流程跟设计体系方面是一把好手。她自己带癌生活了三十三年，因此深刻地理解患癌给人们带来的悲伤和恐惧会彻底地破坏生活。但她也知道这里有希望，也有治愈的可能性。她在第三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后突然离开了工作岗位，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她如此依赖。
我和莉兹第一次见面是在她第二次被诊断出乳腺癌后。她二十九岁时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十八年后疾病卷土重来。她到我们这里参加为期一周的静修。她来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哀悼她的母亲。莉兹十八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莉兹是三个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她不得不放下伤痛，承担起帮助父亲料理家务的责任。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第二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她已经年近五十，与母亲去世时的年龄相仿。当年失去母亲的痛苦阵阵袭来，她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抚慰伤痛。
在静修的那个星期里，她哭得比说得还多。她告诉我，自己终于打开了心扉，去感受压抑了十八年的痛苦。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莉兹一直和卡兰尼什保持着联系。她一边打理家族生意，一边照顾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得空的时候她来参加静修往届生每月一次的互助小组会，还去办公室做志愿者。后来卡兰尼什想招一个业务经理，很显然她是最佳人选。
我是在每天一起工作的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到莉兹的轻咳声的。作为一名肿瘤科护士，我对咳嗽非常敏感，可以做出快速的评估：是不是干咳？有没有排痰？咳得是深是浅？持续的时间长不长？有没有气喘？是不是猛烈地咳嗽？需不需要担心？她咳了好几个星期，我问她有没有去做检查。她告诉我说已经看过家庭医生了，正在服用抗生素，所以我只是稍稍放心了一些。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迎接癌症患者来我们中心寻求支持。
大约一个月后，莉兹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突然感到一阵麻木从右臂贯穿胸口。她直接开车去了急诊室。CT扫描显示她右肺上叶有一个肿块，医生告诉她很可能是癌症。她需要进行活体组织检查，才能得到确切的诊断。
莉兹今年六十一岁了，看起来这是她第三次被诊断出癌症。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转移性的，癌细胞从原来的乳腺转移到了她的肺。我知道很多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女性，她们都活得很好。试图应对莉兹的坏消息时，我从她们的故事里汲取希望。
莉兹看过急诊科医生一周后，我们出门举办春季静修。莉兹在那一周做了很多检查，包括肝组织活检。但麻木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可以去静修会做厨师，就像过去十年中每一季那样。等待结果令人煎熬，专注于工作可以有效分散注意力。
那次静修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道格打来的电话。莉兹之前跟我打过招呼，她说不想在静修这几天接到任何来自医生的电话，所以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让道格来替她接电话。
“简妮，情况不太好。”他说。
一阵寒意袭到我的脊背。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过我，脊背发凉意味着有人从我未来的坟墓上走过。坏消息总是先打击我的身体，然后才是思想和感情。就像我突然接到母亲那通电话，说我父亲得了脑瘤，不是那种能治好的，而是胶质母细胞瘤——肿瘤医生把它称作“夺命杀手”。那天通话结束后，我的身体颤抖了好久。
“道格，告诉我之前你得先告诉莉兹。”我打断了他的话。想到要知道得比她还早，我就受不了，我也不想成为那个把坏消息告诉她的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认识的每一位肿瘤学家，他们肩负着一项痛苦的任务：告诉人们那个会让生活天翻地覆的检测结果。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这项任务的艰巨。
“你能让她五分钟后接一下我的电话吗？还有，到时候你能陪在她身边吗？”道格又说了一句。
“我很难过，道格，我真的很难过。”
莉兹的情况比转移性乳腺癌更糟糕。与复发性乳腺癌相比，治疗扩散到肝脏的四期肺癌没有多少选择和方法。莉兹的情况不适合手术，她会立即开始接受实验性化疗。她不想听医生的预后，但根据我的经验，就算幸运的话，她最多也只能再活一年。
不同的是，我的父亲倒很想知道他的预后。他用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问肿瘤科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三四个月吧。”肿瘤科医生说。
听到这个噩耗，我看见爸爸手中还没拿稳的希望就这样掉在了地上。他相信科学家，不会浪费时间期待奇迹，或是寻找代替疗法。他想喝香槟，想看几集他最喜欢的老节目《爸爸的军队》，想和结婚三十八年的妻子还有四个偶尔回家探望的孩子一起度过好时光。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和我的三个兄弟姐妹——与莉兹的孩子不同，我们已经离家自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事业，有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他觉得生活已经圆满，就算放手也没有遗憾——尽管会经历一段悲伤。
相比起来，莉兹成年后一直与癌症相伴，并且痊愈了两次。第三次确诊后，她一直怀有希望，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相信化疗一定可以治愈疾病，即使四期肺癌如此凶险，即使存活率如此地低。她的身体两次死里逃生，这让她一直怀抱希望。如果莉兹选择不与医生和朋友谈论预后、谈论不可避免的死亡，并以此控制自己的思想和随之而来的情绪，那么无论她能活多久，生活总是充满希望。
莉兹怀着希望和决心度过了确诊后的头十个月。
“为什么不呢，简妮？只有1%的四期癌症患者活过了五年，但有些人就是打了统计数字的脸。我们知道有人活过了九年，不是吗？”莉兹说。她看着我，催促我同意她的观点。
我确实知道一个人——黛安娜——也得了同样的疾病，而且她确实也是那1%。我当然愿意莉兹的生活常伴希望，但不祥的预感一直在压迫着我的内脏。我试图让自己的大脑忽略这种感觉，毕竟我在静修患者露易丝身上就错过一回。她曾指责我放弃了希望。她因为身体好转而取消了姑息治疗计划，然后又比肿瘤科医生预测的多活了五年，那时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预后的误判。我曾放弃了对露易丝的希望，所以知道自己对生死的预测并非万全。
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努力无视这种不祥的预感，和莉兹一起祈祷，愿她能成为一个活过四期肺癌的幸运儿。后来化疗让她不再一直咳嗽，也不再呼吸困难，放疗减轻了她的骨痛——这样怀抱希望就容易多了。莉兹甚至在办公室工作了几个小时，我也可以暂时忘记癌症，相信我们会并肩战斗，直到一个人最终决定退休。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莉兹没有。我想是因为自己作为护士的一面看到了变化的迹象——减轻的体重，肿胀的脚踝，下降的体力，偶尔错乱的精神，还有变黄的眼白。我不想看到这些东西，但我确实看到了。
我甚至担心自己的绝望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莉兹的生活。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夜晚，我总怀疑正是因为自己平静地接受了他即将死去的事实，才让他没能创造奇迹。我希望自己能像社会心理学课上学过的旁观者那样，当身边有人深陷危机时，可以屈从于旁观者的冷漠，并相信一切都没有错。但我知道，我深深爱着父亲和莉兹，不想让他们死去，并因此悲痛欲绝。认为自己能以某种方式阻止情绪发生或加快死亡进程的想法不切实际，只是因为我不能接受自己无力控制正在发生的事情罢了。
一旦接受了自己的无助，我就会向现实投降，在悲伤中找到平静。父亲在确诊的瞬间就向死亡屈服了，而莉兹则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生命，直到有一天不得不放手。这些选择并无对错。
“就算等到肿瘤科医生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什么治疗方法都没用了，我依然会怀抱希望。”莉兹说，“我要你跟我一起拥有希望。”
我们之间的气氛明显紧张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被要求去做什么不可能的事。
“我会尽力的，莉兹，我的朋友。”我说着拉起了她的手，“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活下来。”她发现我怀疑她不能创造奇迹，眼睛里闪烁着失望的神情。
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与她聊聊生命最后几周对她来说可能很重要的事。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和莉兹，以及我们的团队，已经帮助过成百上千个癌症患者，在他们接受治疗或走向死亡的路上提供支持。我知道这样的谈话能化解紧张，拉近我们的距离，但这不是为了我。
莉兹离世前的倒数第二个月里，我们每天来来回回发短信，里面充满了爱与支持，还有表情符号，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死亡”这个词。莉兹仍然相信她会神奇地痊愈，而我则压抑自己的情感，让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尊严。
住进医院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去家里看她，莉兹喘着气低声说她永远不会放弃希望。我流着泪点点头，知道自己想象中的那场关于死亡的对话永远都不会发生了。但令我惊讶的是，这一年来头一次，我的身体突然放松了。想跟她谈论死亡是我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她的。最后，我不得不放弃。
那次拜访后的第二天，离莉兹去世前不到两周，她的肿瘤科医生说她必须停止口服化疗，因为癌症正在迅速恶化。她没法再给莉兹做什么治疗了。第二天，莉兹告诉道格，她必须要去医院，因为她觉得在家里应付不了。一个星期后，她被转移到临终关怀中心，在那里住了五个晚上，然后与世长辞。
我到临终关怀中心时，那个房间里挤满了客人。我走到床边，莉兹睁开了眼睛。
“啊，你来啦。”她就像在欢迎我来到一个温馨的同学会，“你最近怎么样？”
“看到你这么舒服、这么平静，我真的很高兴。”我回答说。
“嗯。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吗？”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问。
“看看你身边吧，这个房间里充满了爱，我是多么幸运啊。”莉兹试着在插入鼻孔的氧气管下露出微笑。
我看了看围在床边的一大群人。我看见道格坐在扶手椅里，紧挨着莉兹的姐夫杰拉尔德。旁边是杰奎琳和她的男朋友。威尔和女友手牵着手。两个来自惠斯勒的老朋友盖着毯子坐在沙发上，我之前只听说过她们，这次因为照片认了出来。两个卡兰尼什的朋友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其中一个在用吉他弹奏轻柔的乐曲。床底下的一个角落里，他们的西班牙猎犬乔伊正趴在枕头上睡觉。到处都是鲜花和卡片，墙上也挂满了照片。整个房间因为生命而鲜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说，“你真的很幸运。”
我最爱最爱的莉兹，我一面想，一面把她的骨灰撒向深红色的玫瑰和白色的大波斯菊。人们三三两两走上前来，将她的骨灰撒向曼陀罗花坛，直到最后一个人也完成工作。最后我们又拿来一大碗一大碗的鲜花花瓣，把它们铺盖在灰烬上，直到曼陀罗上再次恢复明亮的色彩。
意大利作曲家卢多维科·埃诺迪创作的《两个特拉蒙特》——意为“两个落日”——是莉兹最喜欢的钢琴曲之一。我们五十个人坐在一起，脚边是完成的曼陀罗花坛，玛丽莉斯演奏起这首乐曲，音乐在房间里荡起涟漪。
然后道格走上前去，用小草刷一点一点把那圈混着灰烬的花扫到白布中间，动作很慢，就像我在人类学博物馆看到僧侣处理曼陀罗时那样。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草刷与画布摩擦的沙沙声。随着我们创造的东西慢慢解体，我意识到时间永远流逝，万物皆是无常。我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会过去”。
然后，道格叫他两个孩子把帆布的四角折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把包裹拿到外面的小溪里去。五十个人的队伍跟在家人后面走到桥上，克里族长老和朋友莫琳用鼠尾草的烟熏了熏包裹，并向造物主祈祷，希望她能在自然世界里平安无事——现在这里已经是她的家了。
接着，道格、威尔、杰奎琳和我顺着河岸往下走，直到水漫过几根横跨小溪的大树根。道格脱下鞋袜，涉入树根围成的水潭。我能感觉到我们两边的两棵红雪松的力量和坚守。水潭下是一个小瀑布，水会流进一个更大的水池里。他小心地打开了帆布包裹。
在我们下面几英尺的地方，一群人聚集在小溪岸边，旁边是一潭清澈的池水，来自喀斯喀特山脉。我注意到很多人手牵着手，胳膊挽着胳膊，面孔温柔而美丽。在杰奎琳和威尔的帮助下，道格打开袋子，慢慢地把花瓣和灰烬撒过树根。
一些骨灰落在光滑的圆河石顶上，在夏日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花瓣被流水从树根上冲了下来，顺着瀑布飘到下面的池塘里，形成了一轮不小的新月，几乎碰到了两边的河岸。那圈色彩鲜艳的花瓣似乎停留了几分钟，然后缓缓的水流把它们重新塑成一条彩带，带着它们顺流而下，绕过一个弯，消失在了视线中。有几片花瓣在岸边的石头缝里流连，它们可能会停留一段时间，最后才屈服于流水——也许是在黑暗的夜晚，那时只有新月的光芒照亮着它们。
回去的路上，我们手挽着手在小路上漫步，丰盛的美食正在家里等待。道格声音坚定地说：“当我们用美丽来沐浴悲伤时，一切都感觉轻松了许多。”
葬礼过后的几个月，每每想起莉兹，我就会想那里的她——在她深爱着的美丽小溪里，在无数鲜花的簇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