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一任务时，自然会感到缺乏信心，但我还是进行了如下推测。

原始人发现，靠劳动来改善他在世界上命运的机会，实际上握在他手中，此后对他来说，另一个人与他是合作还是对抗，就不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另一个人因为成了他的劳动伙伴，所以才变得有价值，与这个人一起生活才是有用的。甚至更早些，在史前的类人猿时期，人类已有了组成家庭的习惯，家庭成员可能就是他最初的帮手。人们可以假设，家庭的组建与下列事实相联系，即到了某个时刻，生殖满足的需要不再像一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又悄然离去而杳无音讯；相反，它像一位长期的房客那样安顿了下来。这时，男人便产生了动机，使女人——或更普遍地说——使他的性对象留在身边；而女人则不想离开她那无助的孩子，所以为了孩子的利益，她就被迫留在一个强壮的男人身旁。^[38]这个原始的家庭仍然缺少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父亲作为家庭的首领，拥有不受约束的意志。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39]中，我已试图指出，从原始家庭通向后期以兄弟团伙形式出现的集体生活，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儿子们的力量超过了他们父亲的力量，所以儿子们发现，联合的结果比单个个体更强大。为了使这种新的事态继续存在，儿子们必须相互施加限制，图腾式的文明正是建立在这些限制的基础上。遵守禁忌是最初的“权利”或“法律”。^[40]因此，人类的集体生活有双重基础：一是由外界需要产生的工作强制性；二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男人不愿失去他的性对象——女人——并使女人不愿失去从她身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她的孩子。爱欲（Eros）和阿南刻（需要[Ananke]）也成了人类的文明之母。文明的第一个结果在于，相当多的人现在能在群体中共同生活。既然这两大力量在这里共同起作用，人们就可以期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能顺利地使人类更好地控制外部世界，能顺利地使更多的人生活在群体中。我们很难理解，要不是参与文明进程让人感到幸福，文明又怎能对这些人起作用呢？

在我们继续探询干预究竟来自何方以前，鉴于爱是文明的基础之一，这让我们有理由说些题外话，以填补上文讨论中遗留的空白。我们说，人们发现性（生殖的）爱提供了最强烈的满足体验，而且这种爱实际上给他提供了一切幸福的原型，所以这种发现必定让他认识到，他应该继续沿着性关系的道路去寻求人生的幸福满足，而且他应该让生殖器的性兴奋成为生活的中心。我们还接着说过，在这样做时，人就使自己非常危险地依赖于一部分外部世界，也就是依赖于他选择的恋爱对象，而且如果他遭到了对象的拒绝，或者由于不忠或死亡而失去了对象，他就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因此，各个时代的哲人都曾非常郑重地警告我们，不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尽管如此，这种生活方式仍能吸引许多人。

少数人在他们的天性帮助下能沿着这条爱的道路，不顾一切地找到幸福；但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以前，在爱的功能方面必然发生深刻的心理变化。这些人把自己头等重视的东西从被爱变成爱别人，这就使自己独立于取得对象的意愿；他们把自己的爱指向所有人，而不是个别对象，这样他们就能保护自己，不会丧失爱的对象；他们摆脱了爱的性目的，把本能改变成一种带有受抑制的目的的冲动，这样他们就能避免生殖器爱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失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自身形成了这样的状态：该状态的感觉是均衡、稳定、充满激情，它和生殖器爱的激动不再有多少外在的相似，尽管它是从生殖器的爱欲中诞生的。也许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在这方面探索得最深入，他从爱当中探寻内在幸福感的益处。再者，我们认为能实现快乐原则的技巧，事实上经常与宗教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存在于偏僻的领域里，在这里，人们忽视了自我和对象的区别，以及对象本身的区别。我们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一种伦理观点的较深动机^[41]，根据这种观点，对人类和世界的博爱被认为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使在这个讨论的早期，我仍打算提出针对这个观点的两种主要反对意见。在我看来，不加区分的爱失去了它自身的某些价值，因为这种爱对其对象是不公正的；其次，并非所有人都值得爱。

建立家庭的那种爱持续地在文明中起作用——不仅以其最初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爱没有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还有经过改变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爱的目标被限制了）。爱在这两种形式中都发挥作用，它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而且，与共同劳动的利益相比，这种爱能产生更强烈的效果。人们在语言中随意地运用“爱”这个词，这样做有其发生学的理由。如果一男一女由于生殖需要而建立家庭，那我们就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为“爱”；但是人们也把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积极情感叫做“爱”，尽管我们被迫把这种爱描述成“目标被限制的爱”（aim-inhibited love）或是“感情”（affection）。实际上，目标被限制的爱最初是完全属于肉体的爱，而且它依然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中。这两种爱——完全属于肉体的爱和目标被限制的爱——都从家庭扩展出去，在从前相互陌生的人之间建立了新纽带。生殖之爱导致了新家庭的建立，而“目标被限制”的爱则产生了“友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友谊很有价值，因为它避免了生殖之爱的一些局限，例如排他性。但在发展过程中，爱与文明的关系日益模糊。一方面，爱开始站在文明利益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文明用大量的限制来威胁爱。

爱与文明的裂痕似乎不可避免。但我们还无法立即发现造成裂痕的原因。它首先表现为家庭与较大集体（个人属于这样的集体）间的冲突。我们已经认识到，文明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使人们聚集到大的集体中。但家庭不愿意放弃个体。家庭成员的关系越紧密，他们就越经常要摆脱与其他人的关系，他们也就越难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环境。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仅存于人类童年期的共同生活方式比较久远，但它抵制着被后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取代。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是每个年轻人都面临的任务，并且社会经常以青春期仪式和成人仪式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是所有的心理发展——确切说，根本上是所有有机体发展——的内在困难。

进一步，妇女很快开始反对文明，并且显示出她们阻碍和约束文明的影响——起初，正是这些妇女通过她们对爱的主张，才建立了文明基础。妇女代表了家庭和性生活的利益。文明的工作不断成为男人的事务，这使他们面临的任务更艰巨，迫使他们采取本能的升华，而妇女则几乎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男人没有无限的心理能量可供支配，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合适地分配自己的力比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实现文化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减少与女人和性生活的接触。他与男人的频繁关系，以及他对此关系的依赖，更使他无法履行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因此，妇女发现，文明的要求使她们被迫处于次要位置，于是她们就产生了敌视文明的态度。

文明限制性生活的倾向和它要扩大文化组织的另一个倾向同样显著。文明最初的图腾阶段已经产生了禁令，反对以乱伦的方式选择性对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人类性生活所遭受的最激烈的打击。禁忌、法律和风俗给人类进一步强加了约束，这些约束影响了全体男女。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走得同样远；社会经济结构也影响着存留下来的性自由度。这里，正如我们已知的，文明服从于经济需要的法则，因为文明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大量心理能量必须从用于性爱的能量中支取。在这一方面，文明对待性爱的做法就像一个民族或一个阶层剥削其他人群一样。文明担心被压迫的成分起来反抗，这就激励文明制定更严格的预防措施。在我们的西欧文明中，这种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集体完全有理由开始禁止儿童的性生活表现，因为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打下基础，那么不可能控制成年人的性欲。但是，这样的集体根本没有理由走到这样远的地步，那就是实际上否认这些容易证实的现象，而且确切说是惊人的现象。至于在性方面已经成熟的个体，对象的选择被限定为异性，并且大多数生殖器之外的满足都被当作反常行为来禁止。这些禁律体现了这样的要求，即所有人只能有单一种类的性生活，这种要求并不考虑人类在性素质方面存在的先天或后天的差异；这种要求使相当多的人丧失了性享受，因此它是造成严重不公正的根源。这种约束措施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在正常人身上（即在那些没有器质性障碍的人身上），他们所有的性兴趣就会全部流入其余的宣泄通道。然而，虽然异性的生殖器性爱已经不再是违法行为，但它本身还是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因为人们坚持合法婚姻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当今的文明清楚地表明，它只允许一男一女在孤立的、不能撤销的联系基础上建立性关系，而且它不喜欢让性爱本身成为快感的根源，它之所以对性爱表示容忍，只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手段能代替性爱来繁衍人类。

这种想法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所有人都知道，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践，即使短期内也不可能。只有弱者才屈从于对他们性自由的广泛干预，而具备强健体质的人只有在获得补偿条件时才屈从于这种干预。我们在下文将提到这些补偿条件。^[42]文明社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迫不声张地宽恕许多违规行为，而根据文明社会的法令，这些行为应受到惩罚。但是，我们不应在相反的方面犯错误，不能因为社会没有达到它所有的目的，就认为社会的态度完全无害。文明人的性生活还是受到了极大削弱；有时我们对性生活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它作为一种官能正在退化中，这正如我们的牙齿和毛发，它们作为器官似乎也在退化之中。人们也许有理由认为，性生活作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实现人生目的方面也十分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已经显著减少了。^[43]人们有时似乎发现，不仅是文明的压力，还有内在于性功能本身的某种东西，让我们无法充分满足，并把我们推向其他寻找快乐的道路。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也很难说。^[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