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拒绝死亡

乔治:拒绝死亡

乔治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时,他忙得顾不上生病。乔治四十多岁,白天是一名高中教师,晚上和周末则是忙碌的父亲和丈夫。结肠癌突如其来。他一直没有察觉,直到一天早上,他发现马桶里有几滴鲜红色的血。妻子珍妮特预约了家庭医生,坚持让他抽时间去检查为什么出血。

乔治从容地接受了患癌的消息。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做的时候也没什么怨言。他曾看着父亲经历肠癌。二十二年后,他七十岁的父亲身体“非常健康”。确诊后的六个月,经过十二轮化疗,乔治的癌症得到了缓解,生活也基本恢复正常,只是在肿瘤医生那儿接受检查的几天偶尔会让人担惊受怕。

三年后,乔治被诊断为结肠癌继发肝转移。最初几轮化疗过后,他不得不住院缓解疼痛、稳定症状,接受新的化疗方案。我被指派为主管他的护士。那时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中心才工作了一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角色。

在他住院的六个星期里,乔治和我谈了很多事。他是个心里有数的人,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后,父亲曾说希望自己过去能用更多时间投身创作,比如画画、写诗。父亲和乔治都选择把工作和家庭放在首位,总想着老了以后再追求自己的爱好。乔治和我父亲一样,都没能活到退休那几年,所以对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永远无法释怀,就像一生中的很多希冀一样。

病人和护士之间最具启发性的对话往往发生在值夜班的时候。那时病房里比较安静,没什么可分心的东西,恐惧便会浮出水面。一天晚上,乔治告诉我化疗不起作用,肿瘤医生在那天下午给他提供了一个试验性的方案,要他在医院多待几个星期。她特意从制药公司订购了新药,只能出于人道主义给他用,因为像乔治这样没有参与临床试验的人是买不到这种药的。她估计药要四五天才能到。

“我不想这么做。”乔治平静而坚决地说,“珍妮特想让我这么做,但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剩下的时间很宝贵,我不想被困在这家医院里度过余生。”

许多垂死之人慢慢地开始认识到,我们无法抗拒死亡,甚至无法阻止它一步一步逼近。试图牺牲尊严来延长生命对乔治来说毫无意义。他希望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偃旗息鼓。一些家庭成员能接受他们所爱之人必将离去的现实,有些人则不能,他们会竭尽全力延续生命、抗拒死亡。放弃希望就好像意味着他们的爱退缩了,意味着背叛了永远相守的诺言。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人们不能选择投降。

“在这件事上和珍妮特争执一定很难。”我说,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像我和乔治这样的谈话中,言语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幸好护士还有其他方式来关怀、安慰患者,比如身体接触。我常常想起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话:“我认为用语言表达感情是一种浪费。感情应该化为行动,行动会有所成。”

“你要不要来个后背按摩?”我问。上夜班时,我们经常问人们想不想做背部按摩,现在这在医院不是很常见了。分配来的病人超过了护士的管理能力,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给病人服药和使用电脑。他们太忙了,没有足够的时间切身体味病人的疼痛。

“好的,我很乐意。珍妮特这些天不敢碰我,怕伤到我。没有爱人的抚摸太难过了。没什么预料,只是突然有一天,爱抚就这么停止了。”

乔治慢慢地向右侧翻身。我小心翼翼地把被子拉到乔治睡裤的边儿上。我很感激我这个职业的传承,它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安全的亲密关系。乔治已经解开了睡衣,这样我就能很容易地把它从肩膀上脱下来。

我把注意力转向手上温热的乳液。我给很多背涂过乳液,这个背跟它们都不一样,它向我展示了死亡的模样。轻一点,再轻一点,我抚摸着背部松弛的皮肤,下面几乎没有肌肉支撑。我的手似乎知道该怎么做。

右手的手指顺着乔治脊柱突出的骨头一直向下,左手则按摩两边柔软的肌肉,每一个动作都想传达些什么。我的手想告诉乔治,不管他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他仍然是一个完整的人。老师、父亲、丈夫,接受与放弃,可触与不可及,都融入我们之间的空间。我想通过我的触摸告诉他,在生命的尽头,我们依然重要。

我听到乔治的呼吸变了。每一次呼吸的时间都比前一次长,每一次似乎都诉说着一种放手。

一阵低语传来:“孩子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们说再见呢?珍妮特会给他们找个新爸爸吗?我希望她能有个新丈夫,甚至希望他们也能有个新父亲,可是一想到有另一个男人在比赛时为他们加油,在回家的路上带他们去吃冰激凌,我就受不了。”

在这个阻力为零的地方,无法回答的问题幽幽降落。

我继续按摩,轻轻地揉着乔治后背萎缩的肌肉。尽管没有什么神奇的语言来安慰这颗破碎的心,我却感到出奇地平静。在正确的地方,用全身每一个细胞倾听,有节奏地轻揉他的背,我本能地知道这会有所帮助。

乔治继续说:“我爱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你能见见他们。本看起来更像我,杰西更像她妈妈。我想他们知道我快死了,但我们还没有直接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但我确实认为他们有权知道。放学后珍妮特会把他们带到这里。我每天都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想他们会记住的。本说他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这样就能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了。杰西只是想让我给她讲故事,就像她小的时候那样。她最喜欢的故事总是我编出来的。”

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变了。我们感到一种痛苦的温柔。面对一个在难解的困境中挣扎的人,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莫名觉得像在家里一样。

乔治闭上了眼睛。那天晚上要讲的话都说尽了。

我忘记了时间。微弱的光线从医院的脏窗户里透进来,很快就消失了,不过在远处,我能看到直升机停机坪上的明亮灯光,指引北方来的急救人员降落。我轻轻地给乔治盖好被单和淡粉色的棉毯,为了不吵醒他,没有帮他把睡衣穿回去。我记得自己希望医院里能有羽绒被,有柔软的羽毛枕头,能在角落里放一瓶野花。我把呼叫铃放在乔治够得着的地方,关了灯,想了想,又在他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那晚与乔治聊完后,我有四天的休息时间,每天都在想乔治,想他的决定。我还没学会在大脑中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学会在休息日不管不顾。我遇到的人都住在我的身体里,我带着他们一起生活,感觉就像我一直陪伴着他们。

回去工作时,有人给我交代了乔治的病情变化。即便如此,回来第一天走进病房,看到他在短短四天内就病得如此厉害,我还是吓坏了。他的皮肤变成了像蜡一样苍白的灰色,几乎没有反应,看上去就像快要死了一样。我开始工作,想让乔治舒服起来。我给他做了个缓慢的床上擦浴,换了一套睡衣。我需要另一位护士帮我给他翻身,因为他已经不能随意移动自己的身体了。我给他梳头,用电动剃刀剃掉下巴上前一天冒出来的胡楂。珍妮特很快就会来,我想让她知道乔治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良好的状态可能会让她相信,死亡没那么不可接受。

看见她之前,我已经感觉到了她的气场。她进来时,空气中瞬间充满了焦虑。“你今天会给乔治做化疗吗?”珍妮特问。

我的心一沉。我原以为既然乔治已经快要走了,就不会再考虑做化疗了。

“我不知道他今天要做化疗。我们出去说吧,我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最好不要当着乔治的面说这些,除非他自己选择参与谈话。

在护士站和被褥柜之间的走廊里,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

说话时,珍妮特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摇到另一只脚。“为了孩子们,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乔治还年轻,他不能死,他需要继续战斗。医生同意我们再给他做一次化疗。”

“是乔治的决定吗?”我小心翼翼地问,知道这样做有风险。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不能自己决策了。他会希望我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她看着我,有些责怪的意味,好像我的问题冒犯了他们的婚姻。

我的心一沉。作为初级护理护士,那天给乔治做化疗的任务会被指派给我。作为乔治最亲近的人,珍妮特现在是代替他做决定的人。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在职业生涯早期能有足够的经验应付这样的场景,我会走到珍妮特身边,碰碰她的手臂,温柔地直视她的眼睛,问她是不是害怕发生在乔治身上的事,害怕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变化。我那颗属于年轻护士的心怦怦直跳。我害怕她。也许开新化疗处方的肿瘤医生也害怕她,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再做化疗也是徒劳,因为她的丈夫马上就要不行了。

我想鼓起勇气说:这太难了,珍妮特,我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对你和乔治还有孩子们来说都太难过了。再做治疗没有意义。我希望它能起效,但这是不可能的。乔治需要你倾听他的心声,他已经受够了战斗。他没有放弃,他只是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在这段旅程中,他也需要你陪在他身边,而不仅仅是陪他战斗。我知道你能做到。孩子们也需要你帮助他们接受事实。

也许那时珍妮特会心软下来,陷入投降带来的宽慰。然而,我既没有信念也没有勇气向珍妮特说出这些,更没有勇气就这样走开。

道德感带来的煎熬在我的胃里翻腾,让我焦躁不安。我难以开口,想说的话咽在了嘴里。

“周六晚上,我和乔治聊了聊他的治疗,聊了很久,”我试图解释。“我能跟你讲一下吗?”我问。

“当然,但这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重要。如果他还有机会活命的话,我们必须对那些癌细胞发起猛攻。”珍妮特回头看了看化疗准备室。也许她希望那里会随时出现一个有着乔治名字的输液袋。

我感到我想说的话在身边飘过,被我的恐惧和珍妮特的恐惧打散了,全都混在一起。

她匆匆向护理站走去,我听到高跟鞋踏在医院油毯上嗒嗒作响——这是害怕说再见的声音。

一个想法开始从心里萌发,就像一个秘密被真言照亮。我必须尊重几天前和乔治的谈话。他曾告诉过我,他累了,试验性化疗奏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知道死亡就在眼前,是时候放手了。

走向护士长办公室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手心也在冒汗。我必须说说这事,即使另一种选择诱惑着我:我可以继续给乔治化疗,就像其他日子一样。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

我和护士长琼关系很好。走进房间时,她正坐在办公桌前。

“有空聊聊吗?我能把门关上吗?”我问。

“当然,怎么啦?”她转过椅子,看着我的眼睛。琼是那种可以给人信心的护士长。不管发生什么危机,她都知道该怎么做。她的白色短发上抹了发胶,做成根根分明的造型,似乎在强调她的能力。

“乔治今天要做化疗。我认为他不该这样。”我想我还是直说比较好。

“为什么呢?”琼关切地看着我。

“乔治在周六晚上告诉我,他已经不想再接受治疗了,他受够了,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今天他几乎没有意识,也绝对没有能力自己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珍妮特替他做了决定,她肯定想要抓住最后一丝希望。”我抑制住泪水,紧张感在喉咙里灼烧。

“你跟珍妮特谈过你的想法吗?”琼问。

“我试过,但没法往下谈,她觉得现在是她做决定的时候了。”我感到愤怒代替了眼泪。

“这的确该由珍妮特来决定,简妮。”她温柔地说。

我感到乔治没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放弃治疗了,我自己的勇气也在溜走。我发现自己在寻找古布上的一块碎片,它总把生与死紧紧包裹在一起。接受爱人会死的事实会让我们直面生命的无常,直面我们的孤独。战斗到最后一刻会让我们过早分别,也让我们无法认真地道别。我知道珍妮特被困在了囚笼之中,我的能力和这个医疗系统都无法帮她解困。

意识到琼是对的,我的怒气消失了。作为他的妻子,她有权利为乔治做决定,就算没有我的支持。我下了决心,这份宽慰取代了愤怒。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琼,我做不到。”我声音柔和,但没有商量的余地。

琼用余光看我。“什么意思?”

“我必须尊重和乔治的那场谈话。他不想再做化疗了。我不想当今天给他做化疗的人。”

“让玛丽给乔治做化疗,你回家休息休息吧。你看起来很累,我们明天再谈。”她说,声音里充满了疲倦。

我转身准备离去。“谢谢,我会的。”我说。

走过乔治的病房时,门开着,我停了下来,想看看会不会遇到珍妮特。

“她去买咖啡了。”病区接待员说。她很可能偷听到了我和珍妮特在走廊角落里的对话。她冲我微笑,我确信自己有了一个同盟。

我快步走到床边。乔治闻起来好像已经死去了,发出一股熟悉的腐臭味。他的呼吸声很响,我能听到喉咙后部分泌物发出的噼啪声。他的咳嗽反射太弱了,没法把这些分泌物咳出来。我知道,尽管已经陷入沉睡,听觉也是最后才会消失的感官,他很可能听得到人们在他面前所说的一切。

“乔治,保重。”我低声说。这话不对,但我没有直接告别的勇气,“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听到你那天晚上说想放弃治疗的话了。珍妮特肯定是害怕生活在没有你的世界里,所以她想替你决定继续战斗。今天护士玛丽会给你做化疗。就当是为了珍妮特吧,也许你会愿意。我不能给你做化疗,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我用手背抚摸着他的脸颊,乔治轻轻地动了动身子。

“再见,乔治。”我低声说着,头也不回地溜出了房间。冲进街道明亮的阳光里,我感觉和自己的命运擦身而过。我意识到,一种全然不同的疗愈在召唤着我。

【注释】

[1]会带来创伤的抢救措施。

[2]1品脱≈0.57升。

[3]差点,是差点指数的简称,是衡量高尔夫球员在标准难度球场打球时潜在打球能力的指数。

[4]吉米(Jimmy)是吉姆(Jim)的昵称。

[5]1磅=0.4536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