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后记

翻译历史著作殊非易事，其中牵扯到诸多业已湮没在岁月长河里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探究精神，是很难满足线索明晰、细节准确这一基本要求的。翻译清史资料尤其如此。大清末期国门初开，虽在与西方列强的连番争斗中屡屡败北，朝廷亦然不肯放下泱泱华夏威服四夷的身段，裹挟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对抗现代文明，对外昏招迭出、对内虚张声势，勉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体系。大者如违背国际惯例在朝见仪式上纠缠不清、拘押迫害外交使节等不论，仅在翻译外国人名这一点上即将专制者的野蛮体现得淋漓尽致。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接触到“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渣甸”（William Jardine）等姓名时，只觉得大清这一“中央帝国”没有确立处理专有名词的音译规范进而导致追溯困难；后来才知清廷有意使用侮辱性字词宣示桀骜不驯之旨，并曾因此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争端。持国若此，大清之最终覆亡，实可谓“取死有道”。而这些异彩纷呈的名词术语，无疑是中外史料对比研究的一道障碍，也给翻译工作造成了莫大的困扰。

大清帝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去不远，但恰恰是这个历时276年之久、在中华民族演进史上发挥过里程碑式巨大作用的朝代，国人的了解却不无标签化、歧义化之嫌：论国力每则“积贫积弱”，论政治动辄“腐朽黑暗”，但埋葬在这些政治墓碑之下的国家面目究属如何，普通读者很少深入发掘。著名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曾长期领跑世界，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仍占全球份额的将近三分之一，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经济大国。人口众多、经济相对繁荣，又有中央集权的体制作后盾，占尽天时地利的大清何以如此不堪，面对区区几千兵力的英国远征队一败涂地从此跌落神坛，令国家民族承受百年劫难？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解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损有余而济不足的治世哲学，导致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化、集约化的生产格局，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自动化机械化为目标、以解放劳动力为归宿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也就无从谈起；从政治演进的角度分析，自大汉以降中国始终不脱政儒合一的蒙昧主义治世哲学，历代君王居庙堂之高惯以“代天牧民”的圣者形象出现，貌似神圣实则奉行“有天下而不姿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的窃国逻辑，每个朝代都无法摆脱始于明清终于昏聩、非亡于内乱必灭于外患的命运，频繁更替的朝代未能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步，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生态等以维持千年不变之局为务。

意大利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学是否从属于主观意志，能不能基于某时代或者某团体的利益不断更新诠释？事实上，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真实的历史都是镌刻在“客观事实”年轮上的图卷，学者的根本任务不是解释历史，而是无限趋近并还原真相。“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仅仅属于文艺欣赏的范畴，且观众固有纵情恣意理解舞台形象的权利、演员却没有就哈姆雷特这一特定角色妄自穿凿的自由。《中央帝国》一书的意义也即在此：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人民生活点滴轶事，还原大清王朝逝去的背影。

何守源

201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