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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16：黑白照相式微，以此为基础的花色
照相自然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消亡的还有一种图片呈现类型，那就是花色照相。照相馆，或者一些单位、家庭暗房在印相时，将人像套印放在预先设计好的各种图案之中。黑纸，掏空，负像穿越其间，投在相纸上，调焦、曝光、显影、定影、水洗、放大即可。有人将相纸裁成书签、邮票、明信片模样，印上头像，还有人制作起幻影照、分身照，如鲁迅先生在《论照相之类》中描述的“二我图”等等。
在上海，20世纪初期，赫赫有名的宝记照相馆便有此服务项目。《上海饮食服务业志》（2006年版）记述显示，20世纪70年代是花色照相的鼎盛时期，在上海，照相业的花色照相多达百余种。今之如若把这百余品种搜集全了，做类型分析，与那一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景观对照阅读，也不失为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
与那些被反复提及的政治影像，或所谓摄影名家的代表作不同，这些传播数量巨大的民间影像，却被当作了历史的边角料，不入正史，很少进入所谓摄影文化研究的视野。
有关花色照相的消亡，与80年代中期彩色摄影的兴起密切相关。这种手工制作，试图突破黑白图片审美边界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被快捷而又眼花缭乱的彩色照片取代。1989年，上海市黑白照相营业额仅占总营业额的4.6%。
黑白照相式微，以此为基础的花色照相自然摆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家庭相册，很多时候就是家庭图像的宣传册。或显，或隐。不要把寻找世俗社会真相的企图，寄托在这本主观色彩很浓的册子上。它既不客观，又不公正。很多时候，这根本就是两套互不相干的说辞。但对于历史观察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同于文字记述的、令人着迷的特殊材料。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写在相片的背面
家庭相册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苏珊·桑塔格在《形象世界》一文中，列举、研究过小说家对摄影的描述与认知，她参看的文献还包括日记、回忆录等等。时间跨度从摄影术发明不久的1850年到1973年。涉及的作家包括德拉克洛瓦、纳达尔、巴尔扎克、哈代、科克托、J.G.巴拉德、麦尔维尔等。桑塔格还研究了普鲁斯特对照片的轻蔑态度，认为他误解了照片为何物：“它们不是记忆的工具，也不是记忆的发明或替代。”桑塔格还提到纳博科夫在《斩首的邀请》（1938）中，称呼照片这种典型的人工制品的方式—“对时间之工的戏仿”，也是对摄影之工艺的戏仿。
直到2012年，我们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等，当然也包括影像学者，并没有原谅20世纪下半叶绝大部分时间内出现的那些跟风且粗陋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通过阅读细心地捕捉那里的时代气息，与对摄影的认知、描述。他们还沉浸在努力忘却过去的非学术态度中，对这些作品视而不见。这是件不幸的事—无论对于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学家，还是今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家庭照片，往往没有任何可供解读的文字信息。虽然可以根据图像本身来分析，但那些诸多与此类相片相关的未知信息，仅仅靠猜度还是难以满足人们无尽的打探欲望。文化研究专家的话值得关注。美国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写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面对那些沉默寡言的家庭相册和来路不明的私人照片，阅读同一时期的小说，当然还有日记、回忆录，甚至个人传记等等，都不失为解释这类影像文化的途径。正如彼得·盖伊所盛赞的那样：“小说家，他们超凡的想象力做到了社会科学家做不到的事情。”这里的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等。理解影像文化，除了了解政治史、物质史、风尚史、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解放程度，阅读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看来小说课也必不可少。开个书单，一一研读，从同情地理解开始吧！
写在相片的背面
家庭相册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没有任何家庭照片能成功地营造纯粹情感的港湾。当代美国知名摄影家阿伦·塞库拉(Allan Sekula)论及档案照片时说：“纵是情感写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家庭照片，也触及到一个几乎不被承认的情感地带，因为他们关系到权力、主宰和控制的美学。”
依照塞库拉的观点，那些脱离了主人，被其他人收集起来的家庭照片，由于缺乏相应的文本跟随，即使有，也不会作为新的阐释的依据，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视觉均等关系，其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简约成了“纯粹视觉的”关注。也就是说，当照片被不加批判地当作历史文献推出时，它们就变成了审美对象。另一个问题是，这些照片不可避免地会被不同的原则、话语、“特色”所挪用。
写在相片的背面
家庭相册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本书写作即将结束之时，偶然翻阅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一书。
普鲁斯特认为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以作者生平资料和家族史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把自然史方法致用于精神领域。不理解作者的自我只能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创造全在艺术家的主观方面，倘若艺术家不依赖‘非理性’或‘直觉’以及诗意的印象或想象的真实，任何有价值的作品都无缘面世，而个人才智及其趣味无法完成艺术创造。”
读罢这些，突然对自己写下的、关于相片的文字产生疑惑。梳理历史，为这些相片寻找纷繁的规定性；书写感言，为这些相片提供驳杂的解读可能，真能接近那些相片产生的真相吗，更别说各式各样作者的心绪了。问题是，那些无名相片的无名作者，甚至相片上的芸芸众生，都不是艺术家，而是像我一样的凡夫俗子：形容表象与内心世界之间保持分离是一种常态。而试图探讨这二者之间距离的努力，看起来多少有些唐突，甚至冒险。
我用心之处，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