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

在《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c）中，我极少关注宗教情感最深的根源；相反，我更关心普通人通过宗教所理解的东西——即由教条与诺言构成的体系：它一方面以令人羡慕的完整性向人揭示世界的谜底；另一方面，它又让人确信，关怀备至的上帝会注视他的生活，并为他在现世所受的挫折，于来生补偿他。除非普通人把上帝当作备受尊崇的父亲，否则他就无法想象出上帝的形象。只有上帝这样的存在才能理解人类孩子的需要，才能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也才能因为他们的忏悔而感到欣慰。这一切显然都是幼稚的，与现实格格不入，以至于任何博爱之人，在想到大多数世人永远无法超脱这种人生观时都会感到痛苦。更令人感到羞辱的是，尽管今天活着的许多人发现这种宗教是无法维护的，他们仍然进行一系列可怜的防卫行动，试图寸土必争地守护它。人们乐于加入信徒的行列中，以便应对某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认为自己可以用非人的、模糊的、抽象的原理来取代宗教，从而拯救上帝，而信奉宗教的人则警告这些哲学家：“你们不能亵渎我主上帝的名义！”如果过去某些伟人曾如此行事，我们也不应受到吸引去效仿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为何被迫这样做。

让我们回到普通人及其宗教上来——这是唯一应当被称为宗教的宗教。我们首先想到了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歌德在论及宗教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时所说的名言：

拥有科学与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

但是对于那些两者都不拥有的人，

那就让他拥有宗教吧！^[16]

这句名言一方面将宗教和人类两大最高的成就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又宣称，在生活价值方面，这些成就和宗教可以互相指代、互相替换。如果我们要剥夺既没有科学又没有艺术的普通人的宗教，我们就显然失去了诗人的权威支持。我们将选择一条特殊的道路，以便更好地理解歌德的那句名言。在我们看来，生活过于艰难，它给我们带来过多的痛苦、失望和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种生活，我们只能采用缓和的方法。正如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告诉我们的：“倘若没有外来的帮助，我们就无法生活。”^[17]或许有三种这样的缓和方法：大幅度地转移注意力（powerful deflections），这会使我们对自己的痛苦不以为然；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s），这可以减少痛苦；迷醉物（intoxicating substances），这可以使我们丧失对痛苦的敏感。这些方法是不可或缺的。^[18]伏尔泰在《老实人》（Candide）的结尾中建议人们料理园艺，这样写就说明他想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科学活动也属于这类转移。艺术等事物所提供的替代性满足是与现实形成对立的幻想，但它们在心理上行之有效，这是因为想象在心理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迷醉物影响我们的身体，改变了它的化学构成。在这一系列方法中，很难找到宗教的定位。我们的眼光必须超出这个范围。

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无数遍了，但我们从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答案。有些提问者补充说，如果生活终究是没有目的的，那么生活对他们而言便失去了所有价值。但是，这种威胁什么也改变不了。相反，似乎人们有权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似乎来自人类自大的品性，而我们已经熟悉了这种品性的许多其他表现形式。没有人谈论动物的生活目的，除非有人或许认为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服务。但是，这种观点也不牢固，因为除了可供人类进行描述、归类和研究以外，许多动物对人类毫无用处；而且许多种类的动物甚至连这种用途都没有，因为早在人类发现之前，它们就已经生存过并且灭绝了。这再次说明，只有宗教才能回答有关生活目的的问题。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人生有目的，这种观点随宗教制度而兴衰。

因此，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点的问题——人们的行为体现了什么样的生活目的和意图。他们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希望从中实现什么愿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确定无疑：人们追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狭义的“幸福”只与后者有关。人的目的具有两分性，与此相一致，人的活动也向两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哪个目的是他试图实现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

众所周知，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器官的活动。它的功效毋庸置疑，但它的意图与整个世界（微观的和宏观的）相矛盾。它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所有的宇宙规则都与它矛盾。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创世”计划中不包括人类应该享有的“幸福”。最严格意义上的幸福产生于那些受到高度压抑的需要的满足（最好是突然的满足），而且在本质上，这种幸福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渴望的任何状况得以延续时，它就只能产生平和的满足感。我们天性如此，强烈的享受只能在对比中获得，而无法在某一事物的状态中获得。^[19]因此，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的本性限制了。对不幸的体验则容易得多。我们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首先，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而且，如果没有疼痛和焦虑这些警告信号，我们的身体甚至都无法运作；其次，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最后，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任何痛苦相比，这最后一方面的痛苦也许最剧烈。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一种无端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他痛苦一样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在这些可能的痛苦的压力下，难怪人们会有以下的表现：人们习惯于降低对幸福的要求，正如快乐原则本身在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时，实际上也变成了更加节制的现实原则；人们仅仅因为脱离了不幸或结束了苦难，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一般而言，避免痛苦的任务迫使获得快乐的任务退居次席。我们的思考表明，人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途径来完成追求幸福的任务；所有这些途径都已受到各种世俗思潮的推荐，并被人们付诸实践。不受限制地满足一切需要，这是最诱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意味着享乐在先，谨慎在后，而这样做很快就会自讨苦吃。根据关注的不快乐根源的不同，以避免不快乐为主要目的的其他方式也有所差异。这些方式中有些是极端的，有些是适度的；有些是片面的，有些则同时从几个角度来解决问题。为摆脱人际关系可能对人产生的痛苦，最容易采取的保护措施就是主动与人隔绝，使自己远离他人。众所周知，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的是宁静的幸福。如果想独自抵抗可怕的外部世界，那么人们只能通过躲避外部世界来保护自己。的确，还有另一个更好的途径，即成为人类社会的成员，然后借助于科学指导下的技术向自然发起进攻，使它服从人类的意志。于是，个人就与其他所有人一起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但是，消除痛苦最有趣的方式是那些似乎能影响我们自己肌体的方式。最终的分析表明，所有痛苦都只是感觉；只有当我们感觉到痛苦时，它才存在，而只是由于我们的肌体受到了某种调节，我们才能感觉到痛苦。

在这些能影响人的方法中，最原始、最有效的是化学方法——迷醉作用。我认为没人能充分认识它的机制，但事实上，当一些异体物质进入人体血液或组织，它们就会直接产生快感；而且它们能有效改变那些控制我们感觉力的条件，以至于我们无法接收不快的神经刺激。这两种影响不仅同时出现，而且紧密相关。但是，在我们体内的化学结构中，肯定也存在着具有相似影响的物质，因为我们知道，至少在一种病理状态，即躁狂症（mania）中，即使不施用任何迷醉药物，病人也会出现相似的迷醉状况。除此之外，我们正常的心理生活也表现出在相对容易释放的快乐与相对难以释放的快乐之间的波动；伴随这种波动出现的，是不快之可接收程度的减少或增加。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心理过程中的这种中毒情况至今尚未得到科学的检验。在追求幸福的奋斗和远离痛苦的努力中，迷醉介质的作用得到人们的大加赞赏，被认为是一种益处，因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种族都在他们力比多的经济利用（economics of the libido）中给予它稳定的地位。我们不仅要感谢这种媒介使我们立刻感到快乐，而且感谢它给予我们渴望得到的脱离外部世界的独立感。因为人们知道，在这种“忘忧物”（drowner of cares）的帮助下，人们可以随时躲避现实压力，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避难所，获得更好的感觉。众所周知，正是迷醉物的这一属性也决定了它们的危险和伤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导致了大量能量被无益地耗费，而这些能量本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命运。

但是，我们心理器官之结构复杂，让它能承担所有其他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拒绝满足我们的需要，它就会让我们感到剧烈的痛苦。因此，人们可能希望通过影响本能冲动来摆脱一部分痛苦。这一类抵御痛苦的方式不再施加于感觉器官；它试图控制我们的需要的内在根源。这种方式的极端形式就是通过扼杀本能而产生的，东方世俗智慧就这样规定，瑜伽术也这样实践。如果这种方式成功了，实际上主体也就放弃了所有其他活动——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活；通过这一途径，他再次仅仅获得了宁静的幸福。当我们目的相对适中，而且当它只试图控制我们的本能生活时，我们就采用同样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控制的部分服从了现实原则的高级心理机制。这里，满足的目的根本没有被放弃；但人们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可以免受痛苦的侵袭，因为当本能处于依赖状况时，正如本能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一样，人们的不满足感就不会太痛苦。另一方面，享乐的可能性也就不可否认地被减少了。满足不受自我驯服的狂野本能冲动可以产生幸福感，这种感觉绝对比通过满足受到自我驯服的本能所产生的幸福感更强烈。在这里，我们也就简洁地解释了反常本能（perverse instincts）的不可抵抗性，也许还有禁忌物普遍具有的吸引力。

防止痛苦的另一种技巧就是利用力比多移置（displacements of libido），我们的心理器官允许进行这种移置。通过这种移置，心理器官的功能就能在灵活性方面获得极大的增强。现在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改变本能的目的，使它们不再遭遇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在这一点上，本能的升华（sublimation of the instincts）起到了辅助作用。如果人们能大量增加从心理活动和智性活动的根源中产生的快乐，他们就能得到最大的收获。如能这样，命运对人也几乎无能为力。艺术家在创作和表达幻想的过程中得到快乐，科学家在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的过程中感到快乐。这类满足有一种特殊的属性，我们总有一天将能用元心理学的（metapsychological）语言来揭示它的特点。目前，我们只能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说明，这样的满足似乎“更美好、更高级”。但是，与原始的、初级的本能冲动获得的满足相比，它的强度就显得微弱了；它不能对我们的生理存在产生震撼作用。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它不能被人们普遍利用，只有一些人能利用它。它设定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人们必须具有特殊的性格和天赋；而从任何实际的程度看，这些条件远远不是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即使对那些的确具有这些条件的少数人而言，这种方法也不能彻底保护他们免受痛苦的折磨。在命运射出的箭雨中，它无法打造不可穿透的盔甲，而当痛苦的根源就在自身时，它通常就失去了功效。^[20]

尽管这种方法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意图，即让人们通过内部、心理过程寻求满足，来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但下一种过程则更强烈地体现了这些特征。在这种过程中，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满足来自于幻想。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来干涉享受。产生幻想的领域是想象的生活；当现实感开始出现时，这个领域明显被豁免了现实检验，以便特别用来满足难以实现的希望。在这些通过幻想来实现的满足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对艺术作品的欣赏——通过艺术家的活动，即使是那些自己没有创作才能的人都能进行这种欣赏。^[21]那些受艺术浸染的人，无法把艺术拔高到作为快乐的根源和生活的安慰。艺术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轻度麻醉作用仅能使我们暂时摆脱生计需要带来的压力，其强度还不足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痛苦。

另一种方法的运作更有力和彻底。它将现实当作唯一的敌人，当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令人不可容忍的事物；所以，如果人们想得到幸福，就必须打破与现实的一切联系。隐士可以退避红尘，与世界毫无瓜葛。但是，人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还可以试图重新创造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来代替旧世界。在新世界，原有世界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特征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人们希望的特征。但是，如果人们极端蔑视现实，踏上这条寻求幸福的道路，那么无论是谁，他都必定没有收获。对他而言，现实太强大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无法找到帮助他实现妄想的人。但可以断言的是，我们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使我们在某个方面类似患妄想狂，因为我们通过建构希望的行为来纠正现实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某个方面，并将这种幻想导入现实。这种情况的一个特别重要之处在于：许多具有共同点的人都想通过妄想式的现实再造，来获取幸福的确定性，使自己免受痛苦。人类各种宗教都应该被归入这类大众妄想。毋庸赘言，心存妄想的人是永远不会这样来认识妄想的。

我认为，我还没有完全列举出人们努力争取幸福和避免痛苦的所有办法；我也知道，本来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整理论证材料。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及的方法——并不是因为我把它忘记了，而是因为它将有另文阐述。而且，在所有生活艺术的技巧中，我怎么可能忘记这种技巧呢？它把各种相异的特征以非常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所以很引人注目。它当然也试图使主体独立于命运（这是最好的称呼），为了这个目的，它把满足定位于内部的心理过程中。在这样做时，它利用了力比多的移置性（displaceability），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过论述。但是它并不脱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地依附那些属于外部世界的对象，并且通过与这些对象的情感联系获得幸福。这种技巧也不满足于仅仅试图避免不快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厌倦性顺从的目标；这种技巧不屑一顾地略过这个目标；相反，它坚持初始的狂热奋斗，以便积极地得到幸福的满足。事实上，它也许的确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接近获得幸福的目标。当然，我是在谈论一种以爱作为一切事物中心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爱与被爱中寻找所有的满足。我们所有人都极其自然地具备这种心理态度；爱得以表现自己的形式之一——性爱——使我们非常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快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幸福的模式。我们应该坚持沿着自己首次遭遇幸福的道路去寻找幸福，除此以外，难道还有更自然的做法吗？这种生活方式的弱点显而易见；否则，没人会想到舍弃这条寻求幸福的道路去另辟他径。它的弱点在于，在爱的时候，我们对痛苦的抵御能力比任何时候都弱；而一旦我们失去了所爱的对象或它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最容易感到无比的不幸。但是，这种弱点并不能否定这种建立在爱的价值基础上的生活技巧，也能作为追求幸福的方式。关于这种技巧，我们还可以展开很多。

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继续考虑一个有趣的情形，即生活的幸福主要来自对美的享受，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感官和判断的美——人类的形体美和姿态美、自然物体美和风景美、艺术创作的美，甚至科学创造的美。这种对生活目的所抱有的美学态度几乎无法抗拒痛苦的威胁，但它能弥补很多东西。美的享受有一种独特的轻微迷醉感；美没有明显的用途；在文化方面，它也没有明确的必要性。但是，文明离不开美。美学探讨人们在什么状况下才能感觉到事物的美；但它一直无法解释美的本质和根源，而且，正如常见的情形一样，在响亮而空洞的话语海洋下隐藏着美学的失败。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几乎也没有什么关于美的理论。似乎可以确定的所有内容，就是美来源于性感觉的领域，对美的热爱是最好的例证；它表明了一种目的受到控制的冲动。“美”和“吸引力”^[22]最初都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殖器在视觉上总是令人兴奋的，但它本身几乎从不被认为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体现在某些次要的性特征上。

尽管论述尚不全面，我还是大胆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来总结上述讨论。快乐原则在我们身上强加了获得幸福的计划，但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不过，我们不应该——确切说，也不可能——放弃努力，而是不停地用种种手段来使快乐原则的计划接近实现。为了获得幸福，人们可以采取迥异的道路，我们既可以优先考虑这个目的的积极方面，即获得快乐的目的，也可以优先考虑其消极方面，即避免不幸的目的。采取任何一条道路都无法使我们获得自己渴望得到的一切。幸福（我们承认，狭义上讲它是可以获得的）是有关个体力比多经济利用的问题。不存在对每个人都适用的金箴（Golden Rule）：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以何种特定方式来得到拯救。^[23]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在指导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人能期待从外部世界中得到多少真正的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最后，能感到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世界，使之合乎自己的意愿。在这里——个人的心理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与外部环境无关。喜欢爱欲的人首先关注的是他与其他人的感情关系；喜欢自足的自恋者，会在他内部心理过程中寻找主要的满足；喜欢行动的人永远不会放弃可以一显身手的外部世界。^[24]至于这当中的第二种类型，个人才能的性质以及他所能获得的本能升华的多少，将决定他应该喜好哪些方面。任何走向极端的选择都会受到惩罚，个人会因此面临危险，因为如果个人选择的唯一生活技巧最终不足以奏效，那危险就会随之产生。正如谨慎的商人避免把所有的资本投入一个项目，人生的智慧大概也劝告我们不要在单一的愿望中寄托全部的满足。这个愿望是否能成功还不能确定，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者仅仅取决于心理素质调节自身功能，使之适应环境，再利用环境去获得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具备不利的本能素质，又没有正确经历力比多成分的转变和重组（这是他日后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那他就会发现很难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幸福，特别是当他面临困难任务的时候。最后还有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可以使他获得替代性的满足，即他可以有机会逃进神经疾病的状态——在他依然年轻的时候，通常他就能实现这种逃避。当一个人在晚年发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终究一无所获时，他还能在长期的迷醉所产生的快乐中找到安慰；或者，他可以开始不顾一切地试图在精神变态中进行反叛。^[25]

宗教限制了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因为它不加区分地强迫所有人接受它自己的那条获得幸福、避免痛苦的道路。它的手段就在于贬低生命的价值，在于用幻想的方式歪曲现实世界的图景，即假设有一种灵性的胁迫。以此为代价，宗教通过强制方式将人们固定在心理的幼稚状态中，把他们拖入大众幻想，最终成功地使许多人免受个体精神病的折磨。但是，除此以外，宗教就再没什么作为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许多途径通向人类可获得的幸福，但是，没有哪条可以确定无疑地达到目的地。即便宗教也无法信守诺言。如果信徒最终发现自己必须谈论上帝“深不可测的命令”，他就承认了，在苦海中最终可能得到的安慰和快乐的根源，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如果他对此做好准备，也许本可避开那些弯路。

[16][W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esitzt, hat auch Religion; Wer jene beide nicht besitzt, der habe Religion!]

[17][编者无法找出此处引文的出处。]

[18][在《虔诚的海伦》（Die Fromme Helene）中，威海姆·布什（Wilhelm Busch）在较低的层面上论述了同样的问题：“有顾虑的人也会有白兰地。”]

[19]确切说，歌德警告我们：“没有什么比连续几天的好天气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但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20]当一个人身上没有特殊的气质可以强制性地规定生活兴趣的指向时，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普通专业工作就可以发挥规定指向的作用，伏尔泰明智的建议所指派的就是这种作用。限于本书篇幅短小，这里不可能充分探讨工作在力比多的经济利用中所发挥的重要性。除了重视工作的行为以外，其他生活行为的技巧都无法更好地把个体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人们的工作至少在一部分现实，即人类社会里，给人提供了可靠的立足之地。大量力比多成分，无论是自恋性的、进攻性的，或者甚至是性欲的，都可以被工作转移到专业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人际关系上，工作所提供的这种可能性使它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价值决不逊于它的另一个价值，即它在保存和确证社会存在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专业活动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即如果通过升华，它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喜好和持续的或本质上得到强化的本能冲动――那么专业活动就是一种特殊满足的根源。但是，作为获取快乐的一种途径，工作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人们并不像追求其他满足可能性那样竭力追求工作。大多数人只是在生活必要性的压力下才工作，而且人类对工作抱有的这种天然厌恶感导致了非常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21]参见《心理运作两个原理的表述》（“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1911b），以及我的《导论演讲》（Introductory Lectures）中的第23篇演讲（1916―1917）。

[22][德语中“Reiz”一词既可以表示“刺激”，也可以表示“魅力”或“吸引力”。弗洛伊德曾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d）初版中对同样的语句进行过论述（标准版，第7卷，第209页），另外，相关的论述也出现在1915年再版中所增加的脚注中，出处同上，第156页。]

[23][这句话的典故出自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句话：“在我的国度里，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拯救。”本书出版前不久，弗洛伊德曾在《非专业分析》（Lay Analysis，1926e，标准版，第20卷，第236页。）中引用过这句话。]

[24][弗洛伊德在《力比多的类型》（“Libidinal Types”, 1931a）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这些不同类型的观点。]

[25][1913年增加的脚注] 我感到不得不指出上述论证中出现的至少一处疏漏。任何关于人类幸福可能性的探讨都不应该省略对自恋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关系的考虑。我们需要知道，本质上的自立对于力比多的经济利用具有何种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