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清晰暧昧的背景

第八篇 清晰暧昧的背景

有关部门认定，如不迅速制止此类现象，不仅破坏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扰乱市场管理，而且腐蚀青少年和广大读者的灵魂，严重地冲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破坏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延续了先前对民间图像的管理方式。
1980年

但1980年6月间的一纸“报告”，还是延续了先前对民间图像的管理方式。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一时期，在一些大中城市和县城村镇的集市上，不少商贩到处兜售黄色低级的歌片、唱片、录音带和奇形怪状的电影明星和戏剧演员照片，有的贩卖财神、门神、灶马等木版旧年画，以及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的“指纹判定性格”、“生男育女表”和宣称算命不求人的“百终经”等，他们靠这些图像商品“骗取钱财，腐蚀群众”。

报告还列举，一些从事投机倒把的人，高价贩卖低级庸俗的年画、年历画等。

可以看出，这一报告中列举的现象与“文革”之前并无二致。

有关部门认定，如不迅速制止此类现象，不仅破坏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扰乱市场管理，而且腐蚀青少年和广大读者的灵魂，严重地冲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破坏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这份报告再次强调“凡出售、出租和翻印业经取缔的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画册、图片的，按国家法律和有关治安管理的规定处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印制、出售外国或港台电影明星、演员照片或画片。国内演员照片和歌曲照片，未经批准也不得印刷和出售。”

1980年6月10日，这份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财政部、轻工业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呈送国务院的报告，其规格之高、牵涉部门之多，在1949年之后的民间图像规制历史上皆闻所未闻，对于一段时期内民间图像形态的影响也不言而喻。

遥不可及的享乐，陌生异质、不食人间烟火的容颜，与放浪不羁的体态，除了因对比强烈而产生的距离，甚至造就的威压外，那些高悬美人照的家庭，和它寒酸主人的心灵似乎并没有因之而得以美化，反过头来，这里倒是无意间搭建出了一个时空错置的荒诞场景。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些悬挂在街头店铺、印着靓丽美女头像照片的挂历（包括年历等）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因标注年月日而具有实用功能，故被当作“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这些招摇过市，进而登堂入室的美人们又被要求肩负着匪夷所思的“宣传品”职能。

有关这些美人图片内容不健康，包括姿态不健康的指责，势必引起文化主管机构的关注，并采取措施。1981年3月26日，吉林省出版局曾提出控制挂历、年历的印制，主要因由便是与上述“不健康”有关，加之一些印制机构为了赢利，采取“给折扣”、“酬劳金”等办法，动员本单位干部、职工推销等措施，这都对干部、群众起了“腐蚀作用”。这一年的9月29日，北京市政府批转相似报告，其间也列举了出现在北京市面上的情况：“有些年画、年历、挂历、年历卡的内容极不健康，低级庸俗，印刷质量也粗制滥造，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些单位把赠送包括美人图在内的挂历，当作拉关系、走后门的一种手段。为此，这一年的10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刹住国内互赠挂历的不正之风，对于明知故犯的机构，要查明情节，给予纪律处分和一定的经济处罚。

那些勾魂的美人们个个大尺度地暴露着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甚至酮体，这一次，不再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她们注视着怦然心动，而又装作视而不见的人群。

土生土长顽固封建阶级的，外来颓废资产阶级的，与被认定的革命影像，这些贴着标签、色彩各异的图像如此奇特地混搭在一起，这是否预示着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图像春天的到来呢？
1981年

1981年年末，河南卢氏县党校一位教员给新华社写信，反映当地农村由于缺少适合中堂上贴的画屏、条幅，一些农民又贴起了“天地君亲师”等“迷信产品”。来信要求宣传部门多印制一些适合农民中堂上贴的画屏、条幅，以取代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

有关部门反应迅速，但年画创作有一定周期，一时半会儿难以拿出来，适应市场需求，加之临近春节，有关部门把目光停在了既有图片上，要求在春节期间，组织供应毛主席像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机场》摄影图片，供群众张贴。并要求各地书店要把这两种像作为常备品种经常供应。

几乎同一时段内，来自海外，包括港澳台等地的淫画、淫书和其他淫秽物品也显著增加。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1980年从进口的印刷品中，没收淫秽色情印刷品19000多件，比1979年增加4倍之多。有关部门认定，这些东西，低级下流，具有极大的腐蚀性；有的已流散于社会，也有少数人复制牟利，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风尚危害很大。

从北京、天津、上海，到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辽宁、内蒙古等地，这些图像都有流布，并从城镇蔓延到农村。1981年11月15日，教育部、公安部及共青团中央的报告，披露了这一事实。

土生土长顽固封建阶级的，外来颓废资产阶级的，与被认定的革命影像，这些贴着标签、色彩各异的图像如此奇特地混搭在一起，这预示着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图像春天的到来呢？还是新一轮清理的开始？

1981年，社会生活逐渐从百般禁忌中复苏，城市里化装摄影成风，并逐渐流传至偏远乡村。但由于中断多年，先前的服装道具已作为“四旧”被焚毁，一些备受指责、此时仍然噤若寒蝉的老照相师傅不愿再次试水，此时的化装照被年轻一代接替。他们模仿那些刚刚传入的港台明星照片，包装、阐释着自期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此时，新正统遭遇解构，崇高变为滑稽，民间影像的下一幕在不知不觉中开演了。
1981年

在一些城镇、公社照相馆，古装照相已然复苏，但因古装与时兴服装一样缺乏，自制服装便大行其道，戴蛤蟆镜、叼烟卷，着仿制军人服装照片大行其道；剪裁不当的简易西装与同样蹩脚的中山装甚至出现在了同一个照相人的身上。

此时，新正统遭遇解构，崇高变为滑稽，民间影像的下一幕在不知不觉中开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