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当一个人在一种特定的文明^[1]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去发现该文明的起源以及它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时，他有时也想从其他角度进行观察，想了解文明将面临何种命运，以及文明注定要经受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探索的价值会由于一些因素而从一开始就逐渐减小。首先，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够全方位地纵览人类的活动。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或数个文明领域中。但是，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知道得越少，那么他对未来的判断就必定会越不可靠。还有进一步的困难，即恰恰是在这种判断中，个人主观期望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很难去评价；这些期望实际上依赖于他自己经验中的某些纯个人因素，以及他对生活所持的或多或少的乐观态度，而这种态度受到他的性情或者个人成败的支配。最后，我们能意识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普遍而言，人们以天真的心态来体验自己现在的生活，但无法对内容形成估计；为了获得用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他们不得不首先将自己与当前的状态拉开一定距离——也就是说，现在必须已经成为过去。

因此，无论什么人受到诱惑，要对我们文明的可能未来表达见解，他都会回想起我刚刚指出的那些困难，以及任何预言都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出于这种考虑，就我而言，在这一重大任务面前，我将匆忙退却。我要迅速探寻迄今一直引起我注意的较小领域，只要我在万物图景中确定了它的合适位置。

我所说的人类文明包含了下列所有的方面：人类生命高于动物状态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种种表现——我不屑于区别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正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有两方面值得观察。一方面它包含了人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由此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力并攫取自然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还包含所有必要的规则，由此人类可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如何分配可利用的财富。但是，文明的两种倾向并非相互独立、没有关联，首先是因为人类的相互关系受到了本能满足总量的深刻影响，而正是现存的财富才使这种满足成为可能。其次是因为个体能够发挥自己作为财富的功能与他人产生联系，也就是说，他人会使用他/她的工作能力，或者将他/她选为性对象。最后，尽管文明应该是全人类关注的对象，但实质上每个人都是文明的敌人。^[2]很明显，人类几乎不可能孤立地生存，然而，他们应该意识到，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希望他们做出牺牲，这正是他们沉重的负担。这样，文明必须防范个人，而且文明的规则、制度和要求也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它们的目的不仅是影响财富的某一种分配，而且要保持这种分配；确切说，它们必须保护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和生产财富的事物，使它们免受人类敌意冲动的侵害。人类的成就是很容易遭到毁坏的，而且创造这些成就的科学和科技也会被人用来毁灭成就。

因而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文明是由懂得如何获取力量和强制手段的少数人强加给具有反抗性的多数人的。当然，人们可以很自然地假设，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的本质所固有的，相反它们是由发展至今的文化形式的不完善性所决定的。事实上，要指出这些缺陷并不困难。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并且希望获得更多的成就，但要想确定人类事务管理方面取得相似的进步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往所有的时期，许多人都可能问自己，人类所获得的如此之少的文明，是否真的值得去保护？人们会认为，通过放弃对本能的强制和压制来消除对文明产生不满的源头，由此重新安排人类间的关系应该是可能的，于是，排除了内部不一致的干扰，人类可以致力于获取和享受财富。这将是黄金时代，但问题在于这是否能实现。相反，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基于对本能的强制和弃绝；有人设想，如果没有了强制，大多数人将准备去承担必要的工作以获取新的财富，但是这种情况连听起来都是无法确定的。我认为，人类必须注意这个事实，即人们内心存在着破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而且就大多数人而言，这些倾向的强度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这种心理学事实决定了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判断。尽管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文明的本质在于控制自然以获取财富，我们也会认为威胁文明的危险可以通过财富在人们之间的适当分配而消除，但是现在重点似乎已经从物质过渡到了精神。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减轻人类承受的本能牺牲的负担，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而且是否可能让人类忍受那些必须存留的负担，并因此为他们提供补偿？正如不能没有少数人对大众^[3]的控制一样，文明也不能失去强制而发挥作用。因为大众都是懒惰和愚钝的；他们并不喜欢本能放弃，也不相信这种放弃不可避免；构成大众的个人相互支持，放任他们不守纪律的行为。某些人可以作为大众的榜样并且被公认为领袖，只有通过他们的影响才来劝导大众完成工作以及接受本能放弃，而文明的存在就依赖于这些工作和放弃。如果这些领袖拥有出众的洞察力来观察生活的必要性，并且能拔高到可以控制自己本能愿望的高度，那么一切都将相安无事。但这里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可能会向大众做出大幅让步，而大众则不必如此，因此他们为了独立于大众，似乎就必然要找出能自己掌权的手段。简言之，人类天生不喜欢工作，而且说理也无法战胜他们的激情，这两种普遍特征造成如下事实：文明的规则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强制才能得到保持。

我知道会有人反对这些主张。他们会说，这里所描述的人类大众的特征应该证明，在文明的工作中强制是不能被免除的，这种特征本身也只是文化规则中的缺陷的产物。由于这种特征，人类变得痛苦、仇恨和难以接近。新一代人在亲和的环境中长大，接受高度理性观念的教导，并且在幼年时代就感受到文明所带来的益处，他们对文明会有着不同的态度。他们会把文明当作自己的财产，并会因此乐意作出牺牲，放弃工作和本能的满足，因为这样做对文明的保存是必要的。他们不需要强制的约束，而且与那些领袖并无二致。如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化能造就这样的人类大众，那是因为文化还没有设计出以这样的方式，特别是在童年时期就影响人类的规则。

无论如何，在目前我们控制自然的阶段，是否能够建立这种文化规则还是值得怀疑的。人们可能会问，作为未来的教育者，这些出众、公正、无私的领导者们将来自何处？在人们执行领导者的意图前，文明会不可避免地要求大量的强制措施，想到这一点，人们会感到恐惧。这项计划的伟大和对人类文明未来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辨的。它牢固地建立在这种心理发现的基础上，即人类具备最多样的本能素质，其最终进程取决于幼年早期的经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接受教育能力的有限性制约了在文化中进行转变的效力。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有可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一种不同的文化环境能消除大众的两种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使得引导人类事务的工作显得如此困难。这种实验尚未进行。或许某些人（由于一种病理素质或者一种过度的本能力量）将总是不愿与人交往；但是如果能在今天将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大多数人减少到少部分人，人类将取得重大成就——或许能取得所有可能的成就。

我并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已远离了为自己研究所制定的界限。所以我要给出一种明确的保证，即根本无意对跨越欧亚的那个大国所进行的伟大文明实验做出判断。^[4]我也没有特别的知识或能力来决定这场实验的实际性，无法检验其采用方法的适用性，也无法度量意图与实际之间存在的必然距离。由于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因此这项研究就无法进行，尽管我们那长期巩固的文明已提供了研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