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五章
现在让我们接上之前讨论的思路。[11]宗教观念的心理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将它置于什么标题下进行分类?这个问题无法轻易作答。在否定了一些主张后,我们将站在如下的立场。宗教观念是关于外在(或内在)现实的教义和主张,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他们自己没有发现的事物,而又要求他们相信这些事物。由于它们提供给我们生活中最重要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信息,所以它们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任何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人是非常无知的,而任何对它们有所了解的人却会认为自己很富足。
当然,这种说教适用于世上的万事万物,学校里每一节课都充满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以地理课为例。我们学到,康斯坦茨镇位于博登湖边。[12]有一首学生歌曲补充说明:“如果你不信,就去看一看。”我碰巧去过那儿,能够确定那座可爱的小镇就座落于宽阔湖面的岸边,住在那附近的人都称它为博登湖;我现在非常确信这一地理概念的正确性。由此我联想到另一次非常值得注意的经历。当时,我已经是一名成年人,当我第一次站在雅典卫城的山上,立于神庙的废墟之间,向远处看着蓝色的大海,我既惊讶又高兴。这似乎是说:“那么这的确是真实的,正如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一样!”如果我现在也会如此惊讶,那么我当时从所耳闻的真理中获得的信仰是多么浅薄和微弱啊!但我并不想过多地强调这一经历的意义,因为我的惊讶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它具有一种纯主观的性质,并且与地点的独有特征有关。[13]
那么,所有像这样的教义都要求人们相信其内容,但又无不为其要求提供立场。经过以观察、当然还有推论为基础的更长期的思考过程,它们被当作概括的结果推出来。如果有人想亲历探索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收既定结果,那么相关教义就会告诉他如何去开始探索。另外,当知识来源并非不言而喻时,正如地理学论断的情形那样,我们总是能得到它们所传达的额外的知识来源。例如,地球是圆形的,证明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傅科摆实验[14]、地平线的运转状态和环球航行的可能性。正如相关的人都能认识到,由于不可能让每个学童都进行环球航行,所以我们要满足于相信学校所教的知识;但我们知道,借助个人努力去获得明证的途径仍然畅通。
让我们将同样的实验用于宗教教义。当我们问及凭什么要让人相信教义时,我们会有三种很不协调的答案。首先,这些教义之所以值得相信,是因为我们最初的祖先相信它们;其次,我们掌握着从同样古老时期流传下来的证据;再次,质疑它们的真伪是被禁止的。从前若有人做出这样放肆的行为,他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即使在今天,社会也会对试图提出疑问的行为另眼相看。
以上的第三点必定会引起我们强烈的怀疑。毕竟,像这样的禁止只会有一个原因——即社会已经意识到,它代表宗教教义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安全的。否则,它必定会准备必要的资料来提供给那些想要获得确信的人。既然如此,当我们继续检验另外两个证据立场时,我们就会带有一种无法减轻的怀疑感。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相信,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但我们的祖先比现代人要更无知。他们所相信的事物在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接受,而宗教教义或许也属于这类事物。他们留给我们的证据是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而这些记录本身也有很多不可信的痕迹。它们充斥着矛盾、修改和歪曲,当他们提到事实的确认时,自己都无法确定。即使断定它们的书写,甚至只有它们的内容起源于神圣的启示,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一诊断本身就是教义之一,其真实性也有待检验,而且任何命题都不能成为其自身的证据。
因而,我们就得出了唯一结论,即在我们的文化财富所提供的所有信息中,有一些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的任务是解决宇宙中的谜团,并使我们忍受生活的痛苦——正是这些因素才最少被验证。如果没有见到明确的证据,我们不愿去接收那些与己无关的事物,例如,鲸鱼到底是胎生还是卵生。
这些事态本身是一种很明显的心理问题。我认为不可能证明宗教教义的真实性,但我不想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新见解。毫无疑问,留给我们这些遗产的祖先们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怀有和我们一样的疑惑,但强加于他们的压力使他们不敢提出异议。此后,无数人被相似的疑惑困扰,而又努力地抑制它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相信:许多杰出的智者在这种冲突中变得颓废,而许多人试图借助妥协来寻找出路,却因此深受其害。
如果人们所提出的所有证明宗教教义的证据都源于过去,那么我们可以十分自然地观察周围,看看现在是否可能提供这样的证据,因为我们对现在更容易形成判断。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成功地解决哪怕一小部分关于宗教体系的疑惑,那么它的整个体系的可信度就会增加。唯心论者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与我们不约而同:他们确信人类灵魂的存在,并且毫不怀疑地试图向我们说明这一宗教教义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他们无法成功反驳下列事实,即他们的灵魂的出现和表述仅仅是自己精神活动的产物。他们招来了最伟大的人物和最著名的思想家的灵魂,但由此得到的所有意见和信息都非常愚蠢,毫无意义到极点,以至于人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值得信奉的内容,但这些灵魂却能继续影响那些唤醒它们的后人。
我现在必须提到人们为躲避问题而做过的两种尝试——它们都让人觉得是拼命的努力。其中一种是古老的尝试,具有暴力的性质,另一种是微妙的和现代的。第一种是早期教父的“因为荒谬才信仰”(Credo quia absurdum)。[15]这种观点主张,宗教教义存在于理性的管辖外,即高于理性。它们的真理必定在内心才能得到领会,并且不需要理解。但是这种信仰只有作为自我坦白才具有意义。作为权威性的声明,它毫无约束力。我是否被迫去相信每一条谬论呢?如果不必,那么为什么有这一特别的要求呢?我们不需要上诉到理性之上的法庭。如果宗教教义的真实性依赖于能够证实其真实的内在体验,那么,人们该如何对待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呢?人们可能会要求每个人运用他所拥有的理性天赋,但在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动机的基础上,人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尽这种义务。如果一个人从深深感动他的狂喜状态中坚定地确信了宗教教义的真实性,那么这点对他人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种尝试是通过“仿佛”哲学来进行的,这种观点断言,我们的思想行为包括许多无根据的假设,而我们完全意识到它们是荒谬和无根据的。它们被称为“虚构”,但是由于种种实际因素,我们不得不表现得“仿佛”相信这些虚构。宗教教义就是一例,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维系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16]这种论证思路很接近“因为荒谬而相信”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只有哲学家才会提出“仿佛”论断的要求。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受过哲学理论的影响,那他永远也不会接受哲学;在这种人的观念中,如果他承认了某事是荒谬或与理性相悖的,那就无需再谈下去了。在他处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时,绝不可能抛弃日常行为中必须依赖的各种保障。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他在早年就显示出一种特别显著的实事求是的品质。当孩子们在听一个童话故事且十分入迷时,我的这个孩子会走上来问:“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他被告知这并不真实时,他会带着鄙夷的神色转身离去。我们可以期待,人们不久将会对宗教的童话内容采取同样的态度,尽管有人还会继续鼓吹“仿佛”哲学。
但是,目前他们依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行事;从前,宗教观念尽管无疑缺乏真实性,但它仍能对人类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心理学问题。我们必须追问,这些教义的内在力量存在于何处?是什么产生了它们的效应?尽管这种效应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识。
[11][从第三章结尾开始。]
[12][我们所说的康斯坦湖在德语中被称为Bodensee。]
[13][这发生在1904年,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年近五十。在本书(1936a)出版十年以后,他在一封写给罗曼·罗兰的公开信中详细讲述了这个事件。]
[14][傅科(J.B.L.Foucault,1819—1868)于1851年通过钟摆方式表明了地球的绕日运动。]
[15][“因为荒谬,我才信仰。”这句话出自基督教雄辩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6]如果我把崇尚“仿佛”的哲学家当作下列观点的代表,我希望不会对他有失公允。这种观点对其他思想家而言并不陌生:“我们不仅把单纯的无动于衷的理论工作视为虚构事物,也把那些产生于最高尚的观念的概念建构也当作虚构。人类最高尚的一部分人依附于这些建构,而且他们也不允许自己失去这些建构。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要从他们手里剥夺这些——因为当它们作为实用的虚构时,我们对它们不加侵犯,它们只是最为理论真理时才会消亡。”汉斯·韦辛格(Hans Vaihinger),1922年,第68页。[奥格登(C.K.Ogden)英译,1924年,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