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四章

如果一项研究像独白那样毫无中断地进行下去,也并非全然稳妥。人们极易撇开那些威胁着要闯入自己研究的思想,代价是,人们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但最终会试图用过度的确定性来压制这种感觉。因此,我要设想自己有一个对手,他用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我的论点,而且我还会时不时地允许他突然插入一些评论。[9]

我能听见他说:“你已经一再使用下列的表述:‘文明创造了这些宗教观念’、‘文明将这些观念交给了文明的成员来处置’。这些表述中有些东西在我听来非常奇怪。我自己说不出为什么,但听起来就是不自然,倒不如说文明制定了规则来规定如何分配劳动产品,或规定有关妇女和儿童的权力。”

我仍然认为,我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已经试图表明,宗教观念已经从与所有其他文明成就相似的需要中出现了:从保护自己免受威力强大无比的自然力的必要性中出现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加入第二个动机——矫正文明缺陷的动机,因为人们深切感受到了这些缺陷所造成的痛苦。此外,人们可以非常恰当地说,文明为个人赋予了这些观念,因为个人已经发现它们的存在了;这些现成的观念被呈现在个人面前,而个人却不能自己发现它们。个人所分享的是许多代人留下来的遗产,而个人则接收了这种遗产,就像接收乘法表、几何学和相似的东西一样。在这一点上的确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存在于别处,我还无法对它进行考察。你提到的怪异感可能部分是因为下列事实:这个由宗教观念组成的整体通常被当作神圣的启示而提出来。但是这种观念的呈现本身是宗教体系的一部分,而它全然忽视了关于这些观念的已知的历史发展,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文明中的差异。

“这里我要提到另外一点,对我而言这似乎更加重要。你认为自然的人化来源于人类的需要,因为人类要结束自己在面临恐怖的自然力时所感到的困惑与无助,而且要与这些自然力建立关系并最终影响它们。但是这种动机似乎是多余的。原始人没有选择,他们没有其他的思维方式。他们要把自己的存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把自己观察到的所有事件都当作生命的表现,而这些生命在本质上与他们本身是相似的,对原始人而言,这样做实际上非常自然,而且这是一种天生的做法。这是他们唯一的理解方式。如果原始人通过放纵自己的自然素质而成功地满足了自己最大的需要,那么这一点根本就不是不言而喻的,相反,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巧合。”

我并不认为这一点是如此的惊人。你难道认为人类的思想没有实际的动机,而且观念仅仅是客观的好奇心的表现吗?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我倒相信,当人类把自然力人性化时,就再一次沿袭了一种幼稚的模式。人类从自己早期环境中的人身上了解到,影响这些人的方法就是与他们建立关系;因此,后来带着同样的目的,人类在对待其他所有事物时都运用了早期对待这些人的同样办法。因此,我并不反驳你的描述性观察;事实上人类很自然地要把自己想理解的一切事物都人性化,以便今后控制这些事物(精神控制可以为身体控制作准备);但是我要为人类思维的特性补充一种动机和一种起源。

“现在我再讲第三点。你以前曾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对宗教的起源有过一次讨论。但是在那本书中,你对该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有事物都是儿子—父亲的关系。上帝是高尚的父亲,对父亲的向往是宗教需要的根基。从那以后,你似乎已经发现人类的弱点和无助所构成的因素,而实际上,形成宗教的主要作用一般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因素,所以现在你把一度是父亲情结的事物都转换为与无助有关的事物。我能请你解释这种转变吗?”

乐意为您效劳。实际上,我正在等着你的邀请。但这真是一种转变吗?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宗教的起源,而仅仅想解释图腾制度。从你已知的任何角度来看,你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所见的保护神最初都以动物的形式出现吗?为什么要禁止杀戮和食用这种动物呢?而且为什么庄严的习俗要规定每年要集体杀戮和食用这种动物呢?这正是图腾制度里发生的情况。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图腾制度是否应该被称为宗教。图腾制度与后来的拜神教有紧密的联系。图腾动物变成了代表神的神圣动物;最早且最根本的道德限制——对谋杀和乱伦的禁止——则来源于图腾制度。不管你是否接受我在《图腾与禁忌》中得出的结论,我都希望你能承认许多非常特殊的、没有关联的事实被收集到本书中,并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整体。

为什么从长远来看动物神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并被人形神所取代?我在《图腾与禁忌》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在这本书中,我根本没有提及有关宗教形成的其他问题。你认为这种局限性是一种否认吗?精神分析的讨论能为解决宗教问题作出特殊贡献,而我的著述则能严密地分辨出这种贡献的独特性。如果我现在试图加入另一个隐蔽程度较浅的部分,你不应该指责我自相矛盾,也不应像此前那样指责我采取片面的观点。当然,我的任务是指出我早先与现在提出的论点之间的联系,深层动机与表层动机之间的联系,以及父亲情结与人类的无助和对保护的需要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联系。它们存在于儿童的无助状态以及延续下去的成人无助状态之间的关系中。因此,正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精神分析学现在所揭示的宗教形成动机,变得类似于婴儿期对显象动机所作的贡献。让我们把自己带入儿童的心理生活中去。你能记得精神分析学所讨论的依据情感依附(附属)类型所做的对象选择吗?[10]在那里,力比多沿着自恋需要的道路前进,并将自己依附于确保能让人满足这些需要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能满足儿童饮食需要的母亲成为了儿童第一位爱的对象(love-object),而且肯定也成为了使儿童免受外部世界不确定危险侵害的第一位保护者——我们可以说,母亲是使儿童免受焦虑困扰的第一位保护者。

就这个保护功能而言,母亲很快就被更强壮的父亲所取代,后者在童年期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但儿童对父亲的态度带有一种特殊的爱恨交织的色彩。父亲本人对孩子构成威胁,也许这是因为孩子与母亲之间早期产生的关系。因此孩子对父亲的畏惧,其程度不亚于对父亲的渴求和敬佩。在对父亲的态度中出现了这种矛盾心理,该迹象在所有宗教中都留下深刻印记,这在《图腾与禁忌》中已经得到了阐述。处于成长期的个人发现,他注定了永远要作为一个孩童,而且如果他丧失了那些使他免受怪异的超级力量侵害的保护,他就永远也无法生存下去,这时他就把属于父亲形象的特征转借给这些力量;他为自己创造出自己惧怕的诸神,他试图博得诸神的宠爱,然而又相信他们会带来保护。因此他对父亲的渴求成为了一种动机,这就等于他需要受到保护来摆脱人性弱点带来的后果。成年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无助状态,而其应对行为所具有的特征恰好来源于童年时期的相似经历——这种反应正意味着宗教的形成。但我无意继续追问神的观念如何发展;我们这里考虑的是由文明传输给个人的、业已完成的宗教观念集合体。

[9][弗洛伊德在最近有关非专业分析的探讨中(1926e)采用过同样的表述方法,而且在25年前有关“遮蔽性记忆”的论文(1899a)中也采用过这种方法,尽管后者的使用场合略有不同。]

[10][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自恋现象的论文(1914c),标准版,第4卷,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