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们已经发现宗教教义都是些幻想，因此我们就立刻面临着进一步的问题：我们高度赞扬一些其他的文化财富，而且听任这些财富来主宰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些其他的财富是否可能与宗教教义具有相似性质呢？决定我们政治规则的那些假定，难道不应该也被称为幻想吗？在我们的文明中，两性之间的关系不也受到了一种性欲幻想或大量此类幻想的干扰吗？一旦我们产生了怀疑，就不应该在问题面前畏缩不前：我们相信自己能通过在科学工作中运用观察和推理来了解有关外部现实的某些情况，但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否有更好的基础？任何事物都不应该阻止我们对自我进行观察，也不应该阻止我们运用思想去批评思想本身。在这个领域里，许多调查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调查的结果对建立世界观一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外，我们猜测，这种努力不会被浪费，而且它至少将部分地证明我们怀疑的合理性。但是作者无法承担如此全面的任务，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一个方面：仅把一种此类幻想探询清楚——也就是宗教的幻想。

但是现在我们的反对者高声抗议，我们必须停下来。他要求我们解释自己的错误之处。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益处非常值得称颂，但如果挖掘工作会破坏活人的住所，使之坍塌，将人们埋葬在废墟下，那就没人会去承担挖掘出土的工作。宗教的教义不像其他任何课题那样可以任人狡辩。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宗教教义的基础上，而且人类社会的维系也基于大部分人对这些教义真理的信仰。如果有人宣扬世上没有全能公正的上帝，没有神圣的世界秩序，也没有来世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义务去遵守文明的规则。所有人都会不受约束、毫无畏惧地听从自己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而且会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我们通过上万年的文明努力才消除的混乱将会再度降临。即使我们知道且能证明宗教并不包含真理，也应该掩盖这个事实，而且要按照‘仿佛’哲学所规定的方式来行事——这对我们所有人的生存都有好处。除了这项任务的危险性而外，它还是一种无目的的残酷行为。无数人都在宗教教义中发现他们唯一的慰藉，而且只有在这些教义的帮助下才能忍受生活的重负。你会剥夺他们的精神支柱，作为交换，你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更好的东西。人们都承认，到目前为止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就，但即使它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展，也不会满足人类的要求。人类具有另一种迫切的需要，这是冷冰冰的科学永远都无法满足的；如果一位心理学家总是坚持认为，与本能生活相比，智性在人类事务中只起到非常微小的作用，并且他现在试图剥夺人类非常珍贵的愿望满足，还提出用智性的滋养来补偿，这种做法非常奇怪——确切说，这是极端矛盾的做法。”

这么多突如其来的谴责！然而我已经准备好逐一回应；更有甚者，我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坚持目前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不将其彻底放弃，那么文明将冒更大的风险。

但我不知道从何开始回应。也许可以从我的一个断言着手：我自认为我的研究工作完全无害，而且没有任何危险。这一次，过高估计智性价值的人并不是我。如果人们正如我的反对者们所描述的那样——我不想和他们产生抵触——那么虔诚的信徒就不会被我的论点击败，也不会失去他们的信念。此外，我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我之前其他更优秀的人士用更完整、更有力、更有影响力的方式曾经表述过的。这些都是知名人士，而我也无须在此引用他们的论述，因为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试图跻身这些名人之列。我所做的一切——在我的阐述当中，这是唯一一件新鲜事物——就是为我前辈的批评思想补充一些心理学基础。很难想象，这种补充竟然能取得前辈们努力却无法取得的效果。毫无疑问，人们会在这里问我，如果我确信这些内容将毫无效果，那么我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暂且将这个问题搁置到以后再回答。

本文的发表只会伤及一个人，那就是我。我将听到人们用最刺耳的语调来指责我才疏学浅、心胸狭隘、缺乏理想主义、无法理解人类的最高利益。但一方面，这些指责对我而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已经在年轻时学会了不为同时代人的反对所动，那么在他年老的时候，当他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从而远离一切的赞成与反对，那么这一切对他又能有什么影响呢？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那时，如果有人发表我的这种观点，那么他一定会英年早逝，过早地亲身体验是否真的会有来生。但是，我要重申，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像这样的写作不会给读者和作者带来危险。最有可能发生的也只会是此书的翻译和传播会在某国遭禁——当然恰恰会在那种确信本国文化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的国家。但是，如果有人为愿望的放弃和对命运的顺从作出任何辩解，那么他就必须也能忍受这种伤害。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此书的出版会不会造成伤害？当然，这种伤害并不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项事业——精神分析学的事业。因为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学是我的创造，而它也遭受了许多的不信任和恶意攻击。如果我现在发表这些令人不快的论调，人们会立即将对我个人的攻击转移到精神分析学。他们会说：“现在我们明白了，精神分析学将向何处发展。面具已经摘下；正如我们早已怀疑的那样，精神分析学将导致对上帝的否认、对道德理想的否认。为了阻止我们发现这一点，精神分析一直欺骗我们，说自己没有世界观，也永远不会构建自己的世界观。”^[17]

对我而言，这种大声疾呼的确不动听，因为我有许多同事，他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同意我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但是精神分析学已经经历了许多暴风骤雨，现在它必须再次接受新的考验。事实上，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中立的工具，实际上就像微积分一样。如果一位物理学家借助微积分发现地球将在一定时间后被摧毁，那么我们不会把毁灭的趋势归咎于微积分本身，也不会禁止使用这种方法。我在此所说的所有反对宗教之真理价值的内容，都无需精神分析学的支持；在精神分析学出现以前很久就有其他人说过同样的话。如果精神分析方法的应用让人们可能发现反对宗教真理性的新论点，那么宗教就更糟糕了；但是宗教的辩护者们将同样有理由使用精神分析学，以便为宗教教义的情感意义赋予充分的价值。

现在我要继续为自己辩护。宗教显然已经为人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服务。它曾为驯服反社会的本能作出重大贡献。但还是做得不够。它已经统治了人类社会长达上万年的时间，而且有时间显示它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宗教成功地使多数人获得幸福，让他们得到抚慰，使他们与生活和谐相处，并使他们成为文明的工具，那么谁也不会希望试图改变现存的状况。但相反，我们发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数量庞大的人群依然对文明表示不满，在文明中感到不幸，而且感觉到文明是一种必须挣脱的束缚；我们还发现，这些人要么尽全力来改变这种文明，要么把对文明的敌意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与文明或本能的限制断绝任何联系。在这时，有人会向我们提出异议，认为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宗教丧失了对人类大众的部分影响力，而这正是因为有了科学进步的不幸后果。我们将注意到，这种论述以及它的理由，而且我们应在以后对其加以利用以便实现我们的目的；但是这种异议本身毫无力度。

值得怀疑的是，当宗教教义不受制约地统治一切时，人类是否普遍更加幸福；他们当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道德。他们一直都知道如何把宗教的规则外在化，从而取消自己的罪恶意图。牧师的职责在于确保人们对宗教的服从，他们在这一点上也要左右逢源。上帝的仁慈必须对自己的公正加以约束。一个人犯罪了，他就要作出牺牲或进行苦行赎罪，然后他又可以再次犯罪了。俄罗斯人的内省已经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人们得出结论认为，对于获得神圣恩典的所有福佑而言，犯罪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从根本上说，犯罪能取悦上帝。牧师们只有通过对人类的本能天性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才能使大众服从宗教，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因此人们都承认：上帝本身是强大而善良的，人类是软弱而罪恶的。在每一个时代里，不道德都能和道德一样从宗教中找到同样多的支持。在人类的幸福、对文化的易感性^[18]，以及道德控制方面，如果宗教的成就驻足不前，那么人们一定会产生疑问，我们是否高估了宗教对人类的必要性？我们把文化要求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是否为明智之举？

让我们考虑现今一个明白无误的处境。我们听到人们承认，宗教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了（我们在此关注的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承诺变少了，而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承诺不再可信了。让我们姑且承认，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尽管也许不是唯一原因——是人类社会上层阶层中科学精神的增加。批评思想已经削弱了宗教教义的确凿价值，自然科学已经揭示了它们的错误所在，而且比较研究也有了令人震惊的结论，即我们敬畏的宗教思想与原始人类和原始时代的心理产物之间存在着致命的相似之处。

科学精神带来了一种对世俗事务的特殊态度；面对宗教事务，科学精神暂停了片刻，稍加犹豫，但最终也越过了门槛。在此过程中，科学精神没有止步不前；能获得知识财富的人数量越多，背离宗教信仰的现象就越普遍——起初，只是背离那些陈旧的、令人厌恶的虚饰，但后来也背离了宗教信仰最根本的原理。曾在戴顿城（Daydon）进行过“猴子审判”^[19]的美国人已经独自表明了自己的一致意见。在其他地方，通过折中和伪善，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也悄然完成。

文明并不害怕受过教育的人和脑力劳动者。在这些人身上，世俗动机可以悄然取代宗教动机，以便采取文明的行为；此外，这些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明的工具。但对于大量的未受教育者和受压迫者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成为文明的敌人。只要他们没有发现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一切就相安无事。但是即便我的这本书不出版，他们也肯定会发现这一点。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科学思维的结果，但是科学思维使人发生的变化却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这些大众对文明的敌意是否会转向他们在女监工身上发现的弱点呢？如果你觉得不应该杀害邻居的唯一理由是上帝禁止你这么做，而且上帝会在今生或来生因此对你严加惩罚，那么当你得知上帝不存在了，而且你不再需要惧怕他的惩罚，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的邻居，这时唯一能阻止你这样做的就是世俗的力量。因此，要么对这些危险的大众必须进行非常严厉的镇压，同时非常谨慎地避免让他们接触任何智性苏醒的机会，或者必须对文明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修改。

[17][参见《压抑、症状与焦虑》（1926d）第二章结尾的一些论述，标准版，第20卷，第95—96页。]

[18][弗洛伊德曾在论文《战争与死亡》（1915b）的第一部分探讨过“文化的易感性”的本质，标准版，第14卷，第283页。]

[19][戴顿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1925年，一位教自然课的教师因为讲授“人类是低等动物的后代”而违反州法律，并遭到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