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13：上海光荣摄影图片厂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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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

1969年6月，上海光荣摄影图片厂撤销。这里生产制作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画片中，那些古典人物国色天香、美态姣妍，建构了多少国人的梦啊！

1981年，朱莉娅·赫尔（Julia Hirsch）在《家庭相片：内容、意义及影响》一书中，论及19世纪中叶以后，摄影室内肖像拍摄的状况。摄影者为了掩饰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向客户提供他们称作“暂离现实”的作品。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评价道：无论这些肖像是绘制的还是拍摄的，他们所记录的并不是社会现实，而是对社会的想象，不是普通的生活，而是特殊的表演。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那些对希望、价值观和心态变化的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提供了无价的证据。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相片承载的家族记忆需要保留多久呢？后辈，真的渴望知晓那些隔了几代的先人，到底长相、做派如何吗？朝代更迭，时移世改，那些陌生的装扮、体态，还有目光，被说成是祖上的陌生人相片，与自己再次相遇时，会不会让后人心存一丝异样的感觉呢？更别说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一直是后人否定，甚至诋毁的对象了。“文革”开始，很多人忙不迭地销毁民国期间的家庭相片，可有难言之隐？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家庭相片是家族记忆的载体。这话听起来既温情脉脉，又理性有加。没有人会否定这样的说法。但很少见到严格依照编年顺序的家庭相册。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1976年10月2日

老妇人临终前，捧着儿子童年时憨态可掬的照片，泪流满面。她断断续续地叙说着，儿子小时候如何可亲可爱，乖巧懂事，转而，又开始厉声诅咒起成年后不孝之子的种种不是。

这样的场景，谁又能说是瞎编乱造呢。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1981年1月京北海公园

压在家庭写字台面玻璃下面的相片，更是呈现出一种特异的景观。展示面往往比挂在墙上的相框要大得多，而观看者大多时候只是写字台前伏案疾书的那个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永不厌倦的观众，每当面对这些熟悉的家人照片时都会兴致勃勃，而不会视若无物。在这里展示相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块玻璃，有时会被透明塑料皮代替。由于折射，熟悉的形象大都怪诞异常，不可理喻。唉！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弘
琼 纲
1971年8月

杭州旅行对页上图 宝石山上对页下图 湖中湖

平湖秋日看双峰插云

不说民国家庭影像，后来的问题就失去参照，虽然二者差异巨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完全走向了对立面。说到民国家庭影像，怎能绕开张爱玲这座高山呢？而张爱玲对民国期间民间影像，包括家庭照片的认知所达到的高度，却远未被后人理解。

罗兰·巴特在分析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时，认为其具有无所不包的思想活动，他甚至认为“从中可以获取一切知识”。同样，阅读张爱玲的小说，也可以触及民国家庭照相业方方面面的知识，当然还有体温。早在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张爱玲便依恃天启般的感触，认知与表述，以上海为中心，用“安稳”、“苍凉”的笔触，完成了中文语境下摄影现代性特征的书写。在她那些年所发表的十几个短篇、几十篇散文及后来陆续发表的作品中，对世俗社会生活中，国人之于摄影的心理、状态、类型与阐释，及对其仓促、易变、临时，而又永恒等现代性特征的描写，无不剖析入微，鞭辟入里。不仅如此，她的这些文字，甚至还可以当作民国摄影知识宝库—甚至摄影史来研究。只是这条线，在20世纪下半叶中断了。张爱玲对摄影的认知、描述，与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对“现代性”的表述非常吻合。波德莱尔写道：“现代性是短暂的、易变的、临时的，它是艺术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对永恒的追求。”

1973年，苏珊·桑塔格在中国看到的是处于影像文化第一阶段的人典型的视觉趣味，如果她与张爱玲相遇，了解一下民国的影像状态，她又会怎样书写自己的所见呢？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1980年9月10日