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和菲利普并肩骑着车，驶入大片灰色雨云笼罩的林间小路。针叶树的枝丫悬在我们头上，路边的沙龙白珠树在雨中闪着明亮的绿色。2013年惠斯勒格兰丰多大奖赛训练组的其他车手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连影子都看不到。菲利普慢下来等我。
他说：“路上湿滑，转弯的时候向内倾斜比较安全，简妮。”
我还不习惯新公路自行车那没有胎纹的薄轮胎。
“对于一个新骑手来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用眼角余光看了他一眼，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地面。
“对于接受化疗的患者来讲，你做得也不赖。”我回答。
我是在菲利普参加一个青年支持小组时认识他的，当时他刚刚结束第一轮癌症治疗。他用又轻又快的爱尔兰土腔讲述了癌症如何让他的生活支离破碎。
“它摧毁了你所有的信仰，所有你认为可以依赖的东西。”
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十八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被诊断出癌症的经历，讲述自己如何突然失去刚刚起步的生活。那天晚上的聚会里，只有菲利普和丽玛两人罹患了无法治愈的四期癌症。丽玛的乳腺癌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和骨骼，她加入了一个姑息治疗项目。那晚结束时，他们彼此吸引、惺惺相惜。
菲利普鼻腔里有一个肿瘤，已经度过了三年的缓解期。在他第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月就要出生时，他得知那癌已经扩散到了肺部。肿瘤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根据我的经验，比较年轻的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往往比医生预测的要长，可能因为医生的诊断依据一般来自患癌的老年人。老年癌症患者更多，因此有更准确的统计数字。
4月一个潮湿的周日上午，菲利普做完了两个月的化疗，再次骑上了自行车——这是他被诊断肺癌后的第一次。
菲利普是在香港长大的。母亲王媴薇（Wong Yuen Wai 音译）从十一岁起就在一家塑料花厂工作，父亲李小明（Lee Siu Ming 音译）是一名邮递员。父母白天工作的时候，他就由祖母照看。这个六口之家挤在一套高层两居室里，20世纪90年代移民到都柏林，那时菲利普十二岁。
1999年，十四岁的菲利普开始投身于自行车竞赛。他跟着教练环游爱尔兰，成为一名顶尖的青年自行车手。十九岁时，他的自行车比赛生涯结束了。教练告诉他，他没有足够的实力登上顶峰。八年后，菲利普才再次开始参加比赛。2012年，他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参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业余自行车赛——环法挑战赛。那时，他已经和爱尔兰妻子艾玛移民到加拿大，从第一次癌症中恢复过来了。
2013年9月7日，他提议成立一个车队参加惠斯勒格兰丰多骑行，为卡兰尼什筹集资金。我对这个想法很犹豫：十八年来，我们这个慈善机构一直避免举办耗体力的社区活动，以免身体不适的人没法参加。我对几名晚期癌症患者进行了一项小型调查，问他们对组建卡兰尼什自行车队，并且去一场体育赛事中筹集资金有何看法——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没法参加的。
他们全都赞成这个提议：
“如果你是个拥有健康身体的幸运儿，那就好好使用它。”
“健康值得庆祝。我希望当初自己也能这样做，那时我把健康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为我们所有人骑行吧。我们一路与你同在。”
卡兰尼什队得到了全力支持。
我们组建了一个志愿者委员会来帮助车队实现筹款目标，也负责支持骑手完成从温哥华到惠斯勒足有一百二十二公里的赛程。赛道沿着海天公路，海拔会上升一千九百米。
菲利普建议我也来骑车参赛，我下意识地拒绝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年龄太大，还没有公路自行车。我一点儿竞争力都没有，简直没法想象怎么骑过那几座山。”一连串理由脱口而出。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还在思考菲利普的提议。
什么能让我离开舒适区呢？难道不是挑战不可能吗？我能做到吗？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曾倾听无数癌症患者讲述自己面临的挑战，看着他们设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我目睹人们带着勇气走向恐惧，不允许它夺走自己的意志。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必须试一试。菲利普和丽玛是接受化疗的癌症晚期患者，如果他们都在骑行，那么我必须加入。最糟糕的情况是半路弃赛，或是中途受伤；前者伤害自尊，后者则伤害身体。
我拿起电话：“好的，菲利普，我会试着跟队员们一起去惠斯勒骑行。你和丽玛的经历鼓励我尽我所能。但我很害怕。”
“你太棒了！没必要害怕。你要做的一切就是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坚持不懈地训练，这样你就能骑完全程。”菲利普说。
我要做的一切。接下来几个月的训练中，我一遍又一遍重复这句话。
我给我们社区所有人发了封电子邮件，征集有兴趣的骑手。我希望能找到三十个人，但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愿意参加。几周之内，我们的队伍就扩大到了三十人：有治好癌症的人，也有带癌生存的人；有患者家属，也有癌症逝者遗属；还有卡兰尼什的工作人员和支持者。多数人都是刚开始骑行的菜鸟。
为了增强力量和耐力，卡兰尼什队开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公路上训练。3月到9月，每周两次，风雨无阻。教练菲利普常伴左右。
“简妮，试着提高踏频。”爬上通往狮门大桥顶峰的斜坡时，菲利普说。
“什么是踏频？”
“踏频就是你脚踏板每分钟旋转的次数。降低挡位，增加每分钟的旋转数。”
这是一个进展又慢、难度又大的学习曲线。
在春天那几个月里，菲利普化疗的效果很好。肺部的肿瘤缩小了，但体力也跟着下降了。他在训练时很容易感到疲劳，常常早早就收车了。
“你们都做得很好，简直进步神速。下周再见！”一人一车在路上掉头时，他回头喊道。头盔下的头发已经稀疏了不少。
经过几周的训练，我的力量和信心都增强了。我开始享受骑行。我不再认为它控制了我，也不再担心突然撞到迎面驶来的车辆，或者翻过堤岸、掉进海里——现在是由我来掌控了。从西温哥华到斯坦利公园的回家路上，我达到了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
我本不是那种爱在商店里精挑细选的顾客，但从那以后，我养成了奇怪的购物新习惯。我会站在装满电解质速溶片的货架前，思考哪种味道在我水杯里溶解后最可口。我会没完没了地纠结该买哪种能量棒：薄荷巧克力型？无花果枣型？还是燕麦葡萄干型？我穿着球鞋，摇摇晃晃地走在加拿大最大的户外用品销售连锁店MEC的过道上，看过一条条紧身骑行短裤和一件件运动衫，想着选哪个可以掩盖我中年臃肿的身材。
比赛前一天，我的电话响了。
“嗨，简妮，我是菲利普。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道，声音弱弱的。
“现在想做什么也来不及了，是不是，菲利普？”我说，“不妨试着享受一下。怎么了？”
“嗯，我刚去了一趟癌症门诊，情况不太好。”
我胸口一紧。“说吧。”
“癌症又恶化了。肿瘤医师说我得再来一轮化疗，不然就活不到芬恩长大的那一天了。”菲利普说，“她挺直截了当的。”
事实上，癌细胞在菲利普接受化疗期间还在不断增长，这意味着病情非常凶险。
我深吸一口气，平静了一下狂乱的思绪。肿瘤医生有时不知道如何替患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我不知道这个周末要不要来。我好害怕，我可不想拖垮整个队伍。”菲利普说，声音在颤抖，“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人生就要结束了？”
整个团队都会崩溃。我花了一些时间让这条消息在心里沉淀。“菲利普，你的肿瘤医生有没有说不让你骑行？”
“她说骑不骑都无所谓了。”
我张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想大声控诉生活的残酷，冲这种野蛮的疾病倾泻怒火，就像我私下里偶尔会做的那样，但我已经学会信任自己与他人在漫长岁月中建立的羁绊，希望自己的语言可以帮助他们逃离绝望的深海、浮出水面。
“你本可能在两天后的周一才收到这个消息，而不是今天。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已经和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不会注意到癌症的恶化。”我说，“周末去享受和家人的时光吧。待在家里感觉会很糟。来和爱你、依赖你的人在一起吧。即使癌症已经占据了身体的一部分，也不要让它带走你的灵魂。”
菲利普叹了口气。我希望自己已经让他放心，不管他是什么感觉，我们都欢迎他来。
“好，简妮，我会和艾玛谈谈，等决定了再告诉你。”他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菲利普在语音信箱留了一条消息：
“我们开车出发了，祝你好运！终点见。”
那个9月的星期六，早晨6点，卡兰尼什车队的二十八名队员在西佐治亚街的晨曦中加入了有四千多名骑手的队伍。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统一穿着天蓝色队服，在一只袖子上写下了几个人名，希望在骑行中向他们致敬，因此我们在人群中很容易就能认出队友。气氛令人紧张。我们五个月的培训是否会有回报马上就会见分晓。
菲利普和丽玛从斯夸米什出发，正在半程赛道上骑行。虽然总路程只有格兰丰多的一半，但海拔的升高要比温哥华斯夸米什段多出一倍。长时间在陡峭的地形爬坡对他们严重受损的肺来说，不啻于一个巨大的挑战。
菲利普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响：
早餐要在离家前一个小时吃。复合碳水化合物在你的身体中存留的时间更长。运动衫口袋里要装上能量棒和水果软糖，以便随时补充糖分。还要带两个水瓶，一瓶装满电解质水，另一瓶装满纯净水。为了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路过大部分休息站时，你都要停下把它们灌满。
此刻的西乔治亚街就像一条传送带。骑手们起步较慢，然后才加快速度；数百名骑手绕过弯道来到斯坦利公园堤道。前方一辆救护车的警灯闪烁，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消息在人群中传开了。
“道路太滑，”人们相互警告，“有人摔倒了。”
卡兰尼什队穿过狮门大桥时，东方刚刚破晓。海岸在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雨云上升，北岸山脉慢慢显出真容。
我们加快速度，集体右转，沿着泰勒路往上骑，登上那座从一开始就让我害怕的山。令我惊讶的是，路两边有不少夹道欢迎的人。孩子们摇着牛铃，还有其他吵吵闹闹的小玩意儿。老人裹紧了羽绒服，打着雨伞大声鼓励：“你能做到的！加油冲啊！”
我相信他们，挥手表示感谢。
我加快速度，绕过马蹄铁湾村上方的弯道，第一次瞥见了豪伊湾。我想到了几百个为我们团队捐款的支持者，想到了在惠斯勒旁酿酒溪中心准备庆功宴的志愿者，想到了在终点线等着欢迎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想起了我们为之骑行的灵魂：那些殁于癌症的人，那些扛过癌症的人，所有承受着癌症负担的家人。我低头看了一眼袖子上的“比尔·布朗”。父亲六十大寿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给他买了辆红色山地车，我想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我想起了骑在前面的丽玛和菲利普，祝他们一路平安。我的心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念头。我感到的不是恐惧和怀疑，而是爱和感激。
我们骑过了第一个休息站，加足了补给，然后是第二个休息站布里坦尼亚海滩——也就是骑行到五十一公里的里程碑。雨停了，大海倒映着金属灰色的巨型积云。斯夸米什镇阳光明媚、气氛热烈，公路两旁站满了挥手致意的当地人。几个孩子举着家里做的标语跳上跳下，上面写着“这里有香脆培根！”他们徒手抓着培根，伸向每一个靠近的骑手，只要他离得够近就能抓走一片。
通往爱丽丝湖休息站的小山令人生畏，八公里的路程有8%的爬升率。刚感到有些疲惫，路右边一支墨西哥流浪乐队引起了我的注意。三个穿着全套墨西哥服装的男人并排站在草地边上，两个弹吉他，一个拉小提琴。墨西哥民歌《小蟑螂》的旋律伴着我们爬上小山，来到了七十三公里外的第三个休息站。
又休息了两站，喝了点新鲜橙汁，灌满水壶，我们就骑到了电力线山——惠斯勒之前最后一座需要大爬升的山。
在惠斯勒溪边，我们停下车，等车队剩下的八个人一起骑完最后的五公里，进入惠斯勒村。我们牢牢固定在前叉上的计时芯片已经不再重要了。花了七个多小时就骑完了全程，这已经很好了。可能是由于低血糖，我们组有两个人速度像蜗牛，另外两个人的腿抽筋严重。我们又累又饿，但情绪高涨。
在最后一个拐弯处，我们看见了出口坡道两侧五颜六色的自行车广告，还有格兰丰多旗帜在终点线上方高高飘扬。骑下最后一道山坡后，路左一排天蓝色的运动衫出现在视野里，然后我们听到了卡兰尼什同胞声嘶力竭的咆哮声。我们这九人组冲过终点线时，许多队员——包括丽玛和菲利普——都欢呼雀跃，大声祝贺。
菲利普教练微笑着拥抱了我：“你做到了，简妮！做得好！”
“你怎么样？”我问。
“简直不敢相信，我在男子半程组名列第七。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骑行，等会儿喝啤酒时再详细讲给你听。”
几周后，在为菲利普举行的告别茶会上，他在家人的围绕下讲述了自己在半程组骑行的奇遇。
来自斯夸米什族的长者用一首赞颂骑手勇气、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歌宣布骑行开始。丽玛和菲利普跟两百个骑手一起出发，为两人的生命和友谊致敬。骑到两公里的地标时，丽玛说：“现在冲吧，菲利普，你必须远远甩开那该死的癌症。”
说完，丽玛看着菲利普加速上山，就像目睹苍鹭从岸边展翅高飞。
“看着他骑行真是太美好了。”
那天在路上，菲利普遇到了一桩奇事。尽管前一天收到了可怕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带着痛苦和愤怒骑行，他感到的只有爱。
“我用骑行来征服癌症带来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病痛，也有我心里的伤痕。”他说，“我不得不承认，癌症夺走了我热爱的生活，但它给了我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我必须接受的人生。”
他惊叹于西海岸的美景，感到了自己与路上其他队员之间深深的羁绊。
“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那里有一只乌鸦盯着我的眼睛，一下子让我领悟了：命运自有安排。它让我确信不管发生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平静。”他说，“今天我仍然有这种感觉。我的灵魂回来了。”
那场比赛几个月后，菲利普和他的妻子艾玛、儿子芬恩搬回了都柏林，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爱尔兰的公路上骑车，直到癌症最终带走了骑行所需的能量。
我们每隔几周就通过网络电话联系。最后一次交谈时，他已经住进了自家附近的临终关怀医院。那天他告诉我，找回灵魂的事让他回味了好几个月，然后又跌入了黑暗。一想到死亡，他感到焦虑又害怕，担心艾玛、芬恩和他的父母无法应对没有他的生活。还有力气的时候，菲利普每天都在医院的花园里练习气功，但他无法再用更宏大的视角看待生活。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还是建议两人一起回忆骑车去惠斯勒那天的细节。我们重温了几个月的训练经历，还有骑行前一天那通关于癌症恶化的电话。我让他再想想，当时为什么决定来惠斯勒，而不是选择待在家里，想想他拒绝让癌症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刻。
菲利普回忆起做决定的细节，回忆起自己的骑行和路上的乌鸦，我注意到他的声音振奋起来了，脸上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通过讲故事，他找回了自己与团队、意志和精神的羁绊。
几天后，菲利普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为了纪念他，卡兰尼什队相约一起骑行，将菲利普教练的照片挂在车把上。他的声音仍然在指导我们征服那些陡峭的山坡，为我们下一次的筹款之旅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