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让我给你的相片上点色儿

第二篇 让我给你的相片上点色儿

艳了起来
想象的风景在未来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对于持续近80年，特色迥异的民间着色来说，1956年是个节点。公私合营大潮过后，上海数量庞大的民间着色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照相馆着色车间整齐划一、标准化着色工人的诞生。1956年

给黑白照片上色，重新勾划出一个绚烂的彩色世界，这是许多人在照相业的黑白年代拥有的梦想。一张家庭着色照片，能给这个家庭的成员带来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呀！一位陌生摄影师拍照，另一位同样陌生的着色师根据想象及个人趣味，为一位陌生的顾客添加柔美靓丽的色彩，正是这种相片产生过程中的陌生化效果，给凡俗琐碎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欣喜之情。

特别是那个难得一见的着色师，就是孩童眼中的魔术师。

上海。照相馆的小伙计背着包，赶往弄堂里的几户人家，送去一沓刚刚洗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再取走一沓着色照片。那些散落的个体着色师傅并不是照相馆的正式雇员，他们大多也不是只收一家的活儿，而是四处接活，按质论价，按件取酬。

20世纪上半叶，这是上海世俗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场景。

直到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照相业也不例外，这一场景才告中断。那些民间的着色师傅，大多按要求进入照相企业，列为职工编制，并被警告不得从事个体劳动。

改变了的不只是生产生活方式，那些个人即兴发挥，特色殊异的着色照片，在企业标准化生产诉求过程中不出意外地消失了。不只技术、工艺流程的改变，更有政权更迭后带来的另一种气象。自此，标准化着色一统天下，直至“文革”期间一度被取消。

但1956年是个节点，公私合营大潮过后，上海数量庞大的民间着色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照相馆整齐划一着色车间着色工人的诞生。

资料证实，上海照片着色始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

家庭生活着色照，仕女着色照，戏剧着色照，是色彩斑斓的迷人影像，还是陌生异质的旧文化？
1873-1989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创立的耀华照相馆即开始发行着色仕女照片，市面引为时尚，颇得欢迎。

至20世纪20年代，品芳照相馆开设，遂以拍摄京剧照名闻沪上，备有各式戏装，拍摄、放大，并着色。品芳开设者陆子文本人便擅长着色，馆里较有名气的着色师还有杨穆生、王景寿等。

从早期的水彩着色，到30年代初油彩着色流行，并持续至80年代，最终被彩色照相取代。早期油彩着色，用松节油调和颜料，色泽晦暗，不易干燥，上过美术学校的中国照相馆着色师傅吴壬麟钻研出独门绝技，采用汽油代替松节油调和颜料，着出照片色泽光鲜，又能很快干燥。公私合营以后，他献出了自己先前秘而不宣的看家本领，并被要求在全行业推广。

着色还在继续。60年代油彩着色取代水彩着色，80年代彩色照相取代油彩着色。到1989年，着色照片走上末路。整个上海市仅需7名着色工即可满足市场需求。他们成为沪上照相馆最后的着色师。

家庭生活着色照，仕女着色照，戏剧着色照，是色彩斑斓的迷人影像，还是陌生异质的旧文化？

1953年夏天，上海新艺照相馆摄影师吴天明赶往无锡，为在那里演出的梅剧团梅

梅兰芳：一个人的戏曲相片摄影史。梅先生着色着笔细腻，敷色淡雅。1953年

兰芳先生拍照。这年秋天，吴天明又赶往上海思南路87号梅兰芳家中拜访他。这一次，他们谈了大约三个小时，主要是戏剧摄影问题。吴天明感叹，梅先生不但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更有着深厚的摄影艺术修养；在摄影的审美观点上，远远胜过有数十年照相经验的技师。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的剧照中，《穆柯寨》、《金山寺》、《贵妃》、《别姬》、《洛神》皆为吴天明拍摄。

后来，梅兰芳撰写《戏曲照像》专文，论及我国戏曲照相的历史，点评身边前辈、名家的戏曲照得失。经其点评的名家相片就有：

谭鑫培先生的《南天门》、《汾河湾》、《定军山》，

谭鑫培先生与杨小楼先生合摄的《阳平关》，

俞菊笙先生《长坂坡》中的“问名”，

俞菊笙先生与陈德霖先生《长坂坡》中的“掩井”，

钱金福先生在《雁门关》中扮演的韩昌、王楞仙先生扮演的杨八郎，

王楞仙先生《牡丹亭》中的“拾画”，

何九（桂山）先生的《火判》，

余叔岩先生的《洗浮山》，

许德义先生的《金沙滩》，

杨小楼先生的《青石山》、《长坂坡》、《莲花湖》，

朱文英、张淇林合照的《盗仙草》，

周信芳的《义责王魁》、《战长沙》、《斩经堂》。

梅兰芳先生除了拍摄戏剧照外，自己也躬身实践，相机、胶片等花了不少银两。根据经验，梅先生还总结出剧院现场照相“六忌”：

1，忌正像偏照。2，忌侧像正照。3，忌照未完成的亮相。4，忌仰镜头。5，忌照开口音。6，忌照不合节奏的相。

不过，梅先生也承认，公开演出和照相是有矛盾的。

除了对戏曲照片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外，梅兰芳先生还亲自为照片着色。许源来先生回忆抗战八年中的梅兰芳：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了一张照片请他着色，这本是一时兴到游戏之作，可是他着笔细腻，敷色淡雅，绝不是一般喜用大红大绿，专事色彩堆砌的俗手所能企及的。看见的人都说：“这哪儿是照片，简直成了一幅绝妙的仕女图了。”此后就有好多朋友拿照片请他着色，画了差不多大约有二三十张。

这些摄影图片经由上海市新华书店、中百上海站、文具店运销全国，再分发各地书报摊和流动小贩沿街销售，最终得以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与那些家庭照对应，遥远的海上繁华梦。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类图片盛极。1961年，在上海照相业中，摄影图片的年营业额与利润分别占到总数三分之一与四分之一。

设想一下，那些眼界与生活同样困顿的人们，看到偶尔流落到荒僻内地、来自上海的摄影图片所传播的生活方式及制造的幻想，会有何等的震颤，还有茫然，这一切到底会在多少人的心中播下希望或绝望的种子，恐怕已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渴望的群体数量庞大。

半个世纪过后，那些出现在中原乡村拆迁现场的“上海光荣摄影图片社”图片，居然顽强地泛着奇异的光亮，乍一现，被人惊为奇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气定神闲，穿越时空，似对来者投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淡淡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