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这种印象不可避免:人们通常使用了错误的衡量标准——他们为自身谋求权力、成功和财富,还羡慕其他人所拥有的这一切,却忽略了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作出任何诸如此类的普遍判断时,我们很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忘记人类世界及心理生活是多么变化多端。有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的伟大就在于有着与芸芸众生的目标和理想所迥然不同的品性和成就,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却依然表示仰慕之情。人们可能很容易假设,毕竟只有少数人能赏识这些伟人,而绝大多数人则漠不关心。但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因为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有所差异,而且他们的愿望性冲动(wishful impulses)也具有多样性。
在这些极少数例外的人当中,有一位在写给我的信中自称是我的朋友。我曾将一本小册子送给他,我在该书中将宗教当作一种幻想(illusion)[4]来探讨。他在回信中完全赞同我对宗教所作的判断,但又表示遗憾,因为我没能恰当地认识到宗教情感(religious sentiments)的真正根源。他说,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特殊的感觉中。他本人从未丧失过这种感觉,而且发现其他许多人证明了这种感觉的存在,他还认为可能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他希望把它称为关于“永恒”的感觉(a sensation of “eternity”),这是一种关于无限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大洋般的”感觉。他补充说,这种感觉是一种纯粹主观的事实,跟信仰无关;它无法让人相信个体的永生,但它是宗教能量的来源,各种教会和宗教体系都纷纷占有这种能量,将它引入特定的渠道,并且无疑要将它消耗殆尽。他认为,即使一个人不接受所有的信仰和幻想,他仅凭这种大洋般的感觉就可以称自己是宗教信徒了。
我对这位朋友崇敬之至,他自己也曾在一首诗中称赞过幻想的魔力,[5]但是他的观点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我在自己身上无法发现这种大洋般的感觉。很难用科学方法去处理感觉的问题,人们或许只能尝试去描述它们的生理迹象(physiological signs)。在无法进行这种尝试的情况下——我认为,对那种大洋般的感觉也不能进行这种描述——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只能回到观念(ideational)内容,而这种内容很容易就与感觉联系起来。如果我能正确理解我的朋友,他这样做正如一位有独创精神却不合时宜的剧作家:剧中的主角正打算自杀,这位剧作家却安慰说:“我们无法脱离这个世界。”[6]也就是说,那是一种无法消解的联系的感觉,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结为一体的感觉。我可以认为,这种感觉对我而言似乎存在于智性认识的天性中,它的确总是有与之相伴的感觉基调,但相同范围里的任何其他思想行动也有这种情况。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无法说服自己,这种感觉具有优先属性。但这并不能让我去否认事实上其他人会有这种感觉。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得到正确的解释,是否应该被视为全部宗教需求的根源(fons et origo)。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提不出什么一锤定音的建议。有人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某种直接的感觉,来接收有关自身与周围世界联系的暗示,而这种感觉从一开始就以接收暗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一观点听起来如此奇怪,而且与我们的心理学构造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人们有理由试图对这种感觉进行一种精神分析式的(pshcho-analytic)——即发生学的(genetic)解释。下面的思路论证了这点。通常,我们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对自身(self)和自我(ego)的感觉。[7]对我们而言,这种自我似乎是自治而统一的,它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有显著的差异。但这种现象是欺骗性的,相反,自我向内延续进入无意识的心理存在(mental entity),在延续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将这种存在称为本我(id),而自我则是本我的表象。这个发现首先是由精神分析研究获得的,而且关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精神分析研究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但无论如何,自我似乎都要对外保持清晰而鲜明的分界线。只有在一种状态中——这诚然是一种不寻常的状态,但它不能被贬为病态——自我才不需要界线。在恋爱的高潮阶段,自我和对象(object)之间的界线仿佛会消失。恋爱中的人会不顾所有的感官证据,宣称“我”和“你”已经合二为一,并信以为真,准备依此行事。[8]能通过生理功能(即正常功能)暂时消除的东西,当然也能受到病理过程的干扰。病理学让我们熟知了许多状态,在这些状态中,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线变得不确定,或者这些界线事实上已经被人划错了。在一些情况下,一个人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甚至他自己精神生活的一些部分——他的知觉、思想和感觉——都变得陌生起来,似乎不再属于他的自我;在其他的情况下,他把显然源于自我并应当得到自我承认的事物归结为外部世界。因此,即便是关于自我的感觉也会受到干扰,而且自我的界线也不固定。
进一步的思考告诉我们,成人的自我感觉并非一成不变。这种感觉肯定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当然我们无法展现这个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建构它。[9]当哺乳期的婴儿接收到感官源刺激的时候,他还不会将自我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他逐渐学会区分。[10]他一定对以下的事实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即某些刺激源(他日后会认识到,这些刺激源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器官)可以随时为他提供感官刺激,但其他的刺激源却不时地躲避他——在这些刺激源当中,他最想得到的就是母亲的乳房——只有在他哭叫求助时,它们才会重新出现。于是,在自我的对面第一次出现了对象,这种对象以“外部”事物的形式存在,而且只有通过特别的行动[11]才能迫使它出现。由痛苦和不愉快(pain and unpleasure)所产生的频繁、多重和不可避免的感觉,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促使自我成为一种不只是感觉集合体的东西,促使自我认识到外在和外部世界,但是,不受限制地行使支配权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则强迫自我消除和避免痛苦、不愉快。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它要把任何可能成为不愉快之来源的事物都从自我中分离出去,把它逐出体外,从而产生一个纯粹的快乐自我(pleasure-ego),与怪异而令人恐惧的“外界”形成对峙。这种原始的快乐原则的界线还需要经验的校正。个人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因为它们给人带来愉悦,但它们不是自我,而是对象;个人试图抛弃的一些痛苦实际上因为它们的内在根源而无法与自我分离。个人逐渐学会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审慎地指引自己的感觉活动,通过适当的肌肉活动,个人就可以区分内部和外部,即属于自我的东西和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东西。这样,个人就向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的导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原则将控制他将来的发展。[12]当然,这种区分可以满足实际的目的,让他保护自己免受不愉快感觉的侵害,实际上个人能感觉到不愉快,并且受到它的威胁。为了抵御某些来自内部的不愉快刺激,自我可以使用抵御来自外部的不愉快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这就是产生重要的病理失调的起点。
于是,自我就与外部世界疏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最初包括一切事物,后来它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当前的自我感觉仅仅是先前更广泛的——确切说,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经过收缩的残余,而先前那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对应着自我与周围世界更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始的自我感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留存于许多人的心灵中,那么这种感觉就和更狭窄、有更明显界线的成熟的自我感觉并存,而且两者就如同对等物一样存在。原始感觉所从属的观念内容,就恰好是那些有关无限和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观念——这与我那位朋友所阐明的大洋般的感觉是同样的。
但我们是否有权假设:最初存在的事物与后来从中衍生出来的事物并存?毫无疑问,我们有权这样做。不管是在心理领域或其他领域里,这种现象都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动物王国里,我们认为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是从较低等的动物演变来的;但是我们发现所有那些简单的生命形式今天依然存在。蜥蜴类动物已经灭绝,被哺乳动物所取代;但真正能代表蜥蜴类的动物是鳄鱼,它依然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这种类比可能离题太远,而且有些事实也能削弱它的说服力,比如现存的低等物种一般都不是今天发达程度更高的物种的真正祖先。通常,中间的环节已经消失,只有通过重建才能为我们所知。另一方面,在心灵领域里,原始事物得到保存,与之相伴的则是由此产生的变体版本,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再举例证明。当这种情形发生时,这通常是发展过程中出现分支的结果:一种态度或本能冲动的一部分(在数量意义上)原封不动地保留,而另一部分则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会使我们面临更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心灵范围内的保存问题。人们极少探讨这个问题;[13]但它非常迷人且重要,因此我们可以稍加注意,即便此处的关联不是很大。我们曾认为,人们所熟知的遗忘,意味着记忆痕迹的毁坏或消灭;现在我们改正了这种错误的假设,因此也习惯于接受与之相反的观点:在心理生活中,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就永远也不会消失——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在适当的情形中(例如,当回溯到足够深远之处),它会再次出现。让我们用其他领域的类比,试着来把握该假说的内容。我们把不朽之城(Eternal City)作为例子。[14]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最早的罗马是罗马方城(Roma Quadrata),它是帕拉丁(Palatine)山上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定居点。接着出现了七丘阶段(phase of the Septimontium),也就是不同山丘上的定居点之间的联盟;随后出现了用塞维亚城墙(Servian Wall)围起来的城市;再后来,在历经共和国时期和恺撒早期所有的变化以后,这座城市又被奥勒良大帝用他的墙包围了起来。我们不再继续追踪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但请问一下自己,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观光客具备最全面的历史和地形学知识,那么在今天的罗马,他能发现多少罗马早期阶段残存的痕迹?除了一些裂口之外,他会发现奥勒良的城墙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一些地方,他还能发现部分塞维亚城墙,这部分城墙被发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如果他的知识足够丰富——比今天的考古学还要丰富——那么他也许能在城市规划格局中找到那座城墙的完整走向以及罗马方城的轮廓。至于那些曾经占据这座古城的建筑物,他什么也发现不了,或许只能发现极少的遗迹,因为它们已经不复存在。有关罗马共和国时代最充分的信息,最多也只能让他指出当时的寺庙和公共建筑物所在的位置。它们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但这不是它们本身的废墟,而是后来人们在火灾和破坏之后重建的建筑物的废墟。在此我不必说明,古罗马的所有遗迹都交织进了文艺复兴后若干世纪形成的大都市中。在城市的地下或现代建筑物的下面,肯定还埋藏着不少古代的东西。在罗马这样的历史古城中,过往的一切就是这样得到保存的。
现在我们放飞想象,假设罗马不是人类的居住地,而是心理实体(psychical entity),它具备同样悠久而多变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都不会消失,所有早先的发展阶段都继续与新近的发展阶段并存一处。这就意味着,罗马的恺撒宫殿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七层堡依然像从前一样耸立在帕拉丁山上,而圣安其罗城堡的柱廊上依然可见美丽的塑像,在哥特人围攻以前,这些塑像一直使城堡显得熠熠生辉。但是还不止这些。在卡发雷里宫矗立的地方将再次出现朱比特·凯比托利那斯的神庙,而卡发雷里宫则不必移走;再现的神庙不仅以最近的形状出现——就如同罗马帝国的人所见的样子——而且会以其最早的形状出现,那时它仍显示伊特拉斯钦人的样式,装饰有陶制前檐。在今天的圆形竞技场,我们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尼禄那已经消失了的金殿。在万神殿广场上,我们不仅能发现哈德良遗留给我们的目前的万神殿,而且能在同一个地点见到由阿格里帕最初建立的宏大建筑;的确,同一块土地将支撑圣玛利亚和密涅瓦教堂,以及教堂下面的古老寺庙。要看到某一种景观,观察者也许只须变换一下视线方向或自己的位置即可。
继续编织幻想显然没有意义,因为它会导致无法想象的、荒谬的事物。如果我们想以空间的方式再现历史序列,那么只有用空间的并置才能奏效:同一空间不能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我们的尝试似乎是一场无聊的游戏。它只有一个理由,它说明如果我们用图式方法来再现心理生活的特征,那就还远远不能把握这些特征。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更深入的反对意见。人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一个城市的过去与心灵的过去作比较?人们认为过去的所有事物都得到了保存,即使在心理生活中也是如此,而这种设想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成立,即心灵器官没有发生变化,它的组织也没有遭受创伤或炎症的侵害。但在城市的历史中,可以被比作病因的破坏性影响却从未消失过,即便该城市的过去不如罗马那么盛衰无常,而且即便它像伦敦那样几乎从未受到敌人的入侵。在最为和平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建筑物的毁坏和替换。因此,从本质来看,将城市和心理有机体作比较是不合适的。
我们接受这种反对意见;而且我们放弃试图形成鲜明对比的做法,我们将转向一个终究更为紧密相关的比较对象——动物或人的身体。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早期的发展阶段根本没有得到保存;它们已经被吸收进入后来的阶段,为后者提供材料。在成年人身上无法找到胚胎。童年时期的胸腺在青春期以后就被结缔组织取代,它本身已经消失了;在成年男子的髓骨里,我的确能找到童年时期骨骼的轮廓,但是,童年骨骼本身已经消失了,它变长、变厚,直到它获得最终的形态。事实上,只有在心灵中,所有的早期阶段才可能与最终的形态并存,而且我们不能用图式的方法来再现这种现象。
也许我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也许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一种结论,即在心理生活中,过去的事物可能得到了保存,而不会必然遭到破坏。一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即使在心灵中,一些旧事物也会被消灭或吸收了——不管是在事物正常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其消灭或吸收的程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恢复原貌或使它们复活;或者也有这种可能:保存一般都依赖于某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坚持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在心理生活中,过去能得到保存,这是规律,而不是例外。
因此我们非常愿意承认许多人都有那种大洋般的感觉,我们往往把它追溯到自我感觉的早期阶段。于是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这种感觉凭什么让人认为它是宗教需求的根源呢?
对我而言,这种主张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毕竟,只有当一种感觉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需求,它才能是一种能量根源。儿童是无助的,因此产生了对父亲的渴望,从这种状态中获得的宗教需求对我而言似乎是无可辩驳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感觉不仅从儿童时期延续到现在;而且,人们对命运的强大力量心怀恐惧,而这种感觉正是靠这种恐惧才得到永久维系。在儿童身上,我想不到哪种需求能像得到父亲保护那么强烈。因此,大洋般的感觉可能试图恢复没有限制的自恋(narcissism),而它所起的作用已经不再占据显著的地位。宗教态度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遥远的婴儿期的无助感觉中,其轮廓依然很清晰。远在这种感觉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某种事物,但是它目前仍然处于混沌之中。
我可以想象到,这种大洋般的感觉后来才与宗教产生联系。“与宇宙合一”(oneness with the universe)的思想构成了这种感觉的观念内容,这听起来似乎是为获得宗教安慰而进行的首次尝试,仿佛是避免危险的另一种方法,而自我发现这种危险正从外部世界对它产生威胁。我要再次承认,研究这些几乎无法触及的因素实在很难。我还有一位朋友,永无休止的求知欲使他从事了最不寻常的实验,结果他获得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使我确信,通过练习瑜伽、隐退凡尘以及集中注意身体的机能、特殊的呼吸方法,人们事实上可以在自身激发新的感情和普通感觉(coenaesthesias)。他认为这些感觉是向心灵原始状态的回归,而这种原始状态早就被层层遮蔽了。他在这些感觉中发现了许多神秘主义智慧的生理基础。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与心理生活的许多模糊变化之间发生的联系——例如入迷(trances)和狂喜(ecstasies)。但是,我不禁要用席勒笔下潜水者的语句来呼喊:
……让他欢悦吧,
他在这玫瑰色的光芒中呼吸。[15]
[4][参见《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c)](方括号为英文版编者注,下同――译者)
[5][1931年加入的脚注] 李鲁里(Liluli)[1919]。自从他两本书――《拉玛克里什纳传》和《维夫卡南达传》――出版以来,我不再需要隐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在文中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罗曼·罗兰。[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一书出版之后不久,罗曼·罗兰就曾在1927年12月5日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提到“大洋般的感觉”。]
[6]格莱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汉尼拔》(Hannibal):“的确,我们不会脱离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7][弗洛伊德对“自我”(ego)和“自身”(self)的用法的评论,可以在《自我与本我》(1923b,标准版,第19卷,第7页)的“编者导言”中找到。]
[8][参见《史雷伯病例》(The Schreber Case History)(1911c)第三部分的一处脚注,标准版,第12卷,第69页。]
[9]参见论述自我发展和自我感觉的多篇著作,从菲伦茨(Ferenczi)题为《现实感的发展阶段》的论文(1913)到费德恩(Federn)在1926、1927年及后来写的文章。
[10][在这一段中,弗洛伊德在重复我们熟悉的立场。他曾在不久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内容出现在《虚无》(“Negation”)一文中(1925h,标准版,第19卷,第236―238页。但是在更早的一些场合中也曾涉及过这个问题。例如,请参见《本能及其变迁》一文(1915c,同上,第14卷,第119,124―136页,以及《梦的解析》(1900a),同上,第5卷,第565―566页。确切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已经出现在写于1895年的《计划》一文中,参见此文第一部分第1,2,11和16节(1950a)。]
[11][《计划》一文中的“具体行动”。]
[12][参见《心理运作两个原理的表述》(“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2―223页。]
[13][1907年,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1901b,标准版,第6卷,第274―275页)最后一章的F节加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脚注。]
[14]根据《剑桥古代史》第7卷(1928年版):《罗马的建立》,作者休·拉斯特。
[15][“…… Es freue sich, Wer da atmet im rosigten Li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