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啊哈，我在你身边

第七篇 啊哈，我在你身边

一类私人照片。
影像文化第一阶段的人典型的视觉趣味。
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旁观者。
苏珊·桑塔格。
1973年

1973年，苏珊·桑塔格在中国大陆旅行。在官方精心安排的旅行线路上，她敏锐地观察到，除了大批量生产的伟大领袖、革命庸常文艺作品和文化瑰宝摄影图像外，还可以经常见到“一类私人照片”—挂在墙上，贴在梳妆台，或者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的亲人照片。接待方没有安排她随意走入普通中国家庭，去交谈并翻阅那些丝绸锦缎包裹的家庭相册，不然，她也会详细地列举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些家庭聚会相片，或旅行快照，在苏珊·桑塔格看来，是处于影像文化第一阶段的人典型的视觉趣味：没有一张是抓拍的照片，全部摆布而成。她从文化上寻找根源，认为这或许部分因为某种关于举止和形象得体的古老习俗所造成的。显然，她看到了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人行为特征，包括摄影术传入以后对国民照相姿态的影响，但她没有提及现实因素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规制。而这二者的奇妙联姻，恰恰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人拍照姿势的典型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影像，形象没有分层，所有的形象都彼此强化和重复。
苏珊·桑塔格。
1977年

在1977年写下的文字中，苏珊·桑塔格称，在中国，照相永远是一种仪式，总是需要摆姿势，并一定要得到别人许可。她认为，这当然不是摄影文化的良好举止。她把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拍照行为，称作“中国人表演的那个基本仪式”。

苏珊·桑塔格关注的天安门广场拍照行为，当年盛况空前。最盛时期，仅仅新大北照相馆一家，每日接待顾客就多达16000多人，年服务量达130多万人次以上。1966年和1967年，来自全国各地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来到天安门广场。大北照相馆原设在天安门前的七八个摄影点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北京市紧急动员全市有小照相机的照相馆到天安门摆摊设点，但仍无法解决供需矛盾。

尔后，商业部从天津、上海、江苏等地又紧急调来照相服务业同行60多人，支援大北天安门广场照相部，专门为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服务。纵然如此，还是一照难求。

1977年，苏珊·桑塔格写下这些文字时，手头那份中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18页英文小册子，为她考察中国人的影像观念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她敏锐地看到了彼时的中国，一切形式的表达，包括形象，都被加上最严厉的限制。摄影的用途也被限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影像，形象没有分层，所有的形象都彼此强化和重复。而持续使用这类照片，又说明了国民对摄影形象和拍照意味的理解多么菲薄。

苏珊·桑塔格的这一判断虽然不是建立在大量文献、档案及官方文件分析基础上，而是基于直感，但也算真知灼见吧。

197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