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基德：最佳方案
“如果能办到，他一定会把我冷冻起来的。”布里基德说，紧张地笑了笑。一周校友静修会的一个下午，她想要私下与我讨论一些“家庭事务”。我是两年前在布里基德参加静修时认识她的，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我们中心支持小组会的常驻成员。
布里基德的红金色假发是用真头发做的，修成了带刘海儿的波波头。她说这顶假发花了她一大笔钱，而且戴起来非常痒，但她的丈夫科林总希望她出现在公共场合时能戴。如果不是为他，她早就秃着头了。她说秃头是一种荣誉勋章，证明她承受了那么多次化疗。他俩都是二婚，希望能在一起多待几年。科林刚退休，他们计划去旅行，就等两年后布里基德结束工作、从学校董事会拿到全额退休金了。加拉帕戈斯群岛是他们遗愿清单上的第一个目的地。
“他说如果我死了，他会无法忍受孤独。”布里基德深吸了一口气，“我对他说：‘亲爱的，不是“如果”，而是“什么时候”。’”
我点了点头：“爱我们的人愿意相信我们会永远活着。”我感到两人观点的冲突：布里基德信奉实用主义，而科林则想要否认即将失去她的现实——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她需要有耐心，但我觉得耐心可能不是她的优点之一。
布里基德第三次患癌的病灶在肝脏，她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过上平静的生活。第一次患上乳腺癌时，总有治愈的希望，但如果它卷土重来，情况就变了：癌症会从可愈的疾病变成绝症。第一次参加静修的五年前，布里基德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她认为只要经过手术、放疗和化疗就会痊愈。布里基德以为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癌症相遇。得知最初的病灶在三年后已经扩散到骨骼时，她震惊了。肿瘤医生告诉她，就算再化疗，癌症还是会复发，她可能会有几个月的健康时间，甚至隔一两年再发病，但这病永远也不可能痊愈。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发之间隔了二十个月。布里基德希望自己对死亡的接受态度最终会影响到科林，因为她知道可能不会有第三次缓解或第四次复发了。
“我的父母都是九十多岁的时候老死的，在他们自己的床上，我父亲比我母亲早七年去世。他们都是农民，懂得生与死的循环。他们不害怕死亡。”她说。
爱尔兰血统让布里基德性格刚毅、坚韧不拔。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曾在家里照顾垂死的亲人，她希望在自己的生命结束时也能依靠这种力量。
“我的兄弟姐妹们负责照顾爸爸妈妈，我回家过了几个星期。不慌不乱，只是生命缓缓流逝。如果可能的话，这就是我想要的——当大限已至，不要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布里基德的淡绿色眼睛望向远处，过了一会儿才又说话。
“现在我得说服科林让我死在家里，”她说，“任务艰巨。”
科林的父母都是在医院去世的。他五十八岁的父亲在高尔夫球场上心脏病发，被紧急送往医院，一周后在冠状动脉护理病房去世。母亲七十多岁时在家中跌倒，在急诊室去世。布里基德告诉我，科林认为他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这些悲剧发生，比如坚持让父亲做心脏检查，尽管他没有心绞痛的病史，或者在家里为母亲多装几个扶手。他不接受自己几乎无法阻止他们离去的想法。
布里基德说：“医生、护士建议我接受姑息疗法时，科林连这个词都听不得。”
我说：“大多数人都很害怕听到‘姑息疗法’这个词，他们以为这相当于‘死神已近’。”布里基德知道，姑息疗法意味着医治的重点已经从治愈癌症转移到缓解症状，只求最大限度提高她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早日开始姑息治疗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还能让人们活得更长。研究人员推测，做好症状管理能在短期内稳定患者的病情，减少危及生命的急性事件。要么是科林认为“姑息”一词意味着布里基德大限将至，要么是任何指向布里基德必死结局的词语都让他感到恐惧，后者更有可能。
“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还不错，只是很容易累。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劳作了。少了我，我的花园肯定会遭殃。接近终点时，我会越来越累吗？”布里基德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精力会越来越少，会想要更多的休息。肝脏停止工作后，毒素就会在身体里堆积，这会让你疲劳。我想对你这样的人来说不容易吧？”我说。
“我根本闲不住。科林总是催我从花园里回来，但侍弄花草让我知道，即使我不在了，我种的球茎也会在春天为他开花。”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园丁之手说，“他讨厌我这样说话。”她话里有些气恼。
布里基德不敢告诉丈夫，她想让自己的骨灰像护根物一样撒在花园里，她还想要“适度”的葬礼，而不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哭泣的生命典礼。她告诉我，爱尔兰人相信人们应该在几杯威士忌的帮助下适度哀悼。她还说葬礼过后遗属应该继续享受生活。一生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过，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忧郁。
“我试着谈过这件事，”她说，“但他只是告诉我这不可能。”布里基德望着远处。科林的抗拒把一块冰冷的孤独之石插进了她的心里。
随后是一阵沉默，我们都等着对方先开口。最后，布里基德转头面对我：“你能告诉我最后会是什么样吗？我会怎么离开这个世界？”
“你的肝癌很可能是主要问题。等肝脏衰竭，死亡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会持续几天，有时是两到三周。”我解释说人会变得越来越困倦，最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睡眠中度过，布里基德的目光没有退缩。只要她有药物应对疼痛或恶心这类症状，最后的日子也可以舒服度过。
“如果家人和朋友接受了你即将死去的事实，房间里通常会更安宁。”我说。
“科林没法接受。”布里基德把嶙峋的双手攥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跟他谈过DNAR的事吗？”我问道。DNAR指的是“放弃急救同意书”，可以向医疗团队传达患者不想接受心脏复苏术的意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想接受‘英雄式抢救’[1]。”
“我钱包里有这张表，签过名了，但我太害怕了，不敢告诉科林。”她说。
家庭护理护士让布里基德用胶带把文件粘在厨房的冰箱上，如果科林很害怕，叫了救护车，护理人员看到表格就知道不要救醒布里基德，会给她用上生命支持装置。如果没有这张签好名的表格，按照法律，他们必须对她进行复苏抢救。
风哗啦哗啦地吹着会客室的大玻璃窗。那是10月下旬，雪很快就要来了。只有几片叶子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等着下一阵风把它们刮走。地球不需要像人类那样为季节变化做准备。
“这就使我想到‘预留医疗指示’了。如果你病得无法做出医疗方面的决策，你可以合法地指定其他人替你做。”我说。
布里基德向前倾身，接近座位的边缘：“科林不是替我做医疗决策的合适人选。我告诉过他自己的想法，但我不认为他会帮我实现。他想要我活着，不惜任何代价。”她有些坐立不安，脑袋焦急地左摇右摆。
“选其他人替你做决定吧，可能会减轻科林的负担，这责任对他来说太重了。”我说。布里基德代表科林松了口气。
“我最好的朋友会是个更好的选择。她不会害怕拔掉我的管子。”布里基德说。
“我不知道科林愿不愿意见见我们的静修医生达芙妮。你们明天会找她做医疗咨询吗？”我说，心里想着有二十五年姑息治疗经验的达芙妮。她曾无数次与癌症家属谈话，也许她能减轻科林的恐惧，帮助他接受现实。
“我可以问问他，”她说，“可能只有达芙妮这样的人才能让他想通。”
几个月后，布里基德从医院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她发了高烧，呼吸困难。科林本来想在半夜带她去急诊室，但她拒绝了，直到早上才去。肿瘤医生去度假了，所以她去看了内科医生。医生说她得了肺炎。
“昨天入院以来，我的呼吸变得更糟了。”她在呼吸的间隙里轻声说道，“你认为时间快到了吗，简妮？”
“也许是这样，但抗生素说不定会起作用呢？要我帮你问一下能不能住进姑息治疗病房吗？”我问。
“是的，但是科林不让我去那儿。医生说如果今天我的呼吸情况恶化，他们可以让我进重症监护室，靠机器辅助呼吸。他们认为在那里待几天用呼吸机呼吸，再加上抗生素，也许我就会挺过来。”她的声音颤抖着。
“你可以在姑息治疗病房接受抗生素静脉注射，不用上呼吸机。”我说，“抗生素起不起效在哪儿都一样，但这两种环境截然不同：在重症监护室插管意味着你会被麻醉，无法与科林交谈，只有几个人能来探视；在姑息治疗病房，你不用插管，也不会被麻醉，想见多少访客都可以。你知道你想选哪个吗，布里基德？”我轻声问。
“不，我不知道。”她说。
只要布里基德还清醒着，她就可以自己做出医疗方面的决定，可一旦失去知觉，科林就会替她做主，因为他是她最近的亲人——除非布里基德指定她最好的朋友替她决策。
“你和科林签过‘预留医疗指示’的文件了吗？”我问，已经猜到她会怎么回答。
“上周末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但他仍然坚持不见姑息治疗医生。他一直说永远不会放弃我。简妮，我不愿承认，但我太害怕了，不敢告诉他在医疗决策方面我更信任我的朋友。”布里基德的声音听起来很丧气。
“现在你能跟科林和医生谈谈，表达一下你的意愿吗？”我的声音里流露出了紧迫性。布里基德可以做决定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要交出决定权了。
“我能晚点给你打电话吗？”她说。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来帮忙说服他。”我说。
“谢谢你，简妮。我会和你保持联系。”
布里基德的电话一直没有打来。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医院问她的状况。我被告知她进了重症监护室，除了家人外，任何访客都不允许进入。
我在家里给科林留了一个语音消息，那是他给我的唯一的电话号码。
“科林，我听说布里基德进重症监护室了。我很难过。你能给我回个电话吗？”我留下了手机号。
他没有回电。
两周后，布里基德去世了。我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了她的讣告：
经历了与癌症的英勇斗争之后，布里基德·奥沙利文在温哥华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与世长辞。深爱她的丈夫科林在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