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莫谈死亡
肖娜·麦肯齐给我留了一封语音邮件，用的是一种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几乎听不懂，但听格拉斯哥人说话总能让我振奋精神。
肖娜回电话时，她告诉我，是她丈夫的家庭护理护士给了她我的名字。
“那个护士认为你也许能让我的丈夫头脑清醒一些。”她说。
“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觉得自己又能去高尔夫球场了，简直是开玩笑！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可能再打高尔夫球了。”肖娜说，“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他不愿沟通。”
“吉姆知道你给我打过电话吗？”
“我还没有告诉他。他不适合接受咨询。”
“苏格兰有人需要心理辅导吗？”我笑了。
“姑娘，你说得对，”肖娜说，“要解决心理问题不如喝一品脱[2]啤酒。”
“告诉吉姆，你邀请我来喝茶，还要说我是从老家来的，”我说，“也许他会让我进去。”
每次开车到北温哥华时，我都会在狮门大桥的堤道前右转，这样我就可以绕很长的一圈，路过斯坦利公园。巨大的道格拉斯冷杉和西部的红雪松环绕着公园的公路旁，莫名让我心里十分踏实。我曾经问过一个土著朋友，这些大树根系相对较浅，它们得有多大的能量、多强的生命力才能承受大风和暴雪啊。
“可惜我们不能把大树的能量用到自己或需要力量的人身上。”我对朋友贝弗说。
“你当然可以。”她轻快地回答。
“怎么用呢？”我问。
“只要问它们要就行了，然后表示感谢。它们从不会拒绝。”她笑了。
那天，我绕着公园开车，左边就是树林。春日的阳光照亮了泛太平洋酒店的白帆，映在勾画城市天际线的高楼大厦上。我可以看到伯拉德湾远岸一堆堆亮黄色的硫黄，还有北岸山脉上最后一小片积雪。
我把车停在了一座建在山下的白色平房外，后面还有杉树和雪松。因为早到了几分钟，我就坐在车里闭上眼睛，希望大树们能给我些能量，最后我还大声说了“谢谢”。
我沿着小路走向那座房子，敲了敲饱经风霜的前门，肖娜出现了。与她打电话时我曾想象过她的样子，跟眼前的她几乎一模一样：七十出头，沙灰色的头发烫过了，长度正好到蓝色棉布衬衫领子上面；她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阔腿聚酯质地裤子的裤腰扎着条海军蓝腰带，平底露趾凉鞋搭配着袜子。
“谢谢光临。”我伸出手和她握了一握，感到她的手又凉又湿，我想她可能也很紧张。初次面见一个家庭常常会让我感到焦虑，因为如果想更好地帮助他们，迅速建立融洽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进入一个家庭就像一种特权，一种你常常不确定自己是否值得拥有的特权。
“我会直接带你去见吉姆，但他今天感觉不太好，”肖娜低声说，“他大半夜都没睡着，浑身是汗，最近几天也没怎么吃东西。医生晚些会来给他检查。”
肖娜领我走进了那间小卧室，里面有一张靠着双人床的病床。房间里到处都是小玩意儿：迷你瓷狗模型和塑料芭蕾舞演员，发条音乐盒和布满灰尘的木制耶稣诞生像；镶框的黑白照片点缀着墙壁，展示着几处苏格兰历史遗迹。窗帘被拉上了，但阳光还在试着透过缝隙照进来。吉姆靠几个枕头支撑着，身穿一套带蓝色条纹的睡衣，扣子一直扣到衣领，湿漉漉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一边。度过一个艰难的夜晚后，肖娜可能给他梳洗打扮了一番，方便接待客人。
“吉姆，这是简妮，我跟你说过，那个要来喝茶的护士。”她说。
我伸出手，感到一阵有力的回握。
“下午好，”吉姆说，“很抱歉在这里见面，但我昨晚过得很糟糕。我一会儿就起床。”肖娜偷偷地看了我一眼，扬起了眉毛。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在你准备好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儿。”
“准备好什么？”他问道，乌黑浓密的眉毛扬了起来。
“肖娜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来看你，能不能帮上忙。”我说。
“帮什么忙？我不需要心理医生，如果你是的话。我只需要去球场打几个球。”
我在肖娜为我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她坐在床脚边的凳子上，双腿交叉，一只凉鞋上下抖动着，显得有些焦躁。肖娜有自己的计划。
“吉姆，亲爱的，别这么冲！简妮是一名护士，她来自格拉斯哥。”肖娜说着，隔着被子拍了拍他的脚。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吉姆说，“不是你的错。”他眨了眨眼。
“不过，我父亲是在艾尔出生、在艾尔长大的。这会不会让你感觉好受些？”我问。
“那儿离拉格斯很近，我们俩都是从那儿来的。你爸爸打高尔夫球吗？”
我知道高尔夫球会拉近我们的距离。“他是一名高尔夫球手，巅峰时期差点[3]降到了九。我的母亲现在还住在格拉斯哥，今年八十六岁了，仍然在打高尔夫球。爸爸差不多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如果不介意的话，能不能问一句他是因为什么去世的？”吉姆说。
“脑部肿瘤。确诊时已经四期了，一切都很突然。”
“我的肺癌也在四期，我听说没有第五期。”他看着我，挥起两只拳头，好像在和空气搏斗，“不过我是个斗士，一时半会儿不会被淘汰。”
我注意到吉姆的指甲是淡蓝色的，而且每一次呼吸时胸部都在吃力地起伏。我想他很快就会需要一个氧气罐。
肖娜加入谈话，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吉米[4]，医生上周不是这么说的。她说不能再给你做化疗了，她很抱歉。”
“给简妮倒点茶来，亲爱的，她不想听你说丧气话。”吉姆挥了挥骨瘦如柴的手腕，把她赶走了。
肖娜一进厨房，他就开始说话。
“我很担心她。我死后她该怎么办？她身体不太好，孩子们又太忙，没时间照看她。我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所以这部分还好。”吉姆说。
我一有机会就抓住了。“毫无疑问，她肯定会很难熬。但你没法阻止她难过，况且她可能比你想象得更坚强。”
“她以为我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但我心里有数。我只是觉得还是不谈为好，这会让她心烦意乱。”他的手穿过头发，抓着后脖颈，“当她难过的时候，我就没什么办法控制了。”
“如果你能谈谈这事，也许会对她有帮助。”我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看上去吉姆似乎是那种靠自己强大的体力和精神生活的男人，但随着身体日渐衰弱，养家和保护妻子的能力越来越低，他不知道该如何适应自己对他人与日俱增的依赖，还有随之而来的情感冲击。
“来啦！”肖娜大声说，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茶杯、茶碟、糖碗、牛奶壶，一把裹着编织套的经典棕色贝蒂茶壶，还有一盘巧克力消化饼干。她把托盘放在床上，这是房间里唯一有空放东西的地方。
“茶里加点什么料呢，简妮？”
“牛奶就好，谢谢。”
她先倒牛奶再倒清茶，茶水满得快要溢出杯口。
“你要喝茶吗，吉姆？”她问。
“不用，谢谢，亲爱的，我已经热起来了。”
“我不在的时候，你俩谈了些什么？”肖娜问。吉姆看了看我，扬起眉毛。
“我们谈到了天气。春天多暖和啊。”他说。
我呷了一口茶：“趁我还在这儿，你们俩有什么要说要问的吗？”
他们对视了一眼，看对方要不要开口。
肖娜再次尝试：“吉姆，我想和简妮谈谈你病情加重后会发生什么。”
“什么？”他问道，心灵立刻穿上了厚厚的铠甲。
“你是想住在临终关怀中心，还是留在这儿？”她问。
“我得告诉你多少次你才能明白，我还打算在一命呜呼之前再打一两轮高尔夫球。我们改天再谈这个吧！”吉姆皱起眉头，“你从格拉斯哥什么地方来的，简妮？”
三周后，我去狮门医院看望了吉姆和肖娜。肖娜打电话叫我来的。吉姆发热了，抗生素没有起作用，他都有点烧迷糊了。肺部也充血了，需要高流量吸氧。肖娜建议他去临终关怀中心，他拒绝了，但还是让她带自己去了急诊室。在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他还说着要出去打九个洞。肖娜在电话里告诉我，吉姆仍然拒绝谈论死亡，也不愿拟定遗嘱。他拒绝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这意味着临终关怀中心不会收他。肖娜最终放弃了与吉姆坦诚交流的努力。我能看到她眼中的痛苦：她投降了，放弃了亲口告别的可能性。
我走进那张四床房，看见吉姆在窗边的床上睡着了。肖娜蜷缩在一把扶手椅里，尽量靠近床铺。
“坐在那边吧，简妮。”肖娜指着床另一边的椅子，“吉姆，简妮来了，那个来过家里的姑娘，你还记得吗？”她大声说，身子俯靠在他的左耳边上，但是吉姆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太可怕了。他一直狂躁不安，大喊大叫。昨天他的咆哮把孩子们吓跑了，于是我让他们回家休息。”她说，“最后护士问我要不要用镇静剂，可以让那些极度痛苦的人平静下来，我说：‘来吧。’”我们说话的时候，吉姆还在睡觉。
“如果血氧含量太低，人们就会神志不清。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我想他表现出战斗本能也是正常的。”我说。我继续解释道，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一个人会失控，靠本能做出反应：我们会战斗，逃跑，僵在原地或者投降。不断涌入静脉的镇静剂让吉姆投降了。在我去医院三天后，他与世长辞。
两周后，肖娜来我这里接受心理咨询时说：“我猜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与垂死》那本书中所说的‘否认’吗？”她问。
“老实说，肖娜，我不相信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有‘否认’这种东西，”我回答，“我认为吉姆选择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起来，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你的关心。他认为这会让你太难过。”
肖娜伸手握住了衬衣下的小十字架，用食指和拇指摩擦。
“他说要再去打高尔夫球时，我们好像都在演戏。我很生他的气，气他太胆小，也气他不跟我聊事实。”
我点了点头。“对他来说，说再见如此艰难，他可能太害怕了。”我说。
“除非喝了几品脱酒，那时他才算有些伤感。”她说，叹了口气，“我们没能说再见，我很难过。”她又叹气，“我想念那个固执的老家伙，真的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